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价值与危险,张承志诗性小说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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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的《心灵史》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具另类色彩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张承志继《黑骏马》《北方的河》中精神追寻之后的灵魂阪依之作,是他的生命之作。

张承志诗性小说的特征

从鲁迅的小说《故乡》《祝福》《伤逝》,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沈从文的《长河》《边城》,到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等,构成了一幅壮观的“诗性”小说场面。于是,在此背景下,小说的“诗性”问题便成为一个重要论题,研究者纷纷从不同视角来关注和论证小说的“诗性”特征及其内涵。但是,截至目前,研究者更多的是从文体层面,即从诗的形式特征入手来认识“诗性”小说,他们主要关注小说外在形式特征的诗意与诗化,如语言的诗化、结构的散文化、象征性意境的营造、艺术思维的意念化和抽象化等。认为“诗性”小说就是将诗的某些文体特征吸收、消融到小说的创作中来,将小说用诗和散文的笔法写成,使其具有诗的意境和韵味,体现出小说与诗歌、散文的相互渗透。这种仅停留于文体学层面对小说的“诗性”进行解读,必将使其陷入概念歧义和片面化的误区。如张箭飞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诗化小说是现代小说的一种形式,即用诗歌的方式组织叙事,为了最大限度的逼近诗,削弱散文小说叙述结构的统一感和逻辑性,作者需要利用诗歌的特色手段来替换或转化散文性叙事的形式技巧———诸如强调关键词语,有意重复某个意象,富有暗示意义的细节、节奏等”[3]。我们应该认识到,“诗性”这一概念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深度都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到了文学、美学、哲学、宗教等各方面内容。它“并不取决于华丽的语言,韵律的整饬层面,而诗主要体现在其反应生命的‘内在深度’方面,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及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探寻”[4]。因此,在当前对小说的“诗性”问题研究时,不能仅仅从“诗性”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文本表层的外部特征进行区别与论证,而忽视对“诗性”内涵多元意义的解读,忽视对“诗性”小说的文学“主体性”精神的关照,将“诗性”内涵的两个层面分开解读,使各定义间相对独立或隔绝,特别是停留在文体形式层面只关注诗歌形式对文学的渗透,而忽略“诗性”本体论层面对人性、人生的探索。这最终会限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从而导致“诗性”概念的泛化和误读。

在文体学层面,“诗性”小说即对小说风格的诗化处理,指的是一篇小说作为完整的艺术世界所具有的诗的意境和情致。它与传统小说在语言的运用、结构的设置、叙述的方式及人物形象的刻画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追求目标和审美特征。在语言上,与传统小说相比,“诗性”小说作家将语言的诗化放在首要位置,语言具有明显的本位地位,语言的风格构成“诗性”小说风格的基础。其语言追求清新明丽,隽永含蓄及精炼自然,节奏感强,富有内在韵律,而且能构成抒情意象,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和音乐美。语言的“诗化”是“诗性”小说的最基本特征。在结构形态上,与传统小说相比,“诗性”小说不再讲究叙事的连贯性,情节的集中紧凑等特点,而采用了诗化、散文化的情调、情绪结构形态,不再讲究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严谨性,而是通过创造零碎的场景和强烈的主观抒情来淡化叙事情节,使小说结构趋于散文化,作者往往将“一种主情主义的美学意识带进小说当中”,以深层的内在意蕴将生活的片段、简单的故事情节以及复杂的情感思绪贯穿起来,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体现出“诗性”小说形散而神不散之美。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诗性”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它非常注重对人物的肖像描写和语言描写。在人物的肖像描写上往往不求精细,而是简单勾勒,甚至模糊不明。在人物的语言上也往往不求个性化,人物对话很少,甚至没有对话,却很重视对人物心理进行细致入微,感人至深的刻画。在叙事方式上,传统小说本来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为中心,而“诗性”小说却以意境的创造为中心。丰富深厚的象征意蕴是“诗性”小说的又一突出特征。人物、事件、环境不过是用来渲染气氛,烘托情感,寄托作者的某种心情。这样人、情、景相互交融,构成诗的意境。从而与一般抒情小说区别开来。

