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亚体育娱乐】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张承志诗性小说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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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罗 岗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郜元宝 复旦大学教授采访:邵 岭
本报首席记者  日前,12卷《张承志文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集收录了张承志在2010年之前创作的作品,可以看作是对其创作的一次最为完整的总结。  有评论家认为,张承志是文坛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从改革开放之初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一炮而红,以及随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等风靡文坛,到1990年代后自觉转向散文——或者说非虚构文体——创作并逐渐远离主流文坛的视线,如何评价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一直见仁见智。本期首席对话,聚焦张承志。

张承志诗性小说的特征

从鲁迅的小说《故乡》《祝福》《伤逝》,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沈从文的《长河》《边城》,到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等,构成了一幅壮观的“诗性”小说场面。于是,在此背景下,小说的“诗性”问题便成为一个重要论题,研究者纷纷从不同视角来关注和论证小说的“诗性”特征及其内涵。但是,截至目前,研究者更多的是从文体层面,即从诗的形式特征入手来认识“诗性”小说,他们主要关注小说外在形式特征的诗意与诗化,如语言的诗化、结构的散文化、象征性意境的营造、艺术思维的意念化和抽象化等。认为“诗性”小说就是将诗的某些文体特征吸收、消融到小说的创作中来,将小说用诗和散文的笔法写成,使其具有诗的意境和韵味,体现出小说与诗歌、散文的相互渗透。这种仅停留于文体学层面对小说的“诗性”进行解读,必将使其陷入概念歧义和片面化的误区。如张箭飞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诗化小说是现代小说的一种形式,即用诗歌的方式组织叙事,为了最大限度的逼近诗,削弱散文小说叙述结构的统一感和逻辑性,作者需要利用诗歌的特色手段来替换或转化散文性叙事的形式技巧———诸如强调关键词语,有意重复某个意象,富有暗示意义的细节、节奏等”[3]。我们应该认识到,“诗性”这一概念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深度都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到了文学、美学、哲学、宗教等各方面内容。它“并不取决于华丽的语言,韵律的整饬层面,而诗主要体现在其反应生命的‘内在深度’方面,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及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探寻”[4]。因此,在当前对小说的“诗性”问题研究时,不能仅仅从“诗性”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文本表层的外部特征进行区别与论证,而忽视对“诗性”内涵多元意义的解读,忽视对“诗性”小说的文学“主体性”精神的关照,将“诗性”内涵的两个层面分开解读,使各定义间相对独立或隔绝,特别是停留在文体形式层面只关注诗歌形式对文学的渗透,而忽略“诗性”本体论层面对人性、人生的探索。这最终会限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从而导致“诗性”概念的泛化和误读。

在文体学层面,“诗性”小说即对小说风格的诗化处理,指的是一篇小说作为完整的艺术世界所具有的诗的意境和情致。它与传统小说在语言的运用、结构的设置、叙述的方式及人物形象的刻画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追求目标和审美特征。在语言上,与传统小说相比,“诗性”小说作家将语言的诗化放在首要位置,语言具有明显的本位地位,语言的风格构成“诗性”小说风格的基础。其语言追求清新明丽,隽永含蓄及精炼自然,节奏感强,富有内在韵律,而且能构成抒情意象,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和音乐美。语言的“诗化”是“诗性”小说的最基本特征。在结构形态上,与传统小说相比,“诗性”小说不再讲究叙事的连贯性,情节的集中紧凑等特点,而采用了诗化、散文化的情调、情绪结构形态,不再讲究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严谨性,而是通过创造零碎的场景和强烈的主观抒情来淡化叙事情节,使小说结构趋于散文化,作者往往将“一种主情主义的美学意识带进小说当中”,以深层的内在意蕴将生活的片段、简单的故事情节以及复杂的情感思绪贯穿起来,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体现出“诗性”小说形散而神不散之美。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诗性”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它非常注重对人物的肖像描写和语言描写。在人物的肖像描写上往往不求精细,而是简单勾勒,甚至模糊不明。在人物的语言上也往往不求个性化,人物对话很少,甚至没有对话,却很重视对人物心理进行细致入微,感人至深的刻画。在叙事方式上,传统小说本来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为中心,而“诗性”小说却以意境的创造为中心。丰富深厚的象征意蕴是“诗性”小说的又一突出特征。人物、事件、环境不过是用来渲染气氛,烘托情感,寄托作者的某种心情。这样人、情、景相互交融,构成诗的意境。从而与一般抒情小说区别开来。

