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聂荣臻传

  第一节历史是严峻的,历史又是公正的。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尤其对取消党的领导、怀疑和打倒一切老干部、军队开展“四大”等违背根本原则的做法,激起了许多老革命家的强烈不满。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成员,在中央军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们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作了坚决斗争。这是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而林彪、江青一伙,却把它诬蔑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毅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向党和人民致了最后的军礼。

  这场重大的原则斗争不是偶然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为了实现乱中夺权的阴谋,就唯恐天下不乱,今天要打倒某人,明天要打倒某人。他们以毛泽东关于党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论点为借口,到处煽风点火,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批判”、“揪斗”、“造反”、“炮轰”、“火烧”、“打倒”等形式,冲击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致使许多地方的工厂停工,农村停产,学校停课。

  第一节“乾纲独断”和坚守岗位

  1967年1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制造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了夺仅的高潮,形势越来越乱,并且波及军队各总部等领导机关。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点名攻击中共北大党委的一张大字报的全文,陈毅很感意外,连夜去询问周恩来。5天前,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曾派人去北大批评了贴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人。周恩来现在却告诉陈毅:他刚才接到康生电话,说:毛泽东主席赞成这张大字报,并亲自决定今晚由中央台播放全国。

  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为保持部队的稳定,进行了各种努力,费尽了心血。

  陈毅惊讶,一时语塞。似这样令人震惊的意外之举,近几个月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从1月8日到4月中旬,连续召开军委碰头会。他们在会上表示,上海带头掀起的夺权风,把许多单位搞乱了,不值得提倡。

  4月中旬,陈毅夫妇陪同刘少奇和夫人出访后回到昆明,中央发来急电:速至杭州开会。陈毅走进会场,才知是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

  聂荣臻说:“这么多下级和战友,都是从战争年代一起考验过来的,互相都比较了解,怎么都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无法理解嘛!这样乱下去,怎么行!”

  时隔半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二月提纲”突然定性为“反党纲领”,彭真因“反党错误”被撤职后隔离审查。

  早在1966年9月1日,在由叶剑英主持,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参加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汇报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其中提到:部队中不准组织红卫兵,师以下部队及军以上机关的警卫、通信部队统统搞正面教育,不准地方到部队串联,也不准部队到地方串联,更不让地方群众和红卫兵到部队营房搜查。如果发现有人企图煽动部队搞武斗,各级党委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并立即上报。萧华的讲话,总的精神是要保持部队的稳定。聂荣臻是完全同意这些意见的。叶剑英、徐向前也都同意。9月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批转了萧华讲话的要点,要求部队坚决遵照执行。

  5月16日,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可是过了两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聂荣臻与叶剑英议论说,让这些娃娃们去工厂、农村到处乱窜,煽风点火,这股火烧到哪里,那里的生产就得停顿,此举实不可龋10月5日,林彪授意发布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明确提出:在和党委的关系上,运动期间要突出地强调文革小组的权力作用。军队院校要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四大”。此后,全军院校相继大乱,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造反派们互相串联,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连连遭到冲击。

  2天后,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成立。组长陈泊达带领工作组,夺了《人民日报》社党委的领导权,为其制造舆论扫清道路。

  林彪、江青一伙唯恐天下乱得不够,
1967年1月初,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陈毅发动进攻,策划要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与此同时,1月3日,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航3名学生代表时说:“聂荣臻有缺点,可以烧一烧。学生可以与国防科委机关干部一起,把革命搞好。”在如此露骨的煽动下,北京航空学院一些受蒙蔽的学生,更是肆无忌惮地把炮轰聂荣臻的浪潮越掀越高。就是这些北航学生,1966年9月,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公然在国防部大院外安营扎寨,胡闹了28天,叫嚷什么要清算国防科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此,聂荣臻认为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打电话给王力进行解释。同时,要国防科委对这些学生进行开导教育。而江青一伙却对国防科委的有关领导人说,“科委不要把聂帅推到第一线”,“不要硬跟错误领导,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这把火一点,一时间,北京街头立时出现了花花绿绿的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其中,要数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过来竟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这些事,不仅是政治局委员陈毅事先毫无所知,在京主持政治局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有的事先也不知道。今天的事,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又是事后才知道的。这种完全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异常举动,怎么不令陈毅震惊和担忧!

  聂荣臻住在城里,被造反派纠缠不休,每天连正常的看文件、读报纸的时间也难以保证,不得不搬到西山。在僻静幽雅的山坳里,聂荣臻与住在那里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经常在一起议论“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左”的错误,对中央文革的乱军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后,这些同志间的正常接触和谈话,竟被当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重要“证据”。①聂荣臻常说,人民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在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的提议下,1967年1月1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同一天,林彪却授意《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社论指出:“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遥”第二天,林彪又授意军委发出《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这些举动,完全与中央通知精神相悖,进一步导致了许多造反派组织冲击军队,其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德高望重的元帅们。

  6月初,《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这一来,北京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都闹开了。外交部下属的外语学院等几所大学当然也不例外。上街的学生乱哄哄,阻碍正常外交活动的情况屡有发生。

  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议。与会的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40余人。会议围绕着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荣臻等几位老帅一致认为,军队不能开展“四大”。而江青、陈伯达一伙却顽固坚持军队不能特殊,必须开展“四大”。双方针锋相对,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时,叶群突然跳了出来,捏造罪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江青、陈伯达也一唱一和。陈伯达胡说什么“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总政是“阎王殿”,“军队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等等,硬逼萧华去群众大会上作检查。老帅们听了都非常气愤。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陈毅态度鲜明:对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积极进行的,但如此冲垮党委领导,乱揪乱斗,造成社会混乱,他有不同意见。陈毅得到了毛泽东批准派工作组的消息后,当晚召集国务院外办中共党组会议,具体商定工作组成员名单,向外交系统迅速派出8个工作组。

  他们很清楚,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萧华的攻讦,矛头是冲着他们几位老帅来的。江青一伙的目的,就是要从总政打开一个缺口,搞乱军队。对此,聂荣臻非常愤慨,会议还没有结束,就和叶剑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

  然而,工作组进驻各外事系统不到一周,各单位造反派贴满了轰赶工作组的大字报,仿佛有人统一布置的一样。

  当天晚上,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得知会议情况,浩浩荡荡地由西山出发,直奔景山附近萧华的寓所。大概在半夜12点,聂荣臻家墨绿色的大门被擂得山响。有几个人正扒着铁门想往院子里翻。警卫战士一边大声喝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864页。

  陈毅每天听取各个工作组汇报,不断提醒大家:“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的,我是投的赞成票。你们一定要挺住,坚信党中央的领导。”“中央的八条规定,一定要坚决贯彻落实!”

  问,一边通知了值班的秘书。虽然聂荣臻当时住在西山,但保密室里存有大量的机密文件。值班秘书很紧张,不由得摸了摸腰间的手枪。这时,大门外有人高喊:“错了,错了”,“往北,往北”。门外,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造反派突然出现在萧华家里,要抄家抓人。而早有戒备的萧华,连忙从后门离开家,几经辗转,来到了叶剑英家里。

  1966年6、7月,全国大乱,中共各级党委受冲击,大半冲垮或处于瘫痪状况。外交部党委在陈毅主持下,始终行使着领导权。机关干部坚持工作岗位,业余时间搞运动,保证了国家外事活动的顺利进行。

  秘书很快把萧华家被抄的情况报告给了聂荣臻。当说到萧华办公室的保险柜已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材料散失在地上的情况时,聂荣臻气愤他说:“这还了得,是谁干的,必须追查。”

  然而,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外事口所辖大专院校的学生冲垮校党委、哄赶工作组,并计划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揪走资派”,以造成国际影响。

  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扩大碰头会仍在继续。江青在会上故作姿态怪声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没有来?他躲到哪里去了?”