在文学本体论层面,“诗性”是人性深层对人生本源性的追寻和共通性向往,是诗人在“失落于历史之中,通过语言中介去寻访表现诗意、信仰、爱、追求人生皈依等本体性问题,从而诗化人生”[5]。中国“诗性”小说是在五四时期“人的主体性精神觉醒”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是对传统小说中“人的意识”的整体性缺失的补合。“五四”时期张扬“人性”、“人道主义精神”,使“为人生”的自觉、积极的诗性意义,成为小说的基本主题,使文学对传统形态下人性集体无意识进行自觉诉求。它实质上是潜伏在人意识深处的种种生命本能凭借着一种新的言说方式获得升华,从而完成人性的解放,其本质在于作家对理想人生方案的寄予和表达。综上所述,对于“诗性”这样一个具有丰瞻性的概念,我们不仅要从语言的诗化、节奏的整饬等文体层面去界定,更要从其反映生命的“内在精神”方面,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及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探询等本体论层面去诠释。本文提出这一问题也就是意图引入一种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解思路,突破对“诗性”小说概念化、形式化的研究,沟通现当代小说的形式研究与人文研究,以此深入地解释张承志作品艺术魅力常在的原因。这也有助于深化、提升“诗性”问题研究的对象,进而恢复“诗性”内涵的欲望、宗教、存在等意义。

在小说中采用诗歌的语言表现和散文的结构模式,用具有丰厚象征意蕴的意象营造一种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象征性场景,把浓烈的情感融入小说的叙事中,对生活中的人、事、物做诗化处理,从而使其小说成为“诗性”小说。他的小说作品,几乎都是激荡着生命热情、蕴意深刻的诗篇。可以说,“诗性”小说不仅是他的一种创作追求,更是一种强烈的内心情感倾诉的需要。小说所蕴含的,是全人类在历史进程中所喷发出来的、充满牺牲精神的崇高诗情。对张承志小说的“诗性”研究,早在其作品刚刚发表的80年代就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与追求。一直以来,评论界也有着较为持续而热情的关注。但是,截至目前,笔者发现,对张承志“诗性”小说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文体层面,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小说体诗”来研读和分析,而没有从小说“诗性”的内在精神、生命强力等文学本体论层面进行准确而深刻的探析,没有用一种整合的思路从文体学、文学本体论两个层面相结合来研究张承志小说的“诗性”特征及其内涵。因此,本文将从张承志小说的“诗性”外在表现特征及其对生命与人生的探寻两个层面入手,坚持从形式向内在深度掘进,全面探究和认识他的小说创作的“诗性内涵与价值意义。”

从文体层面看张承志小说的“诗性”

张承志的小说是“诗”的。他的创作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叙述语言连同整篇小说的发想、结构,应该是一个美的叙述。小说应当是一首音乐,小说应当是一幅画,小说应当是一首诗,而且全部感受、目的、结构、音乐和图画,全部诗都要依仗语言的叙述来表达和表现,所以小说首先应当是一篇真正的美文。”[7]他的“诗性”小说作为小说与诗相结合的产物,在文体上打破了小说最基本的规范,呈现出一般小说所没有的诗的外在特征。其在文体层面的诗性表述体现在诗的语言、诗的结构、诗的色彩三个方面。

