邓外公传,周恩来(Zhou Enlai)传

  1931——1935年
  邓小平1930年春天到上海的时候,李立三实际上在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且手段相当专横。现在时隔一年,李立三应莫斯科之召,离开了上海,前去解释他的路线失败的原因。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相继对他作了审查,追使他作了两次丢脸的检查,低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在这之前,他却对几位参加审查的官员说,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没有资格领导中国共产党。从而大大激怒了这些人(李立三还在前一年夏天在中国说过忠诚于共产国际是一码事,忠诚于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另一码事,也曾得罪过这些人)。他受到的恶罚是被扣留在苏联,不让他过问任何事。将近十五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无所事事。
  在李立三受审期间,当时很受斯大林器重的米夫来到了上海。他的任务是敦促中国共产党批判立三路线,重新组建新的领导机构,这两项任务他都完成了。1931年1月初,他主持召开了为期一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彻底地批判了立三路线,然后更换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政治局委员。会议听取了总书记向忠发及周恩来和翟秋白检讨工作中的软弱和失误。在新当选的十六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至少有三名年轻人曾在中山大学读过书,是米夫的亲信,其中包括王明,翟秋白被开除出了政治局。
  这些做法导致了新的领导集体和一群老资格的劳工领导人之间的分裂。这些劳工领导人曾抵制过李了三和立三路线,同时也反对党中央自己改组党中央的做法(他们要求召开扩大范围的紧急会议),反对米夫拟定的候选人名单。这些人于1月中旬遭到租界巡埔房的逮捕,后被转交到国民党手中,2月初被枪杀,党内十分怀疑是新领导层中的某个人出卖了他们集会的时间和地点。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起灾变。4月,在周恩来手下负责党中央情报和反情报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逮捕。他显然没有作任何抵抗便供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住址。幸亏共产党在南京的反谍报人员及时向中央通报了顾泄露的机密,否则共产党在上海的大多数高层要员,包括邓小平,都将在劫难逃。后来总书记向忠发5月份被埔,6月被处决。顾的叛变并未挽救他自己的性命,一旦国民党认为他已供出了所有情报,便把他杀掉了。据说,作为报复,在周恩来的命令下,共产党开枪打死了顾的好几名家人。这个说法共产党从未正式否认过。
  向忠发遗留的总书记一职并未补选,但王明和博古先后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即所谓“负责全面工作的同志”。(此处有误。——译注)
  1931年夏未,邓小平从上海来到当时的中央根据地。他的官方传记称他是“经中共中央批准”①去那儿的,这意味着是他先提出了请求,从他本人及共产党的处境来看,他的这一做法是不难理解的。
  邓小平先到达广东省的汕头港,从那乘轮船或汽艇沿涵江进入闽西,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元帅的聂荣臻也曾于1931年底走过这条路线,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条路线是1928年开通的,“许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都走过这条路线,而且所有从香港和上海购买的医疗药品和无线电设备也是经由这条路线运往根据地的。②聂荣臻说,那次他们一行人都身穿长衫,打扮成读书人的模祥,在路上尽可能少地与人说话,以免他们的口音引起怀疑。从汕头海边到福建省界大约需要五天时间。
  到1931年年中的时候,中央根据地已颇具规模。其中心地区包括跨江西、福建两省一万平方英里的山区农村。红军在区内拥有绝对的军事统治,地方政府也通过各区、县苏维埃的形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粮食自给有余,但基本上不存在工业,因此像棉布、药品等工业用品必须通过交易购买。盐也一样。那里的气候夏季干旱炎热,冬春季非常潮湿,经常大雾弥漫,这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反而很有帮助。
  红军向根据地周围地区发动了多次进攻与反攻,但始终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共产党往往在农村地区占有优势,很多村里都建有党支部,而国民党在城镇占更大的优势。一旦交手,红军通常可以击败地主的民团。到了1931年红军的实力已经相当于几个独立旅、师或甚至军,但由于装备太差,因此无力去攻占一些防守坚固的城镇。在邓小平到达根据地数月之后,红军尽管动用了上万兵力发动数次进攻,但未能攻占江西南部重镇赣州、而守城的敌军只有几千人。红军在江西一直没有解决弹药及其他重型武器匮乏的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蒋介石的中央军在1934年向根据地进攻时采用了巩固新占阵地的堡垒主义策略,致使缺乏重武器的红军失利。