在文学本体论层面,“诗性”是人性深层对人生本源性的追寻和共通性向往,是诗人在“失落于历史之中,通过语言中介去寻访表现诗意、信仰、爱、追求人生皈依等本体性问题,从而诗化人生”[5]。中国“诗性”小说是在五四时期“人的主体性精神觉醒”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是对传统小说中“人的意识”的整体性缺失的补合。“五四”时期张扬“人性”、“人道主义精神”,使“为人生”的自觉、积极的诗性意义,成为小说的基本主题,使文学对传统形态下人性集体无意识进行自觉诉求。它实质上是潜伏在人意识深处的种种生命本能凭借着一种新的言说方式获得升华,从而完成人性的解放,其本质在于作家对理想人生方案的寄予和表达。综上所述,对于“诗性”这样一个具有丰瞻性的概念,我们不仅要从语言的诗化、节奏的整饬等文体层面去界定,更要从其反映生命的“内在精神”方面,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及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探询等本体论层面去诠释。本文提出这一问题也就是意图引入一种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解思路,突破对“诗性”小说概念化、形式化的研究,沟通现当代小说的形式研究与人文研究,以此深入地解释张承志作品艺术魅力常在的原因。这也有助于深化、提升“诗性”问题研究的对象,进而恢复“诗性”内涵的欲望、宗教、存在等意义。

在小说中采用诗歌的语言表现和散文的结构模式,用具有丰厚象征意蕴的意象营造一种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象征性场景,把浓烈的情感融入小说的叙事中,对生活中的人、事、物做诗化处理,从而使其小说成为“诗性”小说。他的小说作品,几乎都是激荡着生命热情、蕴意深刻的诗篇。可以说,“诗性”小说不仅是他的一种创作追求,更是一种强烈的内心情感倾诉的需要。小说所蕴含的,是全人类在历史进程中所喷发出来的、充满牺牲精神的崇高诗情。对张承志小说的“诗性”研究,早在其作品刚刚发表的80年代就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与追求。一直以来,评论界也有着较为持续而热情的关注。但是,截至目前,笔者发现,对张承志“诗性”小说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文体层面,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小说体诗”来研读和分析,而没有从小说“诗性”的内在精神、生命强力等文学本体论层面进行准确而深刻的探析,没有用一种整合的思路从文体学、文学本体论两个层面相结合来研究张承志小说的“诗性”特征及其内涵。因此,本文将从张承志小说的“诗性”外在表现特征及其对生命与人生的探寻两个层面入手,坚持从形式向内在深度掘进,全面探究和认识他的小说创作的“诗性内涵与价值意义。”

从文体层面看张承志小说的“诗性”

张承志的小说是“诗”的。他的创作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叙述语言连同整篇小说的发想、结构,应该是一个美的叙述。小说应当是一首音乐,小说应当是一幅画,小说应当是一首诗,而且全部感受、目的、结构、音乐和图画,全部诗都要依仗语言的叙述来表达和表现,所以小说首先应当是一篇真正的美文。”[7]他的“诗性”小说作为小说与诗相结合的产物,在文体上打破了小说最基本的规范,呈现出一般小说所没有的诗的外在特征。其在文体层面的诗性表述体现在诗的语言、诗的结构、诗的色彩三个方面。