1.诗的语言。对“诗性”小说来说,语言不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所履行的不仅是媒介的功能,它的某种审美的有序构成本身就是一种特定内容的揭示。对于“诗性”小说,我们首先从其语言中就能感受到诗的韵味。语言的诗化,正是“诗性”小说突出的文体特征。张承志对小说的语言高度重视,“我是一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文字作家。我是一名无法克制自己渴求创造的血性的作家。我用十年功夫磨练了自己的文字语言。”[8]由于特殊的人生阅历,张承志有幸领触了皇城根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等亚文化的恩泽,也由此而形成了他艺术创作中独特的诗的语言风格。在张承志的“诗性”小说中,小说的语言不仅是载体、是形式,而且是内容、是本体。这种语言是经作者创作过的新鲜的、有活力的、有表现力的语言,而且富有丰厚的底蕴与深味。在张承志的小说中,语言节奏时而短促紧迫,时而舒缓绵长,富有内在韵律;句式上长短相错、灵活多变;标点符号时有时无,这些都成为人物内心世界的律动和情感起伏变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如《危险的生命》中的一段景物描写:“笔直下滑的黑黑斜坡上,生着一颗颗垂直的树。叶子枯黄,沐着阳光,美丽的如黄金薄片。如厉鬼肩上的花一般,那金箔般的叶子给了我如镂如刻的印象。在漆黑而滑向无底深渊的斜壁上,这种美丽的金黄真不可思议;我不断的联想到生命的危险”[9]。诗意的语言展现出的是一幅雄奇静怡的“火山旷野”图。既有火山的狂野,又有树木的顽强抗争,更是加上了作者的切身体验。作者犹如一个向导,一步一步把你带到他的精神家园里去。在那里你找不到凡世的纠纷与闲愁,有的只是热情淳朴的人民和像那黑山上的野草般的生命的热烈。张承志的小说中常有一些短促有力,整齐有序的短语,形成一种短促迅疾的节奏。如《北方的河》中:“他看见眼前充斥着、旋转着、跳跃着、怒吼着又清唱着一团团通红的浓彩。这是在呼唤我,瞧这些一圈圈旋转的颜色。……理想、失败、追求、幻灭、热情、劳累、感动、鄙夷、快乐、痛苦,都拌合着那些北方大河的滔滔水响,清脆的浮冰的击撞,肉体的创痛和感情的磨砺,一齐奔流起来,化成一支持久的旋律,一首年轻的歌。”[10]简短有力的语言形成了一种急促的节奏,将作者丰富的情感体验酣畅淋漓的抒发出来,而采用排比等修辞手法组建整齐匀称的句群,同样蓄积饱满的情感,如“喔,你就是永定河,他想。你就是把北京西北的巍峨山脉劈出了深峡长谷的永定河。你就是一旦来到了三家店,一旦拜托了高山和岩石的阻拦就肆意恣情地在开阔的平原上东摇西荡的永定河。你就是多少年来自由自在,迁徙无常,河道如麻的永定河。”[11]这几个整齐匀称的排比句,将主人公瞬间涌上心头种种复杂而强烈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增强了节奏感,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激荡读者的心灵。由此可见,张承志“诗性”小说的语言,语句的长短、语速的徐疾随着情感的起伏跌宕而变化,长句舒缓,短句急促,长短有致,快慢徐疾交错变化,外在的语言节奏与主人公的情感的跌宕起伏相辅相成,使张承志的小说具有了独特的韵律感,给人以美的享受。

2.诗的结构。综观张承志的“诗性”小说不难发现,作者非常习惯于以诗的结构模式来构思小说。他的“诗性”小说打破了小说的传统模式,不再追求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连续性、完整性与严谨性,不再囿于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而是采用了以大笔描绘客观世界与充分抒发主观情思相融合的符合传统民族审美趣味的主体构思。作者倾向走向内心、走向情感、走向主观的体悟,有感而发,而不是纯客观的叙述再现。以深层的内在意蕴将生活的片断、简单的故事情节以及复杂的情感思绪连缀贯串起来,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体现出形散而神聚之美。在张承志的“诗性”小说创作中,首先,他摒弃了传统小说以故事矛盾冲突进行结构的单一模式,也摒弃了以意识流动来结构小说的极端的情节结构,而是借鉴诗歌“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情绪流动的结构方式来组织心绪;通过人物内心世界发展的轨迹及情绪流动来组织结构,从而凸现出诗的抒情结构。比如:《黑骏马》的构架是白音宝力格与索米娅的爱情情感及索米娅艰难生活的命运。小说并没有对他们爱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做全面、详细的叙述与交待,作者只是用白音宝力格回忆的形式,作了粗线条的陈述,人物的外部特征和客观情境的描写也是粗疏的,但却把浓墨倾泼在主人公白音宝力格的内心感触上,重点刻画他在带着“缺憾、歉疚和内心创痛”重返草原,寻找他从前失掉的东西时,所留恋、所遗憾、所悔恨的沉重心理,更多把笔力投向人物的精神世界上。小说中在“我”骑黑骏马返回草原的随想中,简单的故事情节被古老的草原牧歌《黑骏马》的曲律所分化和演进。主人公白音宝力格那反复不断的内心思索和反省,使小说从头至尾布满了种种的感触、思绪和联想,造成情绪的流动,形成情感的节奏。它们不仅充分揭示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使人物有血有肉、有灵有情地站立在我们面前,而且加深了作品质的深度,扩大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其次,张承志的小说,大多选择了一个简单的线索与结构,但这种情节简单性的缺陷往往被诗的内在激情所弥补。事件的过程和情节往往被“诗化”掉了,但结构的开放之中仍然有紧凑感,放任之中仍然有内在的统一感。这种结构的统一感来自于弥漫整个作品的诗意。这使得作品不致成为一些随机片断的随意堆砌。如《北方的河》的简单故事是我为了报考研究生及立志考察北方河流的志愿。这种简单的情节,如果不以诗的激情和思想激情去充实,有可能就是一种空洞的结构。但张承志却在这种简单的构架中容纳了十分复杂的生命内涵,从而使艺术作品充满着一种内在的张力。总之,张承志在创作中自觉追求小说的诗化结构,不再以完整的故事来架构框架。没有死板的开头、发展、高潮、结尾的明显的斧凿痕迹和故作惊人的悬念气氛。真正网络作品结构的,是作家的内心世界和特定激情在作品中的再现。正如王蒙在评价张承志的《绿夜》时说“: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没有对任何人物和事件的来龙去脉的交代,没有静止的对于风景、环境、肖像、表情、服饰、道具的描写,不造成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见其境的逼真感,不借助传统的那些久经考验、深入人心、约定俗成的办法:诸如性格的鲜明性、情节的生动性、丰富性、戏剧性,结构的完整、悬念的造成、道德教训的严正……摆在你面前的,是真正的无始无终的思考悄绪的水流,抽刀也断不开的难解难分的水流。”[12]王蒙的这一评价不仅对《绿夜》,对张承志的其他小说也是比较贴切的。