  尽管有些时候在程度上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毛泽东1931年在根据地已经是主要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了。在军队中,他是第一方面军的政委和前委书记。当时的第一方面军有三万人,是在同李立三的军事路线进行反复斗争后建立起来的。在党内,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区中央局委员。苏区中央局是党中央为协调所有苏区的前敌委员会和党支部而于1931年设立的(当时仍在上海的周恩来是该局书记)。毛泽东的声望来自于他所取得的成就。赣南和闽西的每一个农民都知道他1929年带领着一支二千人的队伍来到了这个地区。那支队伍缺衣少枪,装备极差。但经过两年半的时间,他已经使这支队伍扩大了二十倍,并在这个地区创立了一个小政权,不再让国民党的县长和地主管事。他让农民参加地方政府,把土地分给很多劳工和佃农。对许多人来说,他就像中国历史上那些反抗地方官僚甚至皇帝的农民领袖一样,是一名英雄。
  邓小平到达根据地后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属中上级职务。以中央委员会的前任秘书长资历来说,他应该可以要求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从另一方面看,上级要他担任这一职务也许是为了应付当时瑞金的危机状况。当时该县有很多干部有问题,民众情绪普遍不满。
  这一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一场武装冲突。1930年底至1931年初的冬天,毛泽东在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支持下,与当地的一批军事领导人和政府领导人在江西中部打了起来。这就是“富田事件”。富田是江西(原文如此。——译注)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当地的红军把这些领导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这些协助被关押的干部越狱的红军随即被开除党籍,后来也全部被逮捕。接着又对他们的支持者进行请洗,可能有几百人被处死,其罪名是加入了AB团,而实际上他们可能是李立三的支持者(毛对埃德加·斯诺这祥形容他们③)。毛泽东在得知李立三失宠后便开始(1930年12月上旬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赣西南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7日,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抓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八个主要领导人。9日,他又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反,同一个团政委刘敌谈话时透露要该军肃AB团。刘敌鼓动独立营包围军部逮捕李韶九以及该军军长等,释放以AB团嫌疑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12日,刘敌、谢汉昌率该军直属队四百余人,乘夜冲向富田,包围江西各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怀疑为AB团而关押审查的二十余人,这就是由肃反扩大化引起的有严重错误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等把红二十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提出了分裂革命队伍的口号,井制造假信以反对毛泽东,犯了进行挑拨离间和分裂活动的严重错误。——译注)对其大加批判。
  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说,邓立即着手“为前一时期蒙受过免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④,但并未说明这些人以前是如何被冤屈的。如果说他们的罪名是“AB团”的成员。那么在远离富田一巨英里、清洗运动已开始九个月之后依然受到这祥的指控就令人费解了。更令人不解的是邓小平作为党内一个较为低级的干部(他当时仍未进中央委员会),而且刚刚到达根据地,竟然敢为被毛泽东本人亲自整肃的人平反。然而没有记录说明当时还发生过(此处与史实不符。——译注)任何其他的政治斗争。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所帮助的这些人的确受到指控是“AB团成员”,而插手帮助他们是因为党中央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前指示他这祥做的。这种解释与当时江西的各种情况都吻合,现在也有材料表明当时在上海对清洗运动的过份严厉发生了争执。
  在瑞金工作了几个月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会昌县委书记,之后又在会、寻、安三个县负责“指导工作”。1932年下半年,他出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他的职位在一步步上升。