1.诗的语言。对“诗性”小说来说,语言不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所履行的不仅是媒介的功能,它的某种审美的有序构成本身就是一种特定内容的揭示。对于“诗性”小说,我们首先从其语言中就能感受到诗的韵味。语言的诗化,正是“诗性”小说突出的文体特征。张承志对小说的语言高度重视,“我是一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文字作家。我是一名无法克制自己渴求创造的血性的作家。我用十年功夫磨练了自己的文字语言。”[8]由于特殊的人生阅历,张承志有幸领触了皇城根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等亚文化的恩泽,也由此而形成了他艺术创作中独特的诗的语言风格。在张承志的“诗性”小说中,小说的语言不仅是载体、是形式,而且是内容、是本体。这种语言是经作者创作过的新鲜的、有活力的、有表现力的语言,而且富有丰厚的底蕴与深味。在张承志的小说中,语言节奏时而短促紧迫,时而舒缓绵长,富有内在韵律;句式上长短相错、灵活多变;标点符号时有时无,这些都成为人物内心世界的律动和情感起伏变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如《危险的生命》中的一段景物描写:“笔直下滑的黑黑斜坡上,生着一颗颗垂直的树。叶子枯黄,沐着阳光,美丽的如黄金薄片。如厉鬼肩上的花一般,那金箔般的叶子给了我如镂如刻的印象。在漆黑而滑向无底深渊的斜壁上,这种美丽的金黄真不可思议;我不断的联想到生命的危险”[9]。诗意的语言展现出的是一幅雄奇静怡的“火山旷野”图。既有火山的狂野,又有树木的顽强抗争,更是加上了作者的切身体验。作者犹如一个向导,一步一步把你带到他的精神家园里去。在那里你找不到凡世的纠纷与闲愁,有的只是热情淳朴的人民和像那黑山上的野草般的生命的热烈。张承志的小说中常有一些短促有力,整齐有序的短语,形成一种短促迅疾的节奏。如《北方的河》中:“他看见眼前充斥着、旋转着、跳跃着、怒吼着又清唱着一团团通红的浓彩。这是在呼唤我,瞧这些一圈圈旋转的颜色。……理想、失败、追求、幻灭、热情、劳累、感动、鄙夷、快乐、痛苦,都拌合着那些北方大河的滔滔水响,清脆的浮冰的击撞,肉体的创痛和感情的磨砺,一齐奔流起来,化成一支持久的旋律,一首年轻的歌。”[10]简短有力的语言形成了一种急促的节奏,将作者丰富的情感体验酣畅淋漓的抒发出来,而采用排比等修辞手法组建整齐匀称的句群,同样蓄积饱满的情感,如“喔,你就是永定河,他想。你就是把北京西北的巍峨山脉劈出了深峡长谷的永定河。你就是一旦来到了三家店,一旦拜托了高山和岩石的阻拦就肆意恣情地在开阔的平原上东摇西荡的永定河。你就是多少年来自由自在,迁徙无常,河道如麻的永定河。”[11]这几个整齐匀称的排比句,将主人公瞬间涌上心头种种复杂而强烈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增强了节奏感,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激荡读者的心灵。由此可见,张承志“诗性”小说的语言,语句的长短、语速的徐疾随着情感的起伏跌宕而变化,长句舒缓,短句急促,长短有致,快慢徐疾交错变化,外在的语言节奏与主人公的情感的跌宕起伏相辅相成,使张承志的小说具有了独特的韵律感,给人以美的享受。

2.诗的结构。综观张承志的“诗性”小说不难发现,作者非常习惯于以诗的结构模式来构思小说。他的“诗性”小说打破了小说的传统模式,不再追求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连续性、完整性与严谨性,不再囿于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而是采用了以大笔描绘客观世界与充分抒发主观情思相融合的符合传统民族审美趣味的主体构思。作者倾向走向内心、走向情感、走向主观的体悟,有感而发,而不是纯客观的叙述再现。以深层的内在意蕴将生活的片断、简单的故事情节以及复杂的情感思绪连缀贯串起来,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体现出形散而神聚之美。在张承志的“诗性”小说创作中,首先,他摒弃了传统小说以故事矛盾冲突进行结构的单一模式,也摒弃了以意识流动来结构小说的极端的情节结构,而是借鉴诗歌“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情绪流动的结构方式来组织心绪;通过人物内心世界发展的轨迹及情绪流动来组织结构,从而凸现出诗的抒情结构。比如:《黑骏马》的构架是白音宝力格与索米娅的爱情情感及索米娅艰难生活的命运。小说并没有对他们爱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做全面、详细的叙述与交待,作者只是用白音宝力格回忆的形式,作了粗线条的陈述,人物的外部特征和客观情境的描写也是粗疏的,但却把浓墨倾泼在主人公白音宝力格的内心感触上,重点刻画他在带着“缺憾、歉疚和内心创痛”重返草原,寻找他从前失掉的东西时,所留恋、所遗憾、所悔恨的沉重心理,更多把笔力投向人物的精神世界上。小说中在“我”骑黑骏马返回草原的随想中,简单的故事情节被古老的草原牧歌《黑骏马》的曲律所分化和演进。主人公白音宝力格那反复不断的内心思索和反省,使小说从头至尾布满了种种的感触、思绪和联想,造成情绪的流动,形成情感的节奏。它们不仅充分揭示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使人物有血有肉、有灵有情地站立在我们面前,而且加深了作品质的深度,扩大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其次,张承志的小说,大多选择了一个简单的线索与结构,但这种情节简单性的缺陷往往被诗的内在激情所弥补。事件的过程和情节往往被“诗化”掉了,但结构的开放之中仍然有紧凑感,放任之中仍然有内在的统一感。这种结构的统一感来自于弥漫整个作品的诗意。这使得作品不致成为一些随机片断的随意堆砌。如《北方的河》的简单故事是我为了报考研究生及立志考察北方河流的志愿。这种简单的情节,如果不以诗的激情和思想激情去充实,有可能就是一种空洞的结构。但张承志却在这种简单的构架中容纳了十分复杂的生命内涵,从而使艺术作品充满着一种内在的张力。总之,张承志在创作中自觉追求小说的诗化结构,不再以完整的故事来架构框架。没有死板的开头、发展、高潮、结尾的明显的斧凿痕迹和故作惊人的悬念气氛。真正网络作品结构的,是作家的内心世界和特定激情在作品中的再现。正如王蒙在评价张承志的《绿夜》时说“: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没有对任何人物和事件的来龙去脉的交代,没有静止的对于风景、环境、肖像、表情、服饰、道具的描写,不造成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见其境的逼真感,不借助传统的那些久经考验、深入人心、约定俗成的办法:诸如性格的鲜明性、情节的生动性、丰富性、戏剧性,结构的完整、悬念的造成、道德教训的严正……摆在你面前的,是真正的无始无终的思考悄绪的水流,抽刀也断不开的难解难分的水流。”[12]王蒙的这一评价不仅对《绿夜》,对张承志的其他小说也是比较贴切的。