  对文革小组幕后挑唆学生企图制造国际事端的阴谋活动,陈毅非常恼火,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他义正辞严地进行斗争:“既然中央把召集这次大会的任务交给我,我就不怕负这个责任!谁要冲击大会,就是现行反革命,我陈毅绝不会客气的!”并在周恩来的布置下,采取了有力的预防措施,保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京顺利地举行。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当会议主持人徐向前问明了情况,得知昨晚萧华的家被抄,非常气愤。这时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的叶剑英突然厉声痛斥道:“萧华昨晚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

  运动发展到7月中旬,政治局内关于工作组问题的争论,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一方,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为另一方,日趋剧烈、尖锐。争论的焦点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究竟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

  叶剑英说着说着举起右手,用力向桌子拍去。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这就是以后被传扬开的“大闹京西宾馆”。

  大约在7月16日晚间的政治局会上,双方都拍了桌子。

  在以后几天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坚决不同意江青等人要在军队搞大民主的主张,列举了大量的军队被冲击的事实,提出稳定军队,迫在眉睫。军队的情况越来越紧张,整了萧华,又整杨勇等高级领导干部,各地纷纷告急。

  陈毅支持工作组,愤起辩驳。陈伯达大骂陈毅派往对外文委的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工作组。7月24日,毛泽东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并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扩大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干部。毛泽东在听取了一些领导干部关于当前形势的汇报和出现的一些问题后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指出,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在主持以后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人一起,反复商量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表示:“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部队搞乱了。”这时,聂荣臻也毫不犹豫地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后,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想不通,他曾询问陈毅,工作组怎么说撤就撤了?陈毅满脸不高兴地说:“哎??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怎么样搞,就怎么样搞。现在我们是乾纲独断罗!”①“乾纲独断”这就是陈毅1966年8月对中共全党政治形势的见解。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作为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这时实在坐不住了。1月24日晚,他和聂荣臻、叶剑英先后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这样乱下去的理由,要求规定出一些条条,以稳住军队。当晚,经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林彪同意后,叫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拿着这个命令初稿去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央文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夜里3点多钟,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江青等人知道这已经经过林彪的同意,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就将命令初稿送请毛泽东审定。1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地把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儿位老帅请到中南海,详细地进行了研究,并在命令初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要严格管教好高干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内容。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按照政治局规定,只传达到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然而,中央文革却把大字报内容很快泄露给造反派,并开始对刘少奇、邓小平发起进攻。

  接着,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个文件。这就是1月28日颁布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命令”。“八条命令”明确规定: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以及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的人员与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今后则一律不准冲击;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央军委命令》公布后,受到了全军指战员的拥护,直接打击了江青一伙的反党乱军阴谋。

  汇集到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特别是各盛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个个优心忡忡,满面愁云,谈起各地运动情况,没有不摇头的。

  2月11日,在西山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聂荣臻、叶剑英等又共同拟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重申了军委“八条命令”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稳定军队的有效措施。这份砥柱中流般的文件,表明了共和国的元帅们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他们这次来,是向中央告急的,都关切地询问“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日期,因为按中央原先布置:“文化大革命”只开展3个月。

  1967年2月初,为了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在这些连续召开的会议上,老一辈革命家们与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2月14日和16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不料,得到的答案是异常严酷:

  2月16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发表后,大家感到吃惊、不解。紧接着是政治局改选,副主席只保留林彪一人;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党史上绝无先例地增加了一个“最亲密战友”的特殊称谓。看来运动不但不会结束,还会更猛烈、更疯狂地开展下去。

  会上,谭震林严厉地指责江青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倒,把全国搞乱了。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气愤,狠狠地拍了桌子。然后,谭震林站起身,收拾完文件,夹起公文包,拿了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感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已偏入危险航道,他个人无力纠正航向。但是,他要坚守自己的指挥岗位,保持外事口的稳定。他在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过:“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

  说完往外就走。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也对谭震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此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其他的老革命家纷纷发言,批评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

  外事口各单位批斗工作组,陈毅总要为工作组承担责任,讲公道话。鉴于每次讲话后,造反派攻击陈毅的声势越轰越大,许多人劝陈毅不要出面讲话。方毅专门请秘书转告:“陈总不要再多讲话了!”“陈总不能倒,陈总一倒,外事口就会象快刀割韭菜,一倒茬。”陈毅的回答是:“人家劝我少讲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可是我压不住,还是要讲。见到问题不讲,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在这两次会议上,聂荣臻对林彪、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为“联动”①分子、保守反动分子,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不让他们上学,甚至还有被关押起来的情况,表示十分愤慨。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②碰头会议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便立即驱车钓鱼台,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向江看作了汇报。当晚,江青便安排张、王、姚带着会议记录去见毛泽东告状。

  第二外国语学院批斗工作组时,陈毅赶到会场,旗帜鲜明地指出:“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派工作组的;工作组的错误应该进行批判,但我们无权把他们整死,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把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不如把我陈毅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

  2月18日晚上,听了一面之词的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碰头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革命家,并决定召开批评会。聂荣臻和其他老革命家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参加了7次“政治生活会”,接受批判。康生是这次批判会的组织者和煽动者。他们对老革命家围攻批斗了20多天,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到了老革命家头上。同时,林彪、江青一伙还借机掀起了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至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员被打倒或不能正常进行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林彪、江青一伙终于达到了目的,把肩负党、政、军重任的一大批老革命家整倒、搞臭、靠边站,或不能正常工作。这也使他们在篡党夺权的道路上越滑①“联动”,全称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当时的一个群众组织。

  面对造反派“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的斥责,陈毅义正辞严地答复说:“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①姬鹏飞1982年11月与《陈毅传》编写者谈话。

  ② 1979年2月8日,聂荣臻与《人民日报》记者谈“二月逆流”问题。

  意见!”

  越远,行为也越来越猖狂。

  陈毅的举动,当然会被某些人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障碍。有人开始操纵造反派集中火力向陈毅发起围攻。

  从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以后,聂荣臻的日子日益艰难起来,造反派的炮轰、批判接踵而来。1968年6月27日,国防科委有9个人贴出了大字报,说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在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意思是指,
1967年6月,聂荣臻在向国防科委的领导人说起关于某干部历史上有过自首问题,后来经过长征考验,又重新入党一事时,他讲了一句“记得这是毛主席说的”话。(事实是,
1935年12月27日,聂荣臻曾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指出,凡属经过长征考验的,应广泛吸收入党。①从此,国防科委机关造反派抓住这句话加以歪曲,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新高潮。国防科委系统的其他造反派与国防科委机关的造反派结合起来,闹得更是不可开交。在批评还是打倒聂荣臻的问题上,两派群众组织矛盾也日益尖锐,争论更加激烈。

  在围攻中,陈毅大义凛然地说:

  8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来到京西宾馆听取某工业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见。当听到有人说搞两面派的人没有好下场时,聂荣臻立即义正词严地表示:“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

  “你们说我是黑帮头子,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你们懂什么叫机会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如果敌人今天来了,我们每个人发一支枪,我陈毅打得绝不会比你们差!也绝不会开小差!告诉你们,我是外交部长,没有罢官之前,我就是要掌握这个领导权!你们要我交权,办不到!老实说,我对你们不放心,我就是交,也不交给你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聂荣臻不论自己的处境多么困难,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大闹怀仁堂”以后不久,有一次叶剑英对聂荣臻说:“康生指责我,说我曾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我记得没有说过这句话呀?”聂荣臻当即回答:“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