  1932年夏天,邓小平第二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金维映也是共产党员。朋友们都叫她阿金。看来她是一个活泼的年轻女子。一年后,她离开了他并和李维汉结了婚,她是三十名参加长征的妇女中的一位,但长征使她健康严重损坏。一、两年后,她被送往莫斯科治病,在那里去世了。
  1933年1月,博古(在王明1931年秋天回莫斯科之后接替他担任了党的实际领导)和洛甫(当时是政论局委员)从上海来到中央根据地,马上开始排挤和惩罚反对他们路线的所有地方领导人,因为他们批评政治局的“前进和进攻路线”。
  《邓小平传略》这祥形容博古、洛甫反对者的观点:
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方配政策。⑤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观点,并且自从他成为共产党的无可争议领袖之后,这些观点一直被奉为是正确的。但博古和洛甫没有指名批判毛泽东,因为他在当地很有威望,也许还因为共产国际要求博古和洛甫要避免公开与他作对。而毛本人也很谨慎。他没有去保护受到点名批判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还公开支持博古和洛甫的某些政策。1933年7月,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春季反蒋介石第四次军事围剿的胜利应归功于党的正确的进攻路线,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坚决地“反对低估革命形势,反对那些要在敌人的(下一次)……围剿之前惊慌逃跑的机会主义分子”。⑥
  邓小平则成为这一运动斗争的目标。4月15日,洛甫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了他,曾在上海与邓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李维汉,5月6日在另一篇文章中号召对他进行“残酷的斗争”。李维汉指责他反对党的“前进和进攻路线”,公然反对进攻大城市和把红军发展到百万之众的决策,对党的新领导集体缺乏信心,不相信共产国际。最后的这一项指控最耐人寻味。这表示,无论邓小平对李立三路线的观点如何,至少他们都是一样的爱国主义者。李维汉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是在何时及如何表达他的观点的。但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这一关口,邓小平也不屑于掩饰他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看法。
  邓小平也许曾被拘禁。他当然被迫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他的枪支被解除,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根据地北边的一个县担任一名“区巡视员”⑦。
  据一位中国史专家的说法,当时党的领导可能是害怕邓小平在那个偏远的县城“会出事”⑧。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只过了几个星期,他就被凋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这意味着他得到了完全平反。这要感谢王稼洋和罗荣桓。王稼祥是回国留学生,罗荣桓是职业军人。王稼祥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但他的职位在党内毕竟低于博古和洛甫,因此这一举措显示了相当大的勇气。
  1933年夏天,邓小平被凋到政治部宣传处担任新创建的周刊《红星》报的主编。在这项工作岗位上,他平静地度过了一年。他远离前线(但从1934年春天以后离前线就越来越近);而且也处于决策圈之外。当时蒋介石1933年10月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正威胁着根据地的存亡。
  蒋介石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调动了将近百万大兵。其中近半数属于由南京国防部直镜统率的中央军。在进攻前,蒋对七千多名军官进行了特别的训练,包括政治教导,并且制定了全面的战略方针和详细的作战计划。他的战略方针是从北面进攻根据地,并封锁其它三个方向的任何出口。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之间,国民党军队在根据地周围和内部共修建了一万四千多个堡垒,有一些规模很大,可以容纳几百人。
  红军对此束手无策。毛泽东后来声称如果继续运用他在1927年到1932年之间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特别是采用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就可以保住根据地。事实上蒋介石正是针对共产党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制定他的作战策略的,他在前线的指挥官都非常谨慎避免被诱莽撞前进,同时在前进时注意相互照应。毛泽东并不比当时负责指挥作战的人更有可能阻止住蒋的进攻。当时负责指挥的是周恩来(第一方面政治委员)、博古(党的领导)和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周恩来于1932年10月接替毛泽东担任该职——原文注)但这三个人的失败在政治上给毛泽东提供了最终赢得党的领导权的机会。