3.诗的色彩。张承志“诗性”小说中的色彩,是张承志对生命与人生的理解与显现,也是他特殊的情感体验在文学世界中的激情投射。对色彩的追求与迷恋,极大地增强了他小说的阅读美感。无论是读他的《北方的河》《黑骏马》《绿夜》,还是读《金草地》《心灵史》,我们都能在作者如歌如诉的描述中看到他向我们描绘的发射出强烈光彩的金黄的山川、一望无际的绿色的大草原、火红的太阳、高远蔚蓝的天空,感受到一种特有的悲壮、雄浑的力量。比如在《黑骏马》中有一段描写:“……极远极远的、大概在几万里以外的、草原以东的大海边儿吧,耀眼的地平线上,有半轮鲜红欲滴的、不安地颤动的太阳露了出来。从我们头顶上方一直延伸东去的那块遮瞒长空的蓝黑色云层,在那儿被火红的朝阳烧毁了边缘。熊熊燃烧的,那红艳醉人的一道霞火,正在坦荡无垠的大地尽头蔓延和跳跃,势不可挡地在那遥远的东方截断了草原漫长的夜。”[13]这段景物描写,使人不禁联想到那波澜壮阔的草原静置于广袤无垠的天幕下的太阳雄壮与凝重。红、蓝、黑三种色彩的交相辉映,给人的视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除了视觉的享受,你还能感受到一种博大的情怀,它能带给你一个宽广的视野。在这样的地方呆上一阵,你更会觉得自然的伟大,人类的渺小。像这样美的画面在张承志的作品里还可以找到很多处。张承志对色彩的理解,也许是受到了梵•高的影响。张承志在许多作品中都流露出了对这位艺术大师的崇敬和热爱。他作品中的色彩多少承袭了他的艺术风格。“梵•高则让他懂得了线条与光泽的价值”[14]。尤其是梵•高的“我不是尽力想精确地复制眼前的东西,所以我可以更为武断地运用色彩,这是为了强有力地表现我自己”[15],这种色彩观念对张承志的影响更大。不是“精确的复制”,而是“为了强有力地表现”自己,这种表现就是作家内在的感受和一种包含个人底蕴的精神活动。在张承志的作品一次次浓墨重彩的描绘中,我们看到他醉心于对七色光彩的追求,善于依据各种色彩的象征意义所伴生的情感特征来选择和描绘景物,使之与人物的心境相契合。

从文学本体论层面看张承志小说的“诗性”

从文学本体论来看,张承志的“诗性”小说是其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宗教追寻精神的激情表达,其作品通体激荡着高亢的生命旋律和生命意志,表现了人类追求精神家园的执着以及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孜孜以求,同时又对病态悲观的生命形态进行积极的反驳。与此同时,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宗教追寻的“诗性”素质,使张承志的“诗性”小说充满了奇特的艺术魅力。