  8月下旬,北京城里有关陈毅的流言蜚语猛然增多。什么“陈毅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陈毅反对文化大革命,死保工作组,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造反派列举的材料,不少均为中央核心机密档案的篡改,或断章取义;陈毅在政治局讨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发言,也被造反派大段摘录,公布在大字报上。陈毅十分清楚,是中央文革乱抛档案,不断给造反派提供炮弹。

  4月7日,聂荣臻专门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刘少奇被打倒后,专案组人员要聂荣臻写材料证明刘少奇是反对“八·一”南昌起义的。聂荣臻说:“我没法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工贼,让我写事实可以,让我表态也可以。”聂荣臻证明说:“南昌起义时,刘少奇是中央委员,他因为有病,住在庐山。恩来同志交代我把南昌起义的决定告诉他,好有所准备。我到九江找到了刘少奇同志,转达了中央的决定。他没有表态,没有说过反对起义的话,我怎么能说他说过呢?”“刘少奇的结论由组织上全面考虑,我知道这话他没有说过。”①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当然,炮弹也有带糖衣的。在文艺界召开的宣传大会上,江青亲自把陈毅的夫人张茜请上主席台并向到会群众热情引荐。陈毅明白江青的潜台词:只要你闭上嘴,只要你不再出来讲话,老账一笔勾销,你还是稳坐主席台的陈毅。

  出席这次会议的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革命家,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攻讦对象。于是,本来是为“九大”做准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到分组讨论时,林彪、江青一伙却有计划地把老革命家们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里,并对他们发动了总攻。把讨论会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所谓“为刘少奇翻案”的“二月逆流”了。

  对当时他个人处境的分析,1971年,陈毅在301医院住院时,曾经和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谈起过:“66年8、9月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讲与不讲的问题上,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讲。文章不准写了,再不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聂荣臻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第二小组。江青一伙专门安排聂荣臻的一些老部下参加这个组,发动大家兴师问罪。但在会上,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地表表态以外,没有揭发什么。没过多久,一位参加会议的老部下对聂荣臻的秘书说:“聂老总是个正派人,几十年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参加反党集团?!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他挽着陈毅胳膊照了相,然后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给毛泽东敬了军礼,真诚坦荡地说:“请主席放心,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我就根本不信。你们心里也要有个数,把他的身体照顾好。”有一次,陈伯达有意追问聂荣臻:
1948年敌机轰炸了城南庄,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就出在你的司令部,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聂荣臻干脆地回答: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你有本事去问毛主席好了。临到会议结束,江青还就此问题作了①
1968年7月5日,聂荣臻写给军委办事组的信。

  陈毅在政治局分工还管西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他不能不吭气。

  ① 1968年10月15日,聂荣臻为“刘少奇专案组”写的证明材料。

  包头钢铁厂最近运到一批机器,是从苏联进口的,拆箱时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坏的,中方要求退换。苏方派出的4名专家来作技术鉴定,然后再作定论。苏联专家一到包钢,就被造反派包围。他们还精制了高帽子,准备拉“苏修”专家在全厂批判游斗。

  个书面发言,聂荣臻知道后仍然泰然处之。

  一个普通、具体的外贸交涉,顷刻之间,就可能变成加剧两国紧张关系的导火索。情况迅速报告到北京陈毅办公室。陈毅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亲自给包头钢铁厂挂了电话。

  聂荣臻心里很清楚,在这次全会上是有“关”要过的。会议中他交了一份“检讨”,主要是关于“多中心论”的问题。1968年春,国防科委系统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选举代表的条件中,有一条是“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聂荣臻和他的秘书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条件。当毛泽东、周恩来批评后,聂荣臻专门写了检讨。但是,他没有想到,连日来小组的批判发言逐渐升级,最后,竟把自己划为“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成员。

  厂长去贯彻陈毅“不准许把国内斗争方式用以对外”的指示,造反派不但不听,反把厂长也“架了飞机”批斗。

  聂荣臻在检讨中始终不承认“二月逆流”是有预谋的反党活动,对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议论,他认为是正常的同志间的接触,没有准备作检讨。但陈伯达等人步步紧逼,追问他与叶剑英、陈毅等人接触了几次。聂荣臻表示曾多次去过叶剑英家,也经常和陈毅、徐向前见面。这时,有人在会上拿出监视聂荣臻活动的登记,逼他承认是“反党集团”的活动。聂荣臻当场痛斥了这种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然而林彪、江青一伙不顾事实真相,硬把这说成是“反党活动”。按他们的说法,老同志分为两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为地方上的一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为军队中的一摊;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

  陈毅第三次电话打给造反派头头:“小同志,我相信包钢红卫兵是坚决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是顾全大局的!你们一定能使苏联专家尊重事实真相,一定能说服他们在退货协议上签字的。我在北京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造反派终于接受了陈毅的意见。这样一个具体问题,非要一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亲自处理,而且整整花了一个下午。

  他们还说,这些老同志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的。

  8月24日,在外交部红卫兵成立大会上,造反派提议要陈毅当“红卫兵司令”。陈毅说:“我这个人不搞个人迷信。”“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空喊口号!”8月下旬,陈毅派人赶到干部宿舍,制止外交部造反派的抄家行动。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在讲话中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

  事后,又找造反派谈话,苦口婆心劝导,使造反派又恢复了对陈毅的信任。9月上旬,外办召集了外事工作座谈会。9日上午,一向着装洒脱的陈毅,穿上一套绿军装,在鲜红的领章帽徽映衬下,显得威风凛凛。他开口直切主题:“你们没有给我戴高帽子,我来讲一讲,帽子天天戴嘛,怕什么啊!无非比我这顶高点么。我坚决不同意国庆少接待外宾,我就为这句话来的??”9月下旬,国务院总结会上,陈毅结合汇报外事口运动的情况,阐述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陈毅认为,“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目的应是为了弄清思想,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以达富国强兵之宏图,他说:因此他在外事口主要抓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陈毅亲自动员群众给领导,首先是给他自己贴大字报,帮助领导“洗澡下楼”。外事口各部门党组成员,包括陈毅自己,都在一定范围内(以不泄露外事机密为原则)作了自我批评。在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了一次思想革命。外事系统各级领导干部中,真正打倒的一个也没有。经过群众运动“洗澡下楼”,全部可以过关。

  林彪的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从这以后,大会小会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同时,陈毅还检查了自己求稳怕乱的思想,外事口派出的工作组的错误,他要负领导责任。

  毛泽东的讲话与林彪的讲话不同。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封锁,他不了解“二月逆流”的真相。他说: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嘛,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

  鉴于外事口既发动了群众,又坚持了党对运动的领导,与那些党委被冲垮,运动乱成一团糟的部门比,要算比较正常的。外事口的运动获得国务院的好评。

  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从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毛泽东的讲话,肯定了老革命家们行为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

  陈毅并非好大喜功之人。但是,这一次外事口的运动获得的好评,陈毅确实引以为荣。他一改讳谈自己成绩的习惯,在以后好几次外交系统的会议上,都不掩饰被评为“基本守法户”的快意,以鼓励大家敢于领导运动的信心。

  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聂荣臻因肺炎高烧39℃以上,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他的心率每分钟达150多次。早在1965年,国家卫生部就接连向中央递交了两份关于聂荣臻病情的报告,要求让他全体一段时间。然而,工作太多,他只能坚持。“文化大革命”以来,聂荣臻由于过度操劳,以至心脏病频繁发作,不得不经常住院。这次聂荣臻住院期间,叶剑英给张瑞华打来电话,请她一定要转告聂荣象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叶剑英的几句话,给病中的聂荣臻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陈毅不仅敢讲话,他还考虑得更远更深:青年人有热情,但是缺乏斗争经验,他不能看着他们犯错误。他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他的战斗岗位不仅在外事口,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有责任引导青年走正路。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对老革命家采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仍然阳奉阴违。林彪在派黄永胜、吴法宪向聂荣臻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时,同时也传达了他的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这分明是一种警告。林彪一伙还严密封锁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不准外泄,以便他们在适当的时机,抓装二月逆流”再做文章。

  这天,身穿军装的毛泽东主席又一次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陈毅习惯地行了标准举手礼。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与陈毅握了手,然后挽起陈毅的胳膊,走进休息室。毛泽东问了问陈毅近况。陈毅回答后,说:“主席,我还有个想法。”

  1969年4月1日至24日,聂荣臻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的座次排列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主席台左侧,全是清一色的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说明他们是左派。主席台右侧,是所谓“二月逆流”的成员。别看他们还保持着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头衔,却是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的。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于是,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毛泽东很感兴趣,问:“什么想法?”