  夏天,周恩来、博古和李德认为无法守住根据地,为了生存。必须撤离,并制定了周密的撤退汁划。队伍带着大批辎重物资作战略转移,行军了两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才察觉,而等到再调兵攻打时,队伍已经走出五百英里远了。当时他们尚未决定大队人马应该向何处去,而只有一个临时的目标:前往湖南南部的偏远农村。从那里有几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是向北到湖南西北部的一个小根据地;一是向西进入由军阀控制的地区。当然,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所策划和执行的这项行动,当时称之为“转移”,结果却变成了“长征”,足足走了一年,长达二万五千里。
  在长征开始时,邓小平仍是《红星》报的编辑。军(应为主编。——译注)队出发时携带了大量装备,肯定也包括编印报纸所需的设备。但11月底,在他们横渡广西东北部的湘江时受到三面夹击,大部分装备被迫丢掉了。尽管如此,六个星期后,当军队在贵州省遵义进行第一次休整时,还是出版了一期综合性的特刊。邓小平一定参与了特刊的编纂。另外,他又一次担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代替正在生病的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这是他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此处有误。邓颖超只担任过管理档案的秘书——译注)手上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1月15日到1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使遵义闻名遐迩。正统的毛主义者认为,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实际上,会议的结果并没有这样明确。现有的资料表明毛泽东只是成功地促使参加长征的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大多数同意开会讨论江西的失败;并抓住这个机会作了精心准备的发言,抨击周恩来、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战略,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在会上,或会议一结束,他就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核心机构,并在党内成为周恩来的军事助手。三周之后,他才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在离遵义很远地方召开的又一次更大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包含毛遵义发言主要观点的各项决议获得通过,党的高层人事进一步发生变动。曾在遵义支持毛泽东的洛甫接替博古成为“负责全面工作的同志”。曾在1933年解救邓小平并同样支持了毛的王嫁祥,成为正式的政治局委员。在军队中,毛泽东在3月份担任了新成立的前敌司令部政委,并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新的三人军事小组,一直担任总司令的朱德曾经平静地接受二位文官和一位外国人的领导,现在同样平静地接受了新的变动。已经不受欢迎的李德被派到一个基层指挥部视察前线指挥情况。
  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作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他一定在准备和发布各项决议中做了大量工作。在那以后,他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无事可做。直到5月中旬在他(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多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译注)的家乡四川的会理召开了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止。在这次会上,发生了对毛的反击。尽管部队在月初成功地渡过了金沙江,但付出的代价是沿贵州和云南的西南部绕了一个大圈,路上大批士兵疲惫而死。一些高层指挥官抱怨部队指挥不力。但毛泽东击败了他们,在捍卫自己方面,他同在遵义会议上一样,所向无敌。
  紧接着的整个夏天,是在毛泽东和张国焘间的谈判中度过的。毛泽东或多或少地得到江西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张国焘是第四方面军政委。第四方面军从1932年起就在四川一带活动,当时的兵力比第一方面军强五六倍。经过八个月的征战,红一方面军已经从七万人减少到不到一万人。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张国焘很长时间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因此毛泽东一点也不敢小看他。