1.崇高的生命意识。张承志的小说创作,几乎都是激荡着生命热情的、内蕴深刻的诗篇。他在作品中探讨生命的价值,寻找人生的意义,讴歌青春的理想,讲述民族历史的重荷、苦难人生的轨迹、青春的启蒙、爱情的呼唤、男性的粗犷与深沉、女性的温柔与母爱的伟大、社会人性的复杂及其光明的前途。他的“诗性”小说作品,是一部关于人生与人性的富有生命激情的奏鸣曲。比如在《北方的河》这部小说中,作者以第三人称独特的笔触展开叙述,展示了一位在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大河哺育和娇惯下长大的青年主人公“他”对河流的热爱以及在“河流”中破风斩浪、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主人公“他”作为一个充满着青春活力和英雄气概的人物,在高速运转的生活节奏中,仍然有着一颗不向命运屈服的赤子之心,他拼命地追回被历史耽误而流逝的青春,以英雄的气概和热情执着地追求理想,相信未来。朝着理想之路勇敢前进,成为“他”生活准则和生命的全部意义。河流的粗犷博大,养成了他自信、坚韧、不安分的性格。早在青春年少之时,他就无所畏惧地轻松横渡了黄河,并且把跟着的一位陕北老乡狠狠地甩在后面。当他青春流逝,再次面对黄河的时候,又不顾年轻女摄影记者的劝阻,再次畅游了这条正汹涌着大浪的喧嚣大河。虽然此时肉体背叛他开始衰老,但青春的理想依然存在。在专业方向的选择上,也显示出了他的执拗与自信。他本来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优等生,本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但是,不听从众人的劝告,执意要考人文地理学研究生,而一旦主意已定,便不顾一切地着手准备。他下决心运用书本上的知识和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去“轰炸”那张考卷,让导师对他刮目相看。他也曾遇到许多困难和障碍:没有钱去黑龙江考察,母亲病重住院,手臂疼痛难忍,报名遇到了麻烦,准考证没有着落……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他向既定的目标冲刺。他那种志在必得的自信和燃烧着的不可遏止的激情,使读者无不受到强烈的感染,而且深信他一定可以实现他的奋斗目标。这个永不放弃与生命搏斗的好汉子,他的身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随时决心与命运“斗一场”。他相信青春,期待青春。他认为只要是青春就会是美丽的。他要奔跑着生活,以此来追回过去浪费掉了的宝贵青春,他的身体是累的,可是心里却是自由的、轻松的,充满了希望。由此,我们看到,这个被北方的河把勇敢和深沉、粗野和温柔、传统和文明灌注到血液中的年轻人,已经显示出了坚强的奋击者的性格,“他”从这些奔流不息、永不衰竭的河流中领悟到生命和青春的启示,“他”与辽阔苍茫、粗犷坦荡、深邃博大的北方大河精神容二为一。在这里,北方地貌河流无不成为人的生命激情的具象表现,成为整个民族精神的象征。

2.宗教追寻的“诗性”素质。张承志是一个有着虔诚信仰的作家。宗教信仰始终贯穿在他为文为人之中。这成为作家创作的“诗性”精神积淀。作为一个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徒,信仰已深深根植于其灵魂深处而无法回避。但要真正理解张承志的宗教,哲合忍耶却并不是唯一的方式。他的宗教更多的则应是一种带有终极意味和具有超越性、普泛性的精神超越与价值意义,它贯穿于作家文章之中,形成一种无形且无边的诗意。张承志对宗教的追寻源于他对都市现实生活的清醒认识与反抗。“周围的时代变了,20岁的人没有青春,30岁便成熟为买办。人人姜缩成一具衣架,笑是假笑,只为钱哭。十面理伏中的我在他们看来是一只动物园里的猴,我在嘶讯时,他们打呵欠。”[16]美好的价值追求与现世的虚伪混浊,使得张承志变得愤怒和焦灼,为了寻找理想的人格模式,追寻纯真的人性,为了重建想象的净土和追寻“清洁的精神”,他选择了抛弃与流浪,抛弃那种世俗的龌龊的生活,在流浪中寻找自己“洁净”的精神世界。这种追求是对生命的强调和重新阐释:只有守卫好自己的精神家园,才能消除今日主体认同的危机感,获得完整的生命感受。理想主义的张承志在流浪中苦苦追寻着理想的净土,找寻精神的依托,于是他的三大小说系列,即草原小说系列、北方小说系列和回民小说系列告诉我们:在那无际无涯的草原,在那贫瘠穷苦的黄土高坡,那村庄的古老和农民的淳朴,绿色的原野和金色的牧场,这里是心灵的憩园、清洁精神的栖息地。他的《绿夜》《黑骏马》等草原小说,悲壮而感伤。这些小说带有苦难的幸福观,充满宗教的意味。额吉的博爱精神和宿命地对待人生苦难的态度,很接近佛教和基督教的观点,《金牧场》中的男性主人公对待人生积极进取、“九死不悔”的“朝圣精神”,又是和儒家文化吻合的。这时张承志还没有某一个明确的宗教信仰,宗教情感是基于个人现实阅历自然形成的,又由于张承志虽然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但在汉文化环境中生长,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宗教是复杂而丰富的,混杂了不同文化的因素。从《北方的河》开始,他的小说出现了一个父亲形象。他称黄河是“父亲河”,以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表现对父亲的感情,这种中国标准的祖先崇拜是最普遍的宗教主题之一。