  在“九大”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聂荣臻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同意把聂荣臻等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林彪、江青一伙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从心理上折磨你。

  “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得什么是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这场关于“二月逆流”的批判,整整持续了4年,使这些老革命家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

  “好嘛!”毛泽东吸了口烟,欣然应允。

  1971年11月,毛泽东接见了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当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在场的人大声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

  第二节 挥戈上阵与“二月逆流”

  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

  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以他特有的拖腔拉调,得意洋洋地给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加上“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政治帽子。

  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本来,对于这种政治定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有争论,一直没有通过。3天前,周恩来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召集了国务院各部、委、办党组成员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运动已经搞得差不多了,不能老搞下去,要转入抓生产??。可今天,林彪突然公开宣称:“斗争还在继续”。

  197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月正流》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前,编辑部来人征求了聂荣臻的意见。为此,聂荣臻专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信中写道: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一伙蓄意陷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一桩大冤案。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双方就在如何掌握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三点深刻的分歧,一直在针锋相对地斗争:一、要不要党的领导;二、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三、要不要稳定军队。

  言下之意,“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能结束,还要继续开展下去。

  怀仁堂会议是双方斗争的最高潮。

  对林彪根底了如指掌者,陈毅算得上是一个。1927年8月10日,陈毅接受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委派,到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林彪是七连连长。红军时代林彪的投机行为,陈毅记忆犹新。林彪在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讲特讲“政变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高喊“文化大革命”是“罢官运动”;林彪对毛泽东“一句顶我们一万句”的颂扬、“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诚”,等等等等,深知林彪底细的陈毅不难看透林彪挥动红语录的表象后面,掩盖着什么样的居心。1966年9月,陈毅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全体人员大会上毫不隐晦他说出自己的看法。他说:有的人嘴里说得好听,拥护毛主席,实际上不按主席思想办事;别看他把主席语录本举得很高,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我怀疑,我还要看。

  为了打倒这些老同志和其他老干部,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一个关键性的反革命谬论,说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解放军是资产阶级军队,因此都应该打倒。??而我们则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要看这个革命是谁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共产党领导下,就会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被国民党蒋介石篡夺了领导权,就意味着革命的彻底失败。

  陈毅憋不住地想把他的优愤吐露一些给老战友,他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找到文化部副部长肖望东,指着玉带河里倒映着的一条“打倒×××”的标语,“你看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陈毅声音不高,却凝聚着满腔愤慨:“你看见了吧,文化大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打倒者干部!”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我们走的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争取到了革命领导权,经受了长期的艰苦、复杂的斗争考验??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和党员,他们不仅有民主革命的觉悟,而且绝大多数还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怎么能说成是民主派呢?至于军队,那是我们党一手创建的,并且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几十年革命战争考验,具有一系列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怎么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呢?

  仅仅过了两天,10月3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打出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旗号。首当其冲遭受灭顶之灾的,是中共各省市委、各部局党组的“第一”书记们。

  在部署上,林彪、“四人帮”搞“二月逆流”,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到二月上旬,双方多次在政治局或军委会议上,对要不要稳定军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在外事口集中攻击陈毅,把外交部搞瘫痪,妄图先夺国防和外交大权??这几个方面的斗争,发展到二月怀仁堂碰头会议,进行全面摊牌??①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至此有了正确的结论。

  中共中央十月工作会议,正是在这个风口上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许多老同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正是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批评的12个字“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们唯一的安慰和寄托,也是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话:你们不要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是三反分子,我这个党的主席是什么呀!

  ① 1979年1月16日,聂荣臻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

  然而,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已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资反路线”的炮制者,作为黑司令部的总头目批判了。以此划线,人人检讨,根本不容辩解!

  在这种高压之下,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谈何容易?!各地“父母官”心情的压抑难以名状!他们处境的危殆更显而易见!

  从来不“拉”华东“山头”的陈毅这次应华东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的请求宴请他们,一连串被造反派打叉叉的名字:陈丕显、江渭清、叶飞、李葆华、谭启龙??。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伸过酒杯的老部下斟满一杯,最后为自己面前的小酒杯倒满、举起。他在这次“家宴”上的某些话是不寻常的:“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

  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那边风大,就往那边跑!”

  “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施坦。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施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

  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元帅最后这番话,分明是与即将出征恶战的将军们诀别!而元帅自己,忧党忧国,忍无可忍,也准备挥戈上阵了。

  1966年11月13日下午,面带微笑的周恩来总理和陶铸副总理率先,军装严整,步履稳健的叶剑英、贺龙、徐向前元帅和风度洒脱的“便衣元帅”陈毅随后,在工人体育场内绕场一周,与8万多名军队院校学员见面。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周恩来太忙,接见后与陶铸提前退常4位元帅在肖华主任陪同下落座主席台。陈毅在年轻人的掌声中,第一个走上讲台。

  这是11月份以来,陈毅出席的第4次群众大会。他不但有请必到,而且只要出席,必定讲话。陈毅仿佛在追赶,在拚搏,不断加快行军步伐,而将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

  陈毅说:“我今天在这里讲话,我就不是我字当头,如果我字当头,最好我不要来讲。我来讲,讲得不好,惹起麻烦,马上就要跑到外交部来揪你、找你、抓出来,要澄清问题,那怎么得了啊??今天,你们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勇敢地来讲??大家不是要作路线斗争吗?我们完全欢迎大家来作路线斗争,但要学会来搞,不要乱搞??如果没有学会,这个损失很大。

  啊,你这个陈老总,今天在体育场,就是给我们泼冷水,唉,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我说其它的恐怕不能讲,没有什么资格可以讲话,但是在你们青年人面前,我犯错误比你们多,我这一点有资格讲话,你们没犯过我这么大的错误。”

  接着陈毅针对学生冲中南海、占领国防部的举动,提出严厉的批评,旗帜鲜明地反对逐步升级、无限上纲、口号越“左”越好的作法。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判“资反路线”以来,学生们首次听到的系统的、严厉的、毫不拐弯的批评。在这之前,文革小组只讲“群众运动一切合理”,造反派能肆无忌惮,而广大干部和群众愤愤不平。

  今天,陈毅这盆冷水泼得太解热了!台下议论纷纷,掌声阵阵;台上的老干部不断以掌声感谢陈毅元帅,感谢他讲出了自己想讲又不敢讲的话!

  4位元帅的讲话稿立即在全国传开了,各盛市委组织宣传车上街,不断播送4位老帅的讲话记录稿,人民群众拍手叫好,非常拥护,一些军事院校也开始扭转了原先混乱不堪的局面,党委硬棒了,敢出来说话了。

  当然,中央文革小组绝不会漠然视之。北京街头小报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王力说:“这次不打倒4个老帅,就准备上断头台。”

  陈毅读到这条消息,勃然震怒,他正气凛然地说:“那就让他试试吧!”