  当时有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处于抉择关头,最重要的就是这支汇合在一起的七万多人的队伍该向何方去?是北上向更靠近苏联的地区推进?还是留在四川?因为四川远离南京,政治上对它鞭长莫及。经过四次会次的讨论,最后制定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确立了新的指挥系统,以及把部队分成左右两军共同北上的计划。毛泽东坚持北上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张国焘替代周恩来成为红军总政委,同时使整个红一方面军成为他自己指挥部的下属,由第四方面军的人分别担任司令和政委。
  8月底最终达成的这些方案只维持了两个星期。9月初,张决定并下令整个部队转向南行。左路军的全体和右路军中他的部下听从了他的命令。但右路军的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颈导人拒绝服从。他们行使党的权力命令张国焘继续北进(“不得反对;不得拖延;不得违抗”)⑨,他们自己带领约五千人开始向北走。大约是在夏天,邓小平离开党中央来到红一军团宣传部。该部队在长征中一直由林彪领导。邓小平的任务是向林彪剩下的二三千名战士(原有一万八千人)解释毛泽东的军队的奋斗目标和理由。标志毛泽东与张国焘彻底决裂的政治局会议于9月12日召开,传达和解释会议决议的任务自然落到了邓小平的身上。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的部队要继续北上(毛提出目标是,在临近苏联的边界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然后再向东发展)⑩;红军队伍要进行整编,由彭德怀任司令,毛任政委(朱德和张国焘留在指挥部);最后,红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毛的队伍在出发几乎整整一年之后,于10月18日抵达长城脚下小城吴起镇,结束了长征。他们来到了由一小支红军1931年就在西北开辟的小根据地,最终可以休整一下了。
  在现存(大量)有关长征的出版物中没有资料提到邓小平曾遇到任何生命危险。他一直是政治工作者,因此没有参加战斗和任何志愿性质的攻击任务。这些由小队志愿者参加的行动是为长征的军事重点(有三次行动是夺取江河对岸的登陆点:最著名的行动发生在四川西部,有二十二名战士冒着炮火爬过拆掉木板的铁索桥,后来有十八名勇士活下来)。
  然而,正像四年以前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的远征一样,长征对邓小平也是一次严酷的考验。同样长期的体力消耗,同样恶劣的气候,同样为部队的粮食来源担忧。同样随时有受到敌人的袭击的危险。在长征后期,队伍两次穿越条件尤为险恶的地区。一是四川西部荒无人烟、冰雪覆盖的雪山,另一个是川西北部的大草地,很多红军战士牺牲在这里。
  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这支小队伍最终到达的是一个贫穷、偏远、人烟稀少的地区。偏远是一个有利条件。国民党的将领都不愿意把军队派到通讯条件不良、还离大城镇的地方。但贫穷和人口稀少可不是有利条件,军队招不到强壮的新兵,也动员不到群众支持红军。
  这一地区属于华北和西北的黄土高原,面积比法国和德国的总面积还要大,这里的土壤都是强风带来的淤泥,肥沃但容易冲蚀。这个没有植被的地方气候恶劣。雨水稀少,但一下起雨来黄土就变成泥浆,洪水泛滥。春天,戈壁沙漠的劲风会带来昏天黑地的沙暴。
  一开始,共产党把总部设在保安(现称志丹,以纪念1936年被杀害的一位当地领袖),这是一个全是黄土小屋的小镇。1936年,总部移至延安。延安四周有城墙,人口大概有二万人。今天,城墙已不复存在。但一座九层尖顶塔依然矗立。留下来的还有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窑洞里生活了十三个年头。宝塔和窑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宝塔象征着在艰难岁月中的骄傲和不屈,窑洞则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人过着极具革命美德的艰苦生活,他们在延安的日子里,身体力行,勤奋、简朴和节俭。
  注释:
  ①《邓小平传略》第9页。
  ②聂荣臻:《红星之路》第110页。
  ③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53页。
  ④《邓小平传略》第9页。
  ⑤同上书,第10页。
  ⑥肖祚良:《权力关系》,第242页。
  ⑦《邓小平传略》,第10页。
  ⑧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66页。
  ⑨本杰明·扬著:《从革命到政治》第159页。
  ⑩同上书,第165页。

对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在7月时认为:“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
  共产国际不认为是路线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回国来纠正错误的。
  共产国际下属有一个东方部,部下分三个二级部,即远东部、中东部、近东部。东方部部长名义上是库西宁,副部长有马基业尔、米夫等,米夫兼远东部部长,实际上管中国党。周恩来回国,走的路线是先从莫斯科到柏林,然后乘坐从柏林去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回国,在列车到达莫斯科站后,细心谨慎的周恩来,利用火车停留的时间,同马基亚尔取得联系,再一次问他:国际的同志还有没有新的意见?