但是,真正让张承志似乎找到了自己宗教追寻的终点,则是他的母族信仰。他高扬起生命意识,彻底的皈依宗教,当世人在的舞场和饭厅堕落和颓废时,张承志却选择远离都市灯红酒绿,远离世俗人群,走向了悲凉的哲合忍耶,在那里他看到了生命的坚韧,感受到了信仰的震撼。《黄泥小屋》中的苏尕三,17岁出门,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地漂泊迁徙,下死力气,日复一日的挥锄舞镰,就是为了一个“黄泥小屋”的念想,这黄泥小屋那么神秘,那么令人悠然神往。在这里,张承志用一个实体的黄泥小屋象征着一个抽象的念想,一种对净土的憧憬,一种对精神的渴望。在第八次从大西北回来之后,他凝结了全部心血写出了自己文学顶峰的作品《心灵史》。《心灵史》则用文学与宗教联姻的方式,通过对回族哲合忍耶教派发展历史全景式的描述,再一次集中反映了回回民族灵魂不灭的历史。作品通过对宗教神秘主义的描绘,去揭示超乎一般宗教意义上的更深层的内容,心灵魅力,提高人们参与拔河运动的意识。通过各种渠道去宣传拔河项目,或通过重大节日去拓展拔河运动,使之成为全民健身活动的方式之一,通过组织拔河赛事为主要手段,可带动加工业、旅游业、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体育设施、器材如拔河用的麻绳、拔河鞋等各种各样体育产品消费活动的发展,带动拔河相关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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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根据张承志小说《黑骏马》改编的同名电影的海报。

  ●张承志从初登文坛起就呈现出了一种独特性,那就是高度主观化和抒情性的特点。而且他把高度主观化和抒情性转化成了一种文体。张承志的“新时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源头紧密关联,或许也是他当时备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虽然《黑骏马》的读者大概很少会想到《故乡》。  ●主流批评界对张承志中后期写作保持沉默,一个原因是散文研究向来比小说研究要难,但更重要的是,张承志有另外一套知识谱系,而这套知识谱系是我们不太熟悉的。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去理解张承志,因为他提供了另外一套看待世界的眼光,而这就是文学的意义。  ●当我们的眼光离开西方主导的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张承志的价值。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并存在的。他的目光始终投向多元共生而生机勃发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根所在。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张承志从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抹去,那将不是张承志的损失,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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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