  王力至今还没有“上断头台”。可是陈毅在半个月之后,当另一大批3万多军队院校师生请他接见的时候,11月29日,他又和叶剑英等一起去北京工人体育场了。周恩来总理绕场一周离去,陈毅又开始讲话。这次讲话还是满腔热忱地鼓励和教育青年军人,要他们学会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要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新的更高的水平。”

  “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斗,要区别,不同对待。”“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的批判,也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和程度。“不按这种科学的分析,就扩大化、简单化,就打不中目标”。陈毅这次讲话集中批评的就是斗批改中间的简单化、扩大化。他还很真切地说:“我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就是路线斗争扩大化、简单化,认为斗争非常简单,用简单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

  “我们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这样不会伤好人,不会伤可以改正错误的人。”

  钟期光的儿子在外地串连回京,兴奋地向陈毅讲了他在外省所见:一些造反派想冲击省委,门卫的战士毫不退让,他们向群众用半导体喇叭宣传,同时就散发老帅们讲话的传单。

  “散的是哪一次讲话?”陈毅问。

  “两次都有:13日的,29日的。”

  陈毅脸上现出几分快意。

  11月下旬,涌到北京“上访”的工人急剧增多,为说服来京串联的工人迅速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总理决定召开一次工人大会,海报贴出,入场券发尽,大会讲稿却被陈伯达、江青否定了。已布置的工人大会无人讲话,临时请“救兵”,找陈毅去给工人讲讲国际形势。时间是11月30日下午7时,地点是工人体育馆。陈毅深知周恩来的苦衷,欣然前往。

  周恩来走上主席台与全场工人见了面,随即由陈毅讲国际形势。

  陈毅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向听众们展示了一张世界形势图,一张中国逐步登上世界舞台,逐渐在国际事务中起到举足轻重地位的形势图。在全场工人振奋、自豪的欢笑声中,陈毅话锋一转,讲国民经济是外交的基础,号召工人们尽快回到原地狠狠抓革命,狠狠促生产。

  次日,造反派工人到外交部,要找陈毅当面责问。北京街头贴满了打倒陈毅的大字报。

  元帅挥戈上阵了,但是对方的力量更大,在复杂异常的形势下,斗争必须能伸能屈。

  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不影响1967年的工作,周恩来希望尽早结束国务院各部部长被围困批斗的局面,争取各部部长早些检查,早些过关,协助他抓好国计民生的大事。周恩来找来陈毅,讲明自己的考虑,希望陈毅带头检查。

  陈毅虽然知道国务院公务繁忙,特别是外事工作不能中断,但要他向造反派检讨,没错而承认有错,他想不通,看着周总理疲劳、憔悴的神情,陈毅答应考虑。

  一天下午,中央召开例行碰头会,研究有关运动的问题。当中央文革小组的“左派”们喋喋不休地质问和声讨时,陈毅、叶剑英发现一向精力充沛的周恩来总理竟打了瞌睡,十分震惊!两位元帅在回程的汽车中心情沉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念:我们要分担责任,可不能眼看着周总理累垮了!这种形势下,没有周总理不行啊!

  陈毅立即找到周恩来表示:他检讨,一定深刻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谅解和信任,把外交部工作搞好。

  周恩来非常高兴,叮嘱陈毅:检讨不要太长,写好先拿给我看看。

  形势日趋恶化。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鞭打致死;分管经济几个重要部门工作的谷牧、余秋里被造反派抓走;周总理派人去要,造反派顶住不给,??每想到国家的命运;几亿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党的干部遭受的摧残;一向刚毅、豪迈的陈毅,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心,坐立不安,夜不能眠。

  1967年1月4日,陈毅参加完碰头会,回家已是半夜,突然一声声“打倒陶铸”的口号震颤夜空。陈毅立即打电话询问李富春:“打倒陶铸”是否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李富春告之不是。陈毅悲愤至极:一位副总理,现任的党内第四把手,又是这样不经中央集体领导决定,随随便便点名批判?!

  还有什么党纪国法!要是按陈毅的脾气,立那去找造反派辩论,但考虑到对周恩来总理的许诺,不能再给周总理添麻烦,陈毅强压怒气,彻夜写检查直至天明。

  1967年1月24日下午4时,人民大会堂里座无虚席,四周边厅里也坐满了收听会场实况广播的学生。

  陈毅念着自己的检查———份经过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检查,语调沉重,态度虔诚。参加会议的周恩来作了总结,全场掌声如雷。为总理对外事上的信任,也为陈毅的检查过关。

  因为这是第一位副总理被“解放”,周恩来显得兴致勃勃。他拉上陈毅,依次走进大会堂四周各厅,与学生们一一见面。

  陈毅军装整齐,胸挺得笔直,步子稳健有力。如果留心观察,他的微笑是严肃的,目光是凝重的,他不象一位得胜还朝的将军,倒象是卸去沉重枷锁,准备投入更严酷斗争的勇士。

  1967年1月5日,上海造反派相继夺取报社和市委大权。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刊载的夺权宣言。12日,《人民日报》套红刊登了中央发给上海造反派的贺电。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轮番接见造反派,集中宣传夺权!夺权!!夺权!!!

  一时间,夺权的黑风扫荡了中国大地。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身边留下“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纸条,吞服几十片眠尔通,含恨辞世。

  中共上海市市委书记陈丕显、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福建省委书记叶飞被打倒后,人在何处,是生是死,周恩来多方查问,均无消息。

  1月6日,刘少奇主席突然接到女儿婷婷的电话,说姐姐腿摔断,必须父母签字才能办住院手续。刘少奇夫妇不知有诈,王光美急忙登车赶往医院,半路就被造反派劫持到批斗会常几天后,一个深夜,造反派突然冲进贺龙元帅的家中。幸周恩来将贺龙一家接到中南海,住在自己家。

  偌大的北京城,唯一尚未被造反派染指的中南海,其西门、东门,也先后被造反派冲开5次,均是周恩来亲自出面,好一番苦劝,才得以维持起码的秩序。

  这些天,陈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除了必要到场的外事活动,他几乎足不出户。他第一次从报上看到上海夺权的消息,异常吃惊,而现在夺权“风暴”已席卷全国了??难道党已经彻底变质?各级政府彻底变修?非彻底夺权不可?!果真如此,还有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十七年的建设成就岂不全部否定了吗?!陈毅想不通。然而,毛泽东支持“夺权”,在毛泽东的严威之下,谁也没办法,“乾纲独断”啊!

  陈毅无法阻挡夺权的风暴,但是,他还是政治局委员,还是外交部长,他还可以在自己能够管辖的范围内,尽量地减少损失。

  1月19日下午,按照与总理商定的办法,陈毅亲自打电话给外办副主任李一氓,嘱他迅速组织外办工作人员“夺权”,以免外事大权旁落,造成党和国家不可弥补的损失。

  上海开了夺权的先例,军队院校造反派有中央文革支持,有恃无恐,无所不为。为了稳定部队,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看法一致:军队是国家的柱石,无论如何不能乱。

  林彪当场也表示赞成。1月初,中央军委向部队发出指示: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能搞大民主,不能成立战斗队,不能搞串联。但是,仅仅过了几天,林彪态度突然改变,竟批准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公开见诸《解放军报》。

  军队又面临巨大的冲击。

  1月19日下午,在总政召集的各大军区主管干部会议上,江青、陈伯达到场,突然发难,给总政主任肖华扣上“资产阶级政客”的大帽子,并逼迫肖华在当晚8时举行的10万人大会上检讨。是叶剑英报告了毛泽东,才制止了批斗总政主任、大乱军队的阴谋。