冠亚体育娱乐,3.诗的色彩。张承志“诗性”小说中的色彩,是张承志对生命与人生的理解与显现,也是他特殊的情感体验在文学世界中的激情投射。对色彩的追求与迷恋,极大地增强了他小说的阅读美感。无论是读他的《北方的河》《黑骏马》《绿夜》,还是读《金草地》《心灵史》,我们都能在作者如歌如诉的描述中看到他向我们描绘的发射出强烈光彩的金黄的山川、一望无际的绿色的大草原、火红的太阳、高远蔚蓝的天空,感受到一种特有的悲壮、雄浑的力量。比如在《黑骏马》中有一段描写:“……极远极远的、大概在几万里以外的、草原以东的大海边儿吧,耀眼的地平线上,有半轮鲜红欲滴的、不安地颤动的太阳露了出来。从我们头顶上方一直延伸东去的那块遮瞒长空的蓝黑色云层,在那儿被火红的朝阳烧毁了边缘。熊熊燃烧的,那红艳醉人的一道霞火,正在坦荡无垠的大地尽头蔓延和跳跃,势不可挡地在那遥远的东方截断了草原漫长的夜。”[13]这段景物描写,使人不禁联想到那波澜壮阔的草原静置于广袤无垠的天幕下的太阳雄壮与凝重。红、蓝、黑三种色彩的交相辉映,给人的视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除了视觉的享受,你还能感受到一种博大的情怀,它能带给你一个宽广的视野。在这样的地方呆上一阵,你更会觉得自然的伟大,人类的渺小。像这样美的画面在张承志的作品里还可以找到很多处。张承志对色彩的理解,也许是受到了梵•高的影响。张承志在许多作品中都流露出了对这位艺术大师的崇敬和热爱。他作品中的色彩多少承袭了他的艺术风格。“梵•高则让他懂得了线条与光泽的价值”[14]。尤其是梵•高的“我不是尽力想精确地复制眼前的东西,所以我可以更为武断地运用色彩,这是为了强有力地表现我自己”[15],这种色彩观念对张承志的影响更大。不是“精确的复制”,而是“为了强有力地表现”自己,这种表现就是作家内在的感受和一种包含个人底蕴的精神活动。在张承志的作品一次次浓墨重彩的描绘中,我们看到他醉心于对七色光彩的追求,善于依据各种色彩的象征意义所伴生的情感特征来选择和描绘景物,使之与人物的心境相契合。

从文学本体论层面看张承志小说的“诗性”

从文学本体论来看,张承志的“诗性”小说是其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宗教追寻精神的激情表达,其作品通体激荡着高亢的生命旋律和生命意志,表现了人类追求精神家园的执着以及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孜孜以求,同时又对病态悲观的生命形态进行积极的反驳。与此同时,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宗教追寻的“诗性”素质,使张承志的“诗性”小说充满了奇特的艺术魅力。