  记者:有人说,张承志早期作品最大特点是充沛浓烈的情感和真诚的浪漫主义风格。这在上世纪80年代缺少崇高美的中国现实社会中非常有意义,他也因此脱颖而出。怎么看待这样的结论?结合与他同时代作家情况来分析,他在上世纪80年代的崛起是必然还是偶然?  罗岗:张承志是从1970年代末至今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从他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初登文坛开始就显现出了这种独特性。包括后面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等。他没有继承伤痕文学的传统,而呈现出高度主观化和抒情性的特点。当时那些和他同时代、同龄的作家还没有摆脱以前那种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比如刘心武的《班主任》,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和《雪城》,都是很现实主义化的作品,语言也比较平实。但是张承志的作品一出来就是带有美文特点的,语言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在那个时代让人眼前一亮。  同样是抒情性,张承志和路遥也有很大区别。路遥在《人生》中的主观性抒情性有很强烈的文艺腔,比如写高加林扑到土地上,他的抒情性不构成一种文体,而是在现实主义描写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有时候甚至有些控制不住的情感流露。张承志是把这种高度主观性和抒情性转化成了一种文体,比如《黑骏马》,用蒙古民歌的节奏来控制整个小说的节奏。1985年出现的新潮小说代表了中国小说叙述方式的变化,以马原为代表,核心就是语言和文体的自觉。如果要追溯起来就会发现,张承志实际上比他们更有自觉性,而且有了理论的高度。他写过一篇文章《美文的沙漠》,发表在1985年的《文学评论》上。  郜元宝:说到张承志“早期”创作的成功,确实主要仰仗“充沛浓烈的情感和真诚的浪漫主义风格”,以及“崇高美”。也许还要加上“理想主义”。比如他的主要代表作《北方的河》,足以代表1980年代特有的虽然包含几分忧思和伤感但基本保持开放、健康、强劲、清新、爽朗、充满希望、以为悔之未晚而来者可追的精神风貌,流淌着满涨的青春朝气,你根本嗅不到一点世故、油滑、绝望和暮气。  我想多说一说1981年发表的《黑骏马》。《黑骏马》结尾令我想到鲁迅的《故乡》。鲁迅笔下归乡又离乡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思忖侄子宏儿和闰土儿子水生的将来,白音宝力格则思忖他如果结婚,生了孩子,将会和索米娅可怜的私生女其其格如何相处?他会像父亲当年把年幼的他放心地交给老额吉那样,将自己的儿子交给错失的初恋情人索米娅抚养吗?张承志的笔无论如何奔放,也不会像莫言那样,让瞎了一只眼而自觉破相的“小姑”哀求昔日恋人“我”为她在婚外生下一个和哑巴丈夫的哑巴儿子们不一样的正常小孩。不,崇尚“清洁”的张承志不会这么写。他写得更美好。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在索米娅丈夫出外的五天五夜守在一起,始终没有非分之想,有的只是跨越阶层、遭遇、昔日情感伤痛的巨大鸿沟而如今仍然相互尊重和信赖的精神交通。这恰恰是《故乡》中的“我”渴望和闰土之间发生的联系。张承志的“新时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源头紧密关联,或许也是他当时备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虽然《黑骏马》的读者大概很少会想到《故乡》。  记者:1990年代,他转向各种形态的散文随笔的写作,同时也离开主流文坛的视线。后一部分的写作数量惊人,导致小说在他全部作品中只占了很小部分,这次12卷《文集》中只有3卷是小说。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评论界对他中后期作品几乎失语,文学界很多人认为他转向之后的作品并不具备基本的文学价值,对此怎么看?  郜元宝:首先,他的小说将文学、历史等融为一炉的写法,使大部分习惯于就文学而谈文学、就小说而谈小说、缺乏基本历史兴趣的批评家和读者望而却步。他们将张承志的小说想当然地排除在他们想象的文学共同体之外,这不仅不能证明张承志的作品缺乏文学性,反而暴露了他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有多么狭隘。  其次,不妨接着多说说从由小说到散文随笔(杂文)的文体转换。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有一个奇怪现象,一谈到现代杂文的文学性,似乎就只有鲁迅一人,别的作家杂文要么归入“鲁迅风”一笔带过,要么根本不谈。看上去这似乎是在竭力推崇鲁迅杂文,其实是在巧妙地孤立鲁迅杂文,阉割鲁迅杂文,使鲁迅杂文及身而没,后无来者。如果我们不承认文学史这种巧妙的骗局,那么鲁迅之外的杂文也可以谈谈。如果有这个文学史意识,张承志散文随笔(杂文)的文学性也就可以得到认真对待,不必以“文学等于小说”的狭隘观念将他的杂文排除在外。  我觉得,张承志杂文成就丝毫不下于小说。他的杂文既保持了小说语言的刚劲华丽,和形象与细节描写的质感,同时吞吐大量知识,令人读来,饶有趣味。  罗岗:主流批评界对张承志中后期写作保持沉默,一个原因是散文研究向来比小说研究要难。前者不像后者,有一大套学理和术语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研究。无论韩少功也好,张承志也好,在进入到所谓的非虚构写作的时候,一方面,他们的每一类写作都耗费了很多心思,每篇都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写,从不平铺直叙,那种写作本身就具有文体实验的意味;另一方面,我们这些分析者最多只能讲到文章里的内容,但是对于每一种特定的形式所要表达什么,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评价方式和路径。这就对我们研究理解后期的张承志提出了很大挑战。  但更重要的是,张承志有另外一套知识谱系,而这套知识谱系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尤其是在他进入非虚构写作之后,我们要真正进入张承志的世界,理解张承志,现有的知识就不够用了。和同时代的作家比如莫言、贾平凹、韩少功相比,张承志拥有完全不一样的知识结构。因为他读了翁独健先生民族学的研究生,他所经受的学术训练为他提供了不同于别人的另外一种看待世界的眼光。这是他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包括最近他写《敬重与惜别》,还有一些专题的散文写作,实际上都跟他打开另外一个视野有关。  