  1966年11月份,叶帅、刘帅、聂帅均住在北京西山,陈毅与徐向前经常驱车前往,这几位为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奋斗几十年的老战友,时有会面,一起议论政局,商量稳定军队的办法。

  1967年1月24日晚,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闯”进林彪住处毛家湾。

  徐帅把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告诉林彪,主张军队必须稳定,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林彪同意由军委发一个文件,并请叶帅、聂帅等来共同研究。紧接着就去钓鱼台中央文革研究,并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到钓鱼台开会,共同研究通过后,送毛泽东主席审批。毛泽东提出增加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并提议交给住在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讨论,征求意见。1月28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最后形成的军委八条命令,乃迅速发往全军。

  外交战线上的混乱局面还在发展,而且波及驻外使领馆。陈毅担心在国际上闹出大事来,2月6日,陈毅批送周恩来一份电报。电报中明确指出:内外有别,驻外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周恩来呈送主席。2月7日,毛泽东签发了这份电报,即外事口的“二七”指示,从而稳住了驻外使领馆。

  为了慎重,不让造反派抓住辫子,陈毅又找来乔冠华、宦乡。陈毅说他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是内外有别。国内搞运动,不能把外国人牵上。陈毅布置他们根据惯例,采取军委的方法,也来规定几条。如:不得揪外国人来批斗;不得强迫外国人接受宣传品;不得强迫外国人背语录。

  要想方设法使中国的对外关系,不要受这次运动的冲击和破坏。陈毅想订出几条无懈可击的规定,报送中央,请毛主席批准,照章执行。

  此时,陈毅在与诸老帅的交谈中,都有一种决战逼近的预感。他们为顾全大局,曾一忍再忍,一退再退,现在已被逼上最后一块阵地。几位老帅无力改变领袖的决心,但是,他们能决定自己的选择。他们已在不同场合站出来正面他讲了许多告诫青年人的话,但是,直接地面对面地斥责造反派的重要头头,还没有人轻试。陈毅首先爆发。

  第一个遭到怒斥的,是外交部已经夺得监督大权的造反派头头。造反派头头在机场向陈毅提出,要求在迎接外宾的见报名单上,把自己的名字排在陈毅后面,副外长的前面。陈毅一口回绝,他认为外长后面理所当然应排副外长的名字。这头头恼羞成怒,摔门而去。陈毅异常愤慨,他说自己革命40年,没想到会弄成这种模样,“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我也要造他们的反!”“我过去也斗过人家,人家也斗过我,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晨不知道晚上怎么样。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我顺风倒,我不干!我的讲话可能触犯了一些人,我个人可能惨遭不幸,但是,如果我因此不敢讲自己的意见,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钱不值!”“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更待何时!”

  2月13日下午2点45分,怀仁堂。这里将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问题,爆发一场剧烈的斗争。2月16日下午的怀仁堂碰头会更把这场斗争引向高潮,即以后震撼全国的所谓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

  2月16日下午碰头会上,谭震林怒斥张春桥:“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出于激愤,他提起皮包,离席欲去。陈毅叫住他:“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陈毅自己并没有长篇发言,然而,他的发言触到了3个“痛点”: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鲁晓夫;三是延安整风中的内部问题。在会议记录(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中可以看到,陈毅说:“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吗?”陈毅决不会不知道:“斯大林晚年”的意思或暗示,是毛泽东最忌讳的话题。而现在毛泽东把班交给了谁?谁相当于赫鲁晓夫?路人皆知。至于延安整风,运动本身是伟大的;但其中有些问题,颇为重要和敏感,从来心照不宣。如今陈毅却“哪壶不开偏提哪壶”。

  当夜9时许,陈毅在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带着怀仁堂斗争的激情,长达7小时慷慨陈词,展开了所有火力,向着阴谋家们猛烈开火!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现在把刘少奇的100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

  “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恶人先告状,由江青安排,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先后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他们详细地集中地汇报了老帅们和副总理们的言论。起初毛泽东还轻松哂笑,觉得老帅们还是“很不理解”。汇报到陈毅的“黑话”时,毛泽东脸色阴沉下来,随即越听越火,雷霆震怒。周恩来力图缓解事态的愿望未能实现。

  19日晚,毛泽东召来李富春、李先念和叶剑英等作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于是,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立即扯大旗当虎皮,向这批开国元勋发起猖狂围攻。

  整整一个月里,陈毅白天是副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出现在谈判桌上、宴会厅里,精神鹰扬、庄谐成趣;晚上,走进“政治生活会”,便成了众矢之的。而这种围攻、批斗每天延续到后半夜。3月18日凌晨“政治生活会”结束这天,陈毅心情激愤地对秘书说:“40年前,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今天又挨斗,‘三·一八’是最黑暗的日子!”

  其实,这只是拉开了黑暗的序幕。

  怀仁堂二月抗争被定为“二月逆流”。从此,陈毅的处境日益困难。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在中央的各种会议上都把陈毅当靶子,批斗一通。陈毅发言,他们抓住个别字句批一顿;陈毅不发言,他们又说你陈毅向来喜欢发言,今天为何不讲话,也得批一通。文革小组一伙还不满足于在上面批,竭力煽动造反派组织群众性批判。

  文革小组无视周恩来宣布的纪律,将中央碰头会上老同志的发言内容大加歪曲、纂改,通过北大、清华造反派,向社会迅速扩散开去。

  陈伯达、戚本禹接见外交部造反派“做工作”,实际是给造反派交了底:揪斗陈毅的障碍是周恩来,中央文革支持。一外、二外造反派组成的“揪陈大军”从7月15日起,涌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他们拦截车辆,阻塞交通,妨碍正常外事活动,想压周恩来交出陈毅。

  周恩来没有向造反派妥协,他坚持对陈毅的批判要小会为主,以理服人,不许在会场悬挂“打倒”和“三反分子”标语。8、9两月外语学院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先后组织8次批陈会。每有批判会,周恩来都竭力保护陈毅的安全。

  但造反派在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十分猖狂。8月26日在外交部举行的批判会遭到外语学院造反派的冲击,冲入外交部院内,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包围办公大楼要揪陈毅。陈毅被困在外交部好几个小时。8月27日凌晨,已经连续工作18小时的周恩来严正警告造反派:“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大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林彪、文革小组耍尽阴谋,挑起事端,以激怒毛泽东,彻底铲除周恩来、陈毅。然而,算盘未能如意。毛泽东在王力“八·七”讲话①记录稿上批了5个字:“大大大毒草”!不久,猖獗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捕,外交部展开了“批极左、抓坏人”的群众运动。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大字报栏上贴出了由91位司长、大使共同酝酿、起草的大字报:《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文章列举大量事实证明,陈毅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的战士!