1.崇高的生命意识。张承志的小说创作,几乎都是激荡着生命热情的、内蕴深刻的诗篇。他在作品中探讨生命的价值,寻找人生的意义,讴歌青春的理想,讲述民族历史的重荷、苦难人生的轨迹、青春的启蒙、爱情的呼唤、男性的粗犷与深沉、女性的温柔与母爱的伟大、社会人性的复杂及其光明的前途。他的“诗性”小说作品,是一部关于人生与人性的富有生命激情的奏鸣曲。比如在《北方的河》这部小说中,作者以第三人称独特的笔触展开叙述,展示了一位在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大河哺育和娇惯下长大的青年主人公“他”对河流的热爱以及在“河流”中破风斩浪、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主人公“他”作为一个充满着青春活力和英雄气概的人物,在高速运转的生活节奏中,仍然有着一颗不向命运屈服的赤子之心,他拼命地追回被历史耽误而流逝的青春,以英雄的气概和热情执着地追求理想,相信未来。朝着理想之路勇敢前进,成为“他”生活准则和生命的全部意义。河流的粗犷博大,养成了他自信、坚韧、不安分的性格。早在青春年少之时,他就无所畏惧地轻松横渡了黄河,并且把跟着的一位陕北老乡狠狠地甩在后面。当他青春流逝,再次面对黄河的时候,又不顾年轻女摄影记者的劝阻,再次畅游了这条正汹涌着大浪的喧嚣大河。虽然此时肉体背叛他开始衰老,但青春的理想依然存在。在专业方向的选择上,也显示出了他的执拗与自信。他本来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优等生,本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但是,不听从众人的劝告,执意要考人文地理学研究生,而一旦主意已定,便不顾一切地着手准备。他下决心运用书本上的知识和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去“轰炸”那张考卷,让导师对他刮目相看。他也曾遇到许多困难和障碍:没有钱去黑龙江考察,母亲病重住院,手臂疼痛难忍,报名遇到了麻烦,准考证没有着落……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他向既定的目标冲刺。他那种志在必得的自信和燃烧着的不可遏止的激情,使读者无不受到强烈的感染,而且深信他一定可以实现他的奋斗目标。这个永不放弃与生命搏斗的好汉子,他的身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随时决心与命运“斗一场”。他相信青春,期待青春。他认为只要是青春就会是美丽的。他要奔跑着生活,以此来追回过去浪费掉了的宝贵青春,他的身体是累的,可是心里却是自由的、轻松的,充满了希望。由此,我们看到,这个被北方的河把勇敢和深沉、粗野和温柔、传统和文明灌注到血液中的年轻人,已经显示出了坚强的奋击者的性格,“他”从这些奔流不息、永不衰竭的河流中领悟到生命和青春的启示,“他”与辽阔苍茫、粗犷坦荡、深邃博大的北方大河精神容二为一。在这里,北方地貌河流无不成为人的生命激情的具象表现,成为整个民族精神的象征。

2.宗教追寻的“诗性”素质。张承志是一个有着虔诚信仰的作家。宗教信仰始终贯穿在他为文为人之中。这成为作家创作的“诗性”精神积淀。作为一个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徒,信仰已深深根植于其灵魂深处而无法回避。但要真正理解张承志的宗教,哲合忍耶却并不是唯一的方式。他的宗教更多的则应是一种带有终极意味和具有超越性、普泛性的精神超越与价值意义,它贯穿于作家文章之中,形成一种无形且无边的诗意。张承志对宗教的追寻源于他对都市现实生活的清醒认识与反抗。“周围的时代变了,20岁的人没有青春,30岁便成熟为买办。人人姜缩成一具衣架,笑是假笑,只为钱哭。十面理伏中的我在他们看来是一只动物园里的猴,我在嘶讯时,他们打呵欠。”[16]美好的价值追求与现世的虚伪混浊,使得张承志变得愤怒和焦灼,为了寻找理想的人格模式,追寻纯真的人性,为了重建想象的净土和追寻“清洁的精神”,他选择了抛弃与流浪,抛弃那种世俗的龌龊的生活,在流浪中寻找自己“洁净”的精神世界。这种追求是对生命的强调和重新阐释:只有守卫好自己的精神家园,才能消除今日主体认同的危机感,获得完整的生命感受。理想主义的张承志在流浪中苦苦追寻着理想的净土,找寻精神的依托,于是他的三大小说系列,即草原小说系列、北方小说系列和回民小说系列告诉我们:在那无际无涯的草原,在那贫瘠穷苦的黄土高坡,那村庄的古老和农民的淳朴,绿色的原野和金色的牧场,这里是心灵的憩园、清洁精神的栖息地。他的《绿夜》《黑骏马》等草原小说,悲壮而感伤。这些小说带有苦难的幸福观,充满宗教的意味。额吉的博爱精神和宿命地对待人生苦难的态度,很接近佛教和基督教的观点,《金牧场》中的男性主人公对待人生积极进取、“九死不悔”的“朝圣精神”,又是和儒家文化吻合的。这时张承志还没有某一个明确的宗教信仰,宗教情感是基于个人现实阅历自然形成的,又由于张承志虽然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但在汉文化环境中生长,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宗教是复杂而丰富的,混杂了不同文化的因素。从《北方的河》开始,他的小说出现了一个父亲形象。他称黄河是“父亲河”,以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表现对父亲的感情,这种中国标准的祖先崇拜是最普遍的宗教主题之一。