  马基亚尔回答说,没有了,按照国际七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七月决定办的,周恩来、瞿秋白等贯彻得很好。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六届三中全会写了信,说:读了瞿秋臼、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白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
  可是,正当局面已经扭转,工作走向顺利的时候,共产国际看了李立三8月1日、3日在政治局的讲话记录,十分恼怒,于是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说它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共产国际在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说是“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样,六届三中全会就被放到了调和主义的地位,周恩来、瞿秋臼遭到了责难,正确变成了错误。在中共中央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王明这个投机分子、野心家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写了《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形成宗派来反对中央,使党内十分紊乱,在臼色恐怖环境中处于极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后来说: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同王明合作,批评中国较正确的两位领导同志,说他们是对立三冒险派的调和主义,硬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使中共中央置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控制之下。为了改组中国党的领导,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提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派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
  周恩来、瞿秋白开始时曾进行申辩,说明三中全会是按共产国际的精神召开的。后来看到情况已发展到中央破产、党内分裂的痛心局面,他们从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出发,就不再辩解,接受国际决定,表示自己既已错误,应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职务,希望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各方面的人团结一起,来执行国际路线。由于中共中央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他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周恩来,他的辞职未获允准。周恩来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作下去。处于万分痛苦中的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
  1931年1月7日,米夫主持下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周恩来、瞿秋白被置于“被告”席上,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周恩来被继续留任,实际上是处于留职察看的境地,处境十分艰难。但为了党的统一,使大家认识在党内斗争中清除派别观念的重要性,他在发言中仍然坦率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困难时期,现在要加紧将它恢复与健全,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他尽量保护干部,维持党的元气。
  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米夫、王明所控制,接着就向各根据地派出“钦差大臣”,中央向外派出一个人都要由米夫布置。在中共中央内部,王明压制周恩来。周恩来曾经向远东局诉说,但是王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后台,他的诉说毫无效果。周恩来极力保持住他所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和交通机关,不使王明派人打进来。例如王明曾经要派一个黄埔生黄第红到中央军委工作,而这个人实际上暗中已同蒋介石勾搭上。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截到了黄第红给蒋介石的效忠信,拿给王明看,王明才没有话说。
  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在南京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得知后立即派人报告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安全转移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全部机构,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落了空。接着,躲住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告,擅自外出,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正在设法营救,却得到消息说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冒险到自己的寓所去观察联络信号,断定向忠发已经带人来搜查过,赶紧离开。从此,周恩来再难在上海秘密工作下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坐船经广东省的汕头、大埔,转到福建永定继续航行,于下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王明已经先周恩来于10月间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经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离上海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又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管政府,朱德管军事。这都是说,不要毛泽东管军事。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纠正了当时苏区存在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军事方面,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恩来谈了在苏区打寨子的必要,而不应打大城市,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
  临时中央回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途择一个城市攻打。
  接到回电,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打赣州。毛泽东表示反对,但多数通过。2月4日至3月7日,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情况下,只好撤回。
  自此以后,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张毛泽东不应离开军事的领导,而且对他言听计从。3月30日,率红军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提议南下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打开局面。4月初,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会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4月10日,红军攻占龙岩。20日,攻占漳州,歼灭国民党守军张贞部约四个团,俘1600人,缴获大量物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办事,使临时中央感到十分不满。4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和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5月20日.临时中央点名批评周恩来,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虽然“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临时中央在信中要他们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对此,周恩来不得不作出检讨,而在军事行动上仍听取毛泽东的意见。7月21日起,他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随红军行动。他和朱德、王稼祥不赞成中央局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建议以毛泽东为总政委。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反对在后方的中央局要红军攻永丰城的意见,主张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争取群众,发展苏区、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敌人决战的条件。