  因为91人大字报为陈毅说了公道话,中央文革立即抓住不放,斥之为“二月逆流”新反扑。昼夜之间“批极左、抓坏人”变成批判“形‘左’实右”,在司、局长和大使等干部中,大抓“反党阴谋集团”。

  听到91位同志不断挨批斗的消息,陈毅百感交集,夜不安寝。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动同志们揭发自己,与自己划清界限,免受株连??姚文元给“中央文革”发去的一份电报在无意中说了真话:“二月逆流”问题传达以后,上海的干部、工人和居民中,凡讨论这个问题,总有为数不少的人痛哭流涕。有的提出质问:陈毅怎么可能反党?也有人说:如果陈毅真的反党,那就太可惜了。姚文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陈毅在上海的流毒影响很深,很广,必须彻底戳穿画皮,暴露其反动灵魂。为此,上海市常委会编发铅印本《陈毅黑话录》散发社会。上海市委竟发函给陈毅,上海××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

  陈毅投身革命40余年,是党内公认作自我批评最多,否定自己最多的领导人之一,但是,对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他从来没有怀疑和否定过。他坦荡地说:到底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自己说了不算,造反派说了也不算,还是要历史来做结论!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秘密召开。

  陈毅是“九大”主席团成员。

  在“九大”上,陈毅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名单见诸报端,从张、姚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市,有人以“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署名,给陈毅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这是人民的心声。

  ①王力在1967年8月7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的讲话,公开煽动:“外交部可以夺权”。

  第三节 “事情最终会大白于天下”

  自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陈毅的外交生涯就仿佛宣告结束了。除了受批判,无事可做。周恩来了解陈毅及其他受批判者同志的痛苦,经过周密思考,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一项建议:“让几位老帅和中央各部、各盛市、自治区一些被打倒靠边的老同志到工厂蹲点,搞些调查研究。”蹲点调查的地点选择,周恩来是经过反复比较和苦心斟酌的:这些单位既要是自己力所能及,有把握保护这些老同志生命安全、身心健康的地方,又要不让大权在握的林彪、中央文革找借口再做文章。最后,他选定了已被中央文革划定为“斗批改”的样板单位——6厂2校。他在讨论会上说:到样板单位蹲点,有利接受“再教育”,提高革命觉悟。会后,他找来在6厂2校支左的中央警卫团领导干部,一一亲自交待,必须绝对保证这批者革命的安全,衣食住行都要尽量给以照顾。

  陈毅从1969年2月初起,到北京市郊南口机车车辆修理厂蹲点,他住在工厂,参加工厂的劳动和班组会,每周给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一份调查报告,工作十分认真。

  1969年3月,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4位老帅每星期召开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周恩来委托陈毅主持,对目前国际斗争问题,发表见解。此时,陈毅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中国外交必须有所作为。

  1969年3月1日下午3时,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先后步入紫光阁武成殿。从这天至10月18日,老帅们座谈了23次,给中央送上数次报告,对中国外交完成从60年代向70年代的转折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就在老帅形势座谈会上,陈毅最先向中央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冰冻状况。据做会议记录的熊向晖、姚广回忆:陈毅对他们说:“在我们给中央的报告中,要把尽早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关系僵持局面,作为重要的一条内容写进去。”工作人员担心造反派再抓陈毅的“辫子”,打他“与资产阶级头目握手言欢”。陈毅毅然决然地说:“我坚持我的看法,必须尽早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打开中美关系。这个观点一定要报告给毛主席!”

  同年12月,美国驻波兰大使奉尼克松总统之命,向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的建议。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立即批准恢复华沙谈判。

  1969年10月17日,陈毅接到请柬,出席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体育表演晚会。董必武、朱德、叶剑英、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等也出席了晚会。表演结束后,在休息室里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中央决定:10月20日之前,在京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董必武、朱德去广东;陈云去江西;陈毅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石家庄??徐向前考虑自己身体比陈毅强些,石家庄医疗条件较开封好,故向总理提出,自己去开封,让陈毅去石家庄。

  陈毅到达石家庄后,仿佛革职为民。重要的中央文件看不到了,按照省革委会的安排,陈毅每周只有3个半天去铁路大厂参加工厂活动,其余时间,和妻子张茜一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

  陈毅是个喜爱到群众中去走动的人,现在想走动一次,需要报告省革委会批准,极不容易。他仅去西柏坡附近的平山县参观过一次,农民群众以玉米饼、地瓜酒热情款待,亲切真诚。

  1970年7月,陈毅经常感到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厂医给他开了几次止痛片,吃后无效,延至8月底,本想向中央报告回北京治疗,接通知立即上庐山,去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陈毅登机时万没料到:身体上的病痛尚未治疗,精神上又将遭受难以言状的沉重打击。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来被党史界恰当地称为第二次庐山会议,和1959年的第一次庐山会议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宪法、经济和战备,矛盾的焦点是在宪法的修改,焦点中的焦点,又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设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多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并且自己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却很想当国家主席而表面上竭力要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企图以此使毛泽东表示一个“我不当你当吧”的旨意,就不但可以巩固自己“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地位,还能把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挑拨离间和投机钻营及时地堵回去。因为这时候,林彪、陈伯达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帮与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帮,为了争夺“毛泽东以后”称君中国的地位,已经暗斗得十分激烈了。

  为了抢班夺权而密谋的宫廷政变早就在进行准备了。然而这些情况,只身离开北京已近一年的陈毅很不了解,他连普通的文件也难得看到。

  陈毅到庐山后,被分配在华北组参加讨论。能避开华东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恶意纠缠、横蛮斥骂,陈毅倒也心安。虽然8月23日会议一开始,“大批判开路”,批判的矛头立即集中到陈毅等“二月逆流”的“黑司令”身上,陈毅还是很镇定,只听不开口。

  8月23日,林彪作报告。报告内容更加充分地发挥了这位“副统帅”的特长,高度颂扬毛泽东的天才,万分热忱地恳请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8月24日,华北组按大会通知讨论林彪的报告,会议开始后,陈伯达、汪东兴走进会常陈伯达异常激动,用他难懂的福建话,重复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有当权派在修改的宪法里否认毛主席的天才,有野心,搞阴谋。

  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反复询问,陈伯达则暗示此人是张春桥。于是,一些不明内情的中央委员愤怒批判这个当权派,同时也猛烈地围攻陈毅,责令这位“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二月逆流’黑司令”明确表态!本来,陈毅对陈伯达的“义愤”不知内幕,不准备轻易表态,只想照例检查一下自己“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然而指名道姓提出的质问是严厉的,不容回避。而且,对于张春桥这帮人,陈毅的鄙薄和警惕的程度可说更甚于对林彪。再怎么说,林彪毕竟打过一些好仗,出生入死,为革命立过功勋,你张春桥这些阴谋家算什么东西!

  陈毅作了发言,大意是:据我所知,毛主席不愿当国家主席。如果他改变了初衷,愿意当国家主席,我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再者:陈毅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毛主席是天才,是“经过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天才”,“群众中锻炼出来的”。“总之,天才这个解释,主要是从实践中经过锻炼,锻炼了人的才能。这样解释天才是对的,生而知之,天生之才,这是错误的,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现在还有人出来否认毛主席天才,这个问题不简单。”

  这一篇结合历史事实,力图用辩证法和唯物论观点来阐明问题,有理有据的发言,收进华北组第二期简报时,竟被“概括”成一句话:陈毅同志作了拥护陈伯达意见的发言。

  华北组第二期简报,连同陈伯达的暗示,立即在其他各组传开了,对张春桥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劣迹早已深恶痛绝的中央委员们纷纷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批判、声讨异常激烈。那一天,张春桥坐在华东组会场里,神情紧张、沮丧。面前的烟缸,塞满烟头。照他那副狼狈样,不清楚林彪和江青两个阴谋集团夺权真相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感到从未有的痛快!凡是熟悉陈毅的老干部,都认为陈毅与他们是心灵相通的。

  然而毛泽东对林彪,已经深怀疑忌了。林彪所审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种提法;还有“林副主席一号命令”等等,都说明林彪在企图把军权“直接”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且已经部分地达到了目的。这就是十分危险的。而今,林彪又想进而取得行政大权,毛泽东立即察觉了林彪的用心。8月25日,分组讨论会暂停,收回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并找林彪谈话。毛泽东对“天才”问题上纲很高,令人震惊。显然,一场运动中的运动又将开始——这就是继而全面开展的“批陈整风”,开始打击林彪集团。

  张春桥恢复了镇定。一直“静观”的康生气势汹汹登台了。他煞有介事地宣称,庐山这场斗争是“二月逆流与八月红流合流,”是“二陈合流”,他采取移花接木,栽赃诬陷的卑劣手段,从背后捅陈毅一刀。

  1971年夏天,陈毅与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住在同一医院。陈毅把庐山会议前后详情向乔冠华说了一遍,最后愤怒他说:“现在有人宣传,说我讲了要跟陈伯达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根本没有这个事,那是造谣!”