但是,真正让张承志似乎找到了自己宗教追寻的终点,则是他的母族信仰。他高扬起生命意识,彻底的皈依宗教,当世人在的舞场和饭厅堕落和颓废时,张承志却选择远离都市灯红酒绿,远离世俗人群,走向了悲凉的哲合忍耶,在那里他看到了生命的坚韧,感受到了信仰的震撼。《黄泥小屋》中的苏尕三,17岁出门,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地漂泊迁徙,下死力气,日复一日的挥锄舞镰,就是为了一个“黄泥小屋”的念想,这黄泥小屋那么神秘,那么令人悠然神往。在这里,张承志用一个实体的黄泥小屋象征着一个抽象的念想,一种对净土的憧憬,一种对精神的渴望。在第八次从大西北回来之后,他凝结了全部心血写出了自己文学顶峰的作品《心灵史》。《心灵史》则用文学与宗教联姻的方式,通过对回族哲合忍耶教派发展历史全景式的描述,再一次集中反映了回回民族灵魂不灭的历史。作品通过对宗教神秘主义的描绘,去揭示超乎一般宗教意义上的更深层的内容,心灵魅力,提高人们参与拔河运动的意识。通过各种渠道去宣传拔河项目,或通过重大节日去拓展拔河运动,使之成为全民健身活动的方式之一,通过组织拔河赛事为主要手段,可带动加工业、旅游业、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体育设施、器材如拔河用的麻绳、拔河鞋等各种各样体育产品消费活动的发展,带动拔河相关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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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内容上,小说以庞大的史料描述了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派的艰辛生存悲剧,在立足“人性”的基础上思考了人的精神信仰生态问题,对当代中国宗教题材文学的丰富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的积淀、皈依宗教的热情,促使张承志开始了《心灵史》的创作。与大部分小说的虚构相比,《心灵史》中的各色人物可能都真实存在,这是他们具有历史性的一面;而从文学的维度看,张承志笔下的人物又不仅仅是历史上的真名真性,也沾染了作者的主观的情感色彩以及浓厚的宗教熏陶。作为西部文学的一种,张承志放弃了描写少数民族的异域风土人情的想法,而是以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这个特殊的宗教组织发展历史为叙述线索,通过这个教门里的各色人物的教争、卫教、复仇活动展现了中国大西北民众对追求心灵信仰自由的渴望与果决,同时也从反面批判了当时的满清政府无视基本人道而残酷血腥压制哲合忍耶教民的做法。

     
《心灵史》中的回民人物大多服膺于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派苏菲主义学派,在文学史上张承志第一次将他们完全置放在特殊又敏感的宗教视野里叙述,丰富了文学史中的回民题材创作,对西部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做出了极大贡献围绕宗教,作品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等级有序、个性纷呈的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派:上至导师(穆勒什德)、主教(热依斯),下至主事(阿旬)、默默坚忍的教众(多斯达尼)的回民形象谱系图。张承志借由这一谱系中充满“血性”共同点的诸多个体批评当下社会的阉寺性,尤其是对20世纪90年代急速变动的大环境下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治学为人态度的批判,同时也是借历史的惨痛教训为今后回民信仰的伊斯兰教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也即借助世俗和神圣两栖的“新人”来实现其与异域文明平等对话的可能。

     
 其次,《心灵史》没有环环相扣的情节框架,也没有讲叙一个首尾完整的故事,它里面堆积着原始的历史资料,俯视可见作者天马行空似的议论,经常出现一些小说家最忌讳的数字统计,为了方便读者,作者不时地在作品中解释一些宗教的基本常识。所以,《心灵史》问世以后,不少批评家甚至不愿承认这也是小说。如果有谁想要在新时期的长篇小说中寻找文体实验的始作俑者,张承志无疑可拔头筹。