所以说,张承志的存在,是在思想和创作形式上同时对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对任何作家的讨论和评论,前提都要先进入对方的脉络。但我们现在无论从思想还是文学形式上,进入张承志都有些困难。面对这样一个在知识、经验、体会、阅历上都有非常丰厚资源的作家,我们很难和他有共同感。他根本就不在我们熟悉的主流文学的脉络里。  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去理解张承志。一个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也好,卡夫卡也好,福楼拜也好,都是努力提供另外一套看待世界的眼光。这个眼光是深邃辽阔的,不是简单肤浅的——文学和艺术的价值就在这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你在现实压力下还有广阔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靠谁来保证?就是靠文学和艺术。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没有崩溃,而且还在进步,有一些基本的对于真善美的认知没有被动摇,实际上都是因为人们有了另一种眼光之后,把它转化成了改造世界的力量——当然这种改造也是一个绵长的过程。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一种宽广的精神性的视野的话,那这个现实就会变得非常可怕。而张承志就是在当代作家中比较具有这种能力的。因为他有一套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你可以不赞成他的视角和方法,但是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他所提供的滋养,也许会比那些更加主流的作家更多。  记者:如此看来,质疑张承志是不是就成为一件很难的事?从张承志目前的作品来看,他的写作有没有局限性?如何评价他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位置?  罗岗:没有作家是没有局限性的。问题在于,我们要用一种有效的方法质疑。这种质疑需要一种内部的批评,而不是外部的批评。外部的批评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  举个例子。从立场来讲,以塞·柏林是不认同托尔斯泰的。但是你看他那篇最著名的文章《刺猬与狐狸》,对托尔斯泰的分析非常深入,即便在批评中也有理解,比一般的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角度批评托尔斯泰深刻得多。因为那样的批评是置身事外的,没有揭示出他自身的困境。  同样的,我们如果质疑张承志,要通过张承志的逻辑,进入他的思路,来分析他可能面临的局限。他的很多东西写的都是悲剧性结局。我的理解是,张承志最后可能要把它归于一种美,就是失败的姿态也是美的。所以大家说他长得像三岛由纪夫,他自己也蛮认同。三岛由纪夫就是沉溺于美。但审美的力量需要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两者之间还是有距离的。特别是他的作品总是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他不回避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表达,但是他没办法给出有效的回答,只能做出精神性的、审美性的回应。这是他的立场所决定的,无论是信仰的立场还是艺术的立场。  尽管如此,张承志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坐标上一个特别独特的存在,一个异类。但他不是离群索居的异类。他始终是在场的。当我们的眼光离开西方主导的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张承志的价值。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并存在的。  郜元宝:任何人都有局限性,但要看你谈的是什么局限。作为作家,张承志的局限显而易见,但这样的局限哪个作家能够完全避免?真正值得一说的是他的另一种“局限”,就是他为何那么容易被人看出“局限”?他的“局限”为什么不像别的中国作家那样似乎永远也说不清楚?这实际上就与他在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独特位置有关。他的位置太独特,所以他的“局限”也十分明显,甚至他的“局限”就取决于他的独特位置。  众所周知,我们早已习惯于称1949年至今的中国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有时直接将当下的中国文学也冠以同一名称。但细究起来,所谓“中国当代文学”乃是未加分析的模糊想象的共同体,在这样的“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张承志在1990年代以后的作品很难找到适合的位置。  只有在一个更加清晰和更加扩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张承志的位置才能够得以确认。他的中国立场和中国认同始终十分坚定;虽然据说他通晓多种语言,但日常写作所依赖的主要还是汉语,并在汉语的“美文”中重新确立自己的“母语”,由此从作家的内心深处涌出“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热爱和自豪”(《美文的沙漠》);他的目光始终投向多元共生而生机勃发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根所在。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张承志从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抹去,那将不是张承志的损失,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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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资料图片

来源|文汇报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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