这一争论,发展到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10月上句,召开宁都会议。会上,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成员打着临时中央指示的招牌,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在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强调“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这种“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周恩来等都受到了批评。集中受到批评的是毛泽东。他们还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他维护了毛泽东。他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他“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坚持毛泽东应当留在红军中工作,为此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与原来情况相似,因为周恩来原来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对军事行动方针是具有决定权的。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自己则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赞成后一种办法。结果是会议通过了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这样,中共临时中央不要毛泽东管军事的意图,这时候终于实现了。
  周恩来和朱德继续领导红一方面军在前方作战。1932年底,国民党军组织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围剿”军分左、中、右三路,其中由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约16万人,陈诚为总指挥。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总兵力约7万人。红军采取集中兵方,击敌中路的方针,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敌1万亲人,胜利地打破了“围剿”。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人中央苏区。从此,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9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剿”初期,周恩来曾经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问题与博古、李德等人进行过多次争论,触怒了博古、李德。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诵、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调“围剿”军入闽对付他们。12月13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调红军主力入闽与国民党主力决战。李德等不同意红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却将红军主力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线。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将周恩来、朱德调回后方,取消“前方总部”,并入中革军委机关。周恩来、朱德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红军实际上由博古、李德指挥。周恩来曾经说自己到后方后,“李德成了总司令,我连参谋长都不如,只是一个参谋处长”。广昌战役后成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主要是管军事,而且是徒有形式,实际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错误造成的结果,是丧失革命根据地,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有8万余人,到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只剩下约3万多人。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有利于蒋介石的堵截,红军损失不小。蒋介石要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的企图未能实现,就在红军原定计划北去湘西的路上,集中十几万兵力,布下了一个口袋,而这时博古、李德却仍命令红军按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于是就有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李德等参加。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进军。18日,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不去湘西。这次会议的决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是长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博古、李德所犯错误的否定,是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迈出的第一步。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会后,剥夺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周恩来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上的是非.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由朱德、周恩来指挥,“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渡乌江前,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指挥军事。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又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胜利,并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在长证过程中,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召开了遵义会议,另一件显中共中央和张国焘的北上和南下之争。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这时,南面是蒋系薛岳部队紧追;东面是众多的四川地方部队,派系庞杂,但与红军为敌是一致的;北面是胡宗南部队驻守松潘等地阻拦,但兵力尚未集结,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地区。红军会合后,兵力10多万,下一步向何处,是关键问题。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红军久驻,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并指出向南不可能,敌人已占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也不可能,敌人已在东面集结130个团兵力;向西条件更难,只有北上才是出路。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同意这个意见。但是会后,张国焘以种种借口,拖延北上。8月上旬开始,周恩来积劳成疾。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报告仍坚持北上方针,红军主力要北出洮河流域,取得甘陕广大地区。这以后,张国焘发展到企图危害中央的地步,中共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到哈达铺后,中共中央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有革命根据地存在,决定率红军落脚陕北。
  实践证明,北上是正确的。红一、三军到达陕北,和当地红军会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7月这10个月中,红军扩大了130%,缴获枪支7000多枝,筹得抗日经费40多万元,攻下县城7座,扩大苏区90余万公里。革命根据地的面积扩大到东西长1200余里,南北600余里,南抵陕西耀县,西南至泾川、长武,西抵甘肃庆阳,西北达靖边,东达黄河,北过长城与蒙古族取得联系,陕南游击队也十分活跃。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研究常委分工问题。张闻天主张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只负责组织局不管军事。这次,是毛泽东挽留周恩来仍作军事工作。毛泽东提出,军委主席由周恩来担任,自己可以当副的。周恩来说,自己是愿意从事军事工作的,但军事领导应以毛泽东为主。毛泽东又说,关于军事领导,指挥军事,恩来都是较通的。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还负责组织局的工作。
  从此,周恩来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和军委主席毛泽东,数十年间在军事上始终亲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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