   
 《心灵史》在小说文体实验上所迈出的步子是别的长篇小说望尘莫及的,别的实验性作家只是在如何叙事上兜着圈子,设计迷宫,而《心灵史》则将叙事本身取消了。当然,《心灵史》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叙事,小说在抒情、考证、求索、辩论这一整体框架中不时穿插着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或激越高昂,或柔和精美,或机智幽默,或悲壮苍凉,叙述风格虽然并不一致,但其目的是很明确的,即用这一个个的小故事来展现出哲合忍耶这一宗教派别的文化特征。在现代小说历史上,小说对宗教文化的叙述往往是将宗教文化作为一种背景材料,用以展开情节,推进故事,塑造性格,制造氛围。而张承志不仅将宗教文化当作小说描写的对象主体,而且将作者本人的宗教情感与信仰态度也作为一种主体精神鲜明地投入到作品中。这种对象主体的构成与情感主体的投入使得小说的叙事在激情迸发中有失节制,甚至作者自己也明确意识到小说叙事上的主观性,在叙述的间隙不忘恳请读者“原谅我往往写得激动或用力过度”,但是,从现代小说宗教母题叙事的发展来看,主体精神的强烈投射不仅是叙事模式本身的扩张,而且也体现了在新时期特定的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条件下,知识者对宗教信仰的自由言说的执着追求。

     
 然而,身为所处时代少有的、受过系统教育并长期从事专业研究的知识分子,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大力倡导以“信仰”对抗“拜金”“物欲”等时代病症,呈现出强烈的反理性、反人道倾向。《心灵史》认为“贫穷必须信仰”“必须贫苦才能信仰”,拒绝对“哲合忍耶”教义做出阐释,提倡“血”和“孤绝的抗争”,离开了知识分子所应当秉持的启蒙价值立场,折射出某种形式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背离。

     
 按照张承志的解释,“哲合忍耶”代表着一个为了内心信仰和人道受尽了压迫、付出了不可思议的惨重牺牲的穷困回民团体,而这“哲合忍耶”精神将成为张承志信仰的基石与叙述的主角,他已经真理在手,他要做的只是为世俗凡尘、尤其是已经堕落到令人发指的世纪末精神世界提供一条救赎之途:“我和哲合忍耶几十万民众等待着你们。我们把真正的希望寄托给你们———汉族人、犹太人一切珍视心灵的人…
茫茫的黄土高原和大西北向你们洞开了…
…你们会觉得抓住了一种真知灼见。”这样的叙事背景显然令人好奇。“哲合忍耶”所代表的一部分穷困回民的信仰及其教史将为1990年代的思想提供什么样的新元素呢?作为宗教信仰它又将展示怎样特别的彼岸逻辑与救赎之途?为什么只有“哲合忍耶”引起了张承志如此决绝的膜拜与激动?如果“哲合忍耶”与中国现代史上一度轰轰烈烈的民粹崇拜相比并无多少特异之处,那么“哲合忍耶”的信仰依据何在呢?如同任何虔诚的信徒一样,张承志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因此一个文本外的细节就值得留心,那就是张承志的个人履历。
1972年他24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75年毕业后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1978年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毕业后获民族历史语言系硕士学位,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
1983至1984年他又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定地区研究计划”合作人及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在日本从事中北亚历史研究,小说《金牧场》恰似这一时期经历的产物。张承志长期从事中亚、新疆、甘宁青三地伊斯兰黄土高原的历史宗教考古调查,并能使用数种外语———这份履历表证明,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受过系统教育并长期从事专业研究的知识精英。文学创作是伴随着他的专业积累而发展的副业,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专业知识储备还是从文学技法的磨炼上看,备受张承志重视的《心灵史》都有能力将这两方面圆熟地捏合。但《心灵史》半文半史的叙述以及四处迸发的决绝呼告将这个文本神秘地带进了信仰的区域,它纪录了一个知识精英奇怪的皈依。张承志没有对此作出逻辑上的解释,更准确的说他是用信仰代替了逻辑———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说,宗教不可能是清晰的和理性的。张承志只是指示出两个信仰的关键词,分别是“苦难”与“人道”。围绕着“哲合忍耶”信仰产生的疑问以及知识精英奇怪的皈依能在这两条路上找到答案吗?

        另一方面,是他的“民粹主义”文学精神。

“民粹”本指一种人民不满现状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坛上发扬光大的民粹主义主要继承了俄国民粹主义精神,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忽视或者极端否认政治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民主”精神,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的意识形态。

       
对贫穷和简朴生活的赞扬历来是民粹主义叙事模式的重要的元素。张承志是“民粹主义”文学精神的代表作家。在小说中他不断强调一种“为人民”的信念,不断寻找人民的精神食粮。摆脱人间利益而全神投入地高声赞颂真主的“哲合忍耶”,
似乎更具备信仰的纯度。张承志赞叹这种因穷困而来的信仰:“一个中国底层的新形式,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形式,形成了。”高纯度的信仰、无知无欲的民众精神状态,往往使崇拜变成一种危险的激情,这种潜藏的危机逐渐成为《心灵史》的主角。但此时张承志仅仅完成为贫苦的信仰而驱逐科学和现代化的第一步,他还有更奇异的逻辑需要铺陈:“贫苦必须信仰”之后,是“必须贫苦才能信仰”。“必须贫苦才能信仰”,张承志的逻辑又出现了漠视文明常识的判断。“在中国,只有在现世里绝望的人,只有饥寒交迫的人,才能够追求和信仰。”面对改善穷苦的诸多选择,离文明最远的信仰成为必须的选择;面对信仰的诸多来路,穷人却是进入圣域的唯一合法身份。信仰和贫穷在张承志那里似乎完成一个太极图式的闭合,拒绝了任何外在的介入甚至崇拜。然而张承志奇异的“贫困与信仰”的辩证法毋宁说是对“哲合忍耶”信仰的“穷人属性”的反复强调。“现世里绝望”在那片高原上显然不是指某种个体精神在不断探究意义终极性的过程中形而上思辨的结果,它和“饥寒交迫”是一张脸的两个侧面。张承志自白,“我偏执地坚持,中国的一切都应该记着穷人,记着穷苦的人民”,只有贫困才能信仰的推理正是对这一偏执观念的进一步升级。物质条件的贫富与价值观的善恶决然无关,将二者粗暴地嫁接源于中国近代史以来激进的政治革命思维等多方面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穷人”逐步被“人民”所代替以获取更广泛的号召力,但二者在实质上根本无二,民众的力量甚至成为“跳出历史周期律”最有力的杆杠。依靠贫富或出身等外在条件来判断价值观正确与否甚至是人性善恶,却隐藏着极大的危险性。贫富、出身等客观条件能用于推导现世的行为逻辑,而对主观精神世界的判断本无置喙之处。早自鲁迅开始,“穷人”、“民众”或“人民”,就明白地呈现出价值观上的多元性和劣根性———他们无法胜任精神导师的角色而更宁愿充当坚定的士兵。张承志对此并非毫无认识,他也曾抱怨中国人民是一种有着惊人的冷淡、奴性、自私存在,烈士精神对他们的感召力是微乎其微的,他们更习惯围观别人的流血牺牲或大声疾呼。他甚至怀疑“站在人民的一侧就一定能揭示历史真实么?”但张承志并不为此放弃他“贫困与信仰”的辩证法,也不大理会行文中出现的价值判断上的矛盾。在对底层穷人的冷淡、奴性、自私作出“这也许是中国人劣于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地方”的评价之后,紧接着出现了“但是中国人同时又是大奇迹的创造者,一旦他们群集而起,他们便突然间抛尽了血液中的奴性和冷漠,以真正的史诗教示世界”。这其中没有一字一句的过渡与阐释。“冷淡、奴性、自私”的穷人如何“只有”信仰才能解救呢?如何又只有他们“才能”信仰,“才会”信仰呢?为何他们“一旦群集”便突然间抛尽了血液中的奴性和冷漠?张承志“贫困与信仰”的辩证法宛如醉汉的脚步颠三倒四,最后一脚踩到了玄虚与神秘:这是个“教示的世界”。德尔图良说“正是因为它是荒谬的我才信仰它”,似乎神秘是躲避理性追问最好的逋逃之薮。而由“唯穷是德”推导出充满血性的“神秘”,中间还有个环节需要明晰,那就是“哲合忍耶”的人道伦理观:贫穷萌生出的伦理终将汇入膜拜与信仰。

     
 此外,张承志以向内转的视角强调“人、人道、人性”的观念,对90年代物欲高蹈的人文环境及人的异化的生活状态和麻木式的精神追求进行了多方面的否定,同时作品还对“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内涵进行了宗教意义上的解读,认为人的自由和解放取决于其在何种程度上解放自我,而张承志为人们提供的一个直观参照即是宗教信仰的自由、虔诚与否如其书中自述:‘他(马明心)为我树立了以人的心灵自由为唯一判别准则的、审视历史的标准我的判断只忠于心灵获得的感受,我只肯定人民、人道、人心的盛世”角而“马明心”远非个体意义上的人,他的存在象征了回民对整个伊斯兰宗教信仰的组织和选择,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张承志将“人的文学”的内涵延伸到了宗教信仰的宏观高度和诸多个体内部心灵精神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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