  乔冠华建议陈毅找找毛主席,彻底澄清事实,陈毅从容地摇摇头,说:“中国有句古话,‘止谤莫如不言’。有许多事,你越去解释,越说不清楚。

  我现在不说,我相信事情最终会大白于天下!”

  第四节“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临近结束时,陈毅、徐向前等几位老干部都曾向黄永胜提出:能否让他们回北京检查一下身体。黄永胜电话中一口回绝:“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张茜见丈夫身体日渐消瘦,腹痛加剧,心中着急,催陈毅连夜给周恩来写信,请求批准返京治玻周恩来接信立即复函同意。

  1970年10月21日,陈毅和夫人张茜回到北京。此时,陈毅只有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当天便与解放军301总院联系。医院回电话:6病室没有床位,等准备好床位,再通知。直到26日才来了住院通知。其实,南楼6病室有5组空病房,只因黄永胜正在住院,听说陈毅要来住院,气哼哼地说了句:他来吧,我走!医院负责人便不敢收治陈毅,直拖到黄永胜出院。

  住院难,诊治更难!

  陈毅在6病室没住几天,又被搬到5病室。陈毅后来曾多次对妻子张茜说:“我对301医院没有意见。”因为他凭直觉也判断出谁是制造冷遇的幕后总指挥。陈毅住院的第二天,李作鹏也住进了6病室。当晚,陈毅在走廊里散步,迎面遇上来看李作鹏的邱会作、吴法宪。第二天就被搬离6病室。

  下面抄录的是陈毅入院的首页病历:

  “陈毅,男,70岁,70—10—26入院。

  主诉:头痛、头昏、高血压10余年,近两月加重。近两年多来体重下降20多公斤。要求住院治疗期间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年逾古稀,体重骤降,这本是患有肿瘤等严重疾病的重要体症,理应及时组织会诊,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然而,陈毅住院后,医院某负责人专门对医生交代:陈毅主要是治疗高血压和一般查体。此外,又反复向医护人员“敲警钟”,他是“二月逆流”黑干将,你们思想上要划清界限,这是阶级立场问题!

  56天过去了,陈毅病历上除了经治医生的病程记录和科、部主任的一般性查房记录外,没有一次各科会诊的记录。

  相反,黄永胜因胃痛住院18夭,医院某负责人亲自出面为他组织大小会诊16次,其中请著名专家会诊次数达7次之多。

  这恐怕就是邱会作“医疗为政治服务”的最好注释。

  医生奉命对张茜说:陈毅身体检查不出什么,可以出院。1970年12月22日,陈毅出院了。当然,留在医院病历上的白纸黑字注明:病人自己要求出院。

  1971年1月16日下午5时许,周恩来接到301医院报告:陈毅阑尾炎亚急性发作,需要立即做切除阑尾的手术。周恩来批准了,并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卞志强陪张茜一起前往医院。

  晚,6时15分,手术开始了。

  刚过几分钟,手术室里突然慌乱起来。原来,腹腔打开后,医生们才发现:陈毅的阑尾是好的,真正的病因,是靠近肝曲外的结肠癌,并已有局部淋巴结转移,侵及附近肝脏。由于病发部位较高,只得将开阑尾的切口,向上延长为丁字形,尽目力所及,把已经转移的部分尽力切除干净。因为手术室根本没有做大手术的准备,手术只能做做停停,原先预定半小时的手术,整整做了5个多小时。

  医院个别负责人担心周恩来查问,写了一份不足百字的“检查”,承认重视不够,发生差错,以此搪塞周恩来。“检查”送请邱会作过目。邱会作冷冷一笑,说:“陈老总手术发现癌是好事,你们有什么错误?!陈老总要长瘤子,你能让他不长吗?!”说完在“检查”上批示:“暂不要写报告,以后需要写时,再研究。”

  事后,邱会作不放心,又派老婆专门去找那个医院负责人谈话,不要上报检查,自找麻烦。直到陈毅逝世,医院负责人没有向中央、向周恩来交出一个字的检查。

  周恩来听卞医生详细讲述了陈毅入院和手术情况,心里十分惦记。301医院是总后管辖的单位,他无法干预陈毅的具体治疗。他十分耽心,夜不安寝,陡然想起致力镭放射研究几十年的老专家吴桓兴院长。请吴院长为陈毅门诊放疗,他热切期待奇迹在陈毅身上出现。

  陈毅手术后两个月开始“放疗”,每周6次,剂量大小,时间长短,完全由吴院长根据陈毅的病情及对治疗的反应来控制。他工作得非常认真,每次要把镭放射点对得完全准确、十分满意后才进行治疗。陈毅从来不询问自己的病情,每回治疗他总是亲热地与吴院长摆“龙门阵”,绝对服从和配合治疗。他让吴桓兴叫自己陈毅、老陈,或者干脆叫老头。有一回,他问吴桓兴:“你为什么道理回到中国工作。”

  吴桓兴激动地说出自己心里话:华侨是有爱祖国、爱家乡传统的。

  “你现在想不想离开?!”陈毅又坦率地问道。

  吴桓兴完全信赖陈毅,他也直率他说出深藏心底的老实话:“挨骂的时候,就想走,真想走啊!”

  陈毅沉重地点点头,他握着吴桓兴发颤冰凉的双手,真诚地道歉,并鼓励他说,我们党的政策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不是要排挤知识分子,不是要排挤华侨的,你相信我陈毅一句话,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

  毁灭知识的人最终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吴桓兴被陈毅的真诚和信念深深打动了,他仿佛感到自己是被治疗的病人,而陈毅元帅,则是世间最高明的医生!

  “五·一”节的夜晚,天安门广场前礼花缤纷,灯火通明。城楼休息室里,毛泽东正会见各国外宾。

  “主席,您看看,今天陈毅同志来了!”周恩来异常激动地招呼着。

  “主席,您好!”身穿军装的陈毅笑容满面快步走到毛泽东面前,尊敬地行了军礼。

  毛泽东兴奋地站起身,伸出大手握住陈毅的手,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

  在场的外宾都看清了,眼前这位面容消瘦的军人,正是近两年没有公开露面的陈毅外长。陈毅与外宾一一握手。西哈努克亲王双手紧紧捧着陈毅的手连声问候。翻译们个个喜形于色:陈老总身体很好,还能回外交部领导工作!

  深夜两点,吴桓兴院长如约走进人民大会堂边厅,刚刚开完会的周恩来总理步履轻快地迎过来,没开口先绽出笑容:“吴院长,我要报告你个好消息,陈老总吃烤鸭了,吃得好香!我甚至有这样想法,会不会是医生弄错了?

  陈老总恐怕不是癌症!有这种可能吗?”

  吴桓兴被周恩来的动情言语,闪烁着希望的眼神深深感动了,可是,他是医生,不能向总理隐瞒真情:“最近301医院给陈总拍了片子,怀疑已经有肺转移,不过陈总有毅力,适应性强,只要他有食欲,我一定尽力延长陈总的生命??我要让他亲眼看到中国进入联合国??”吴桓兴说不下去,老泪横流。

  周恩来久久握住吴桓兴的双手,用力摇晃着说:“谢谢您,吴老!”

  蓝天无垠,碧海万顷,白帆点点,海鸥翩翩。一片金色平坦的沙滩上,撑着一把红白相间的太阳桑伞下,暂时离开301医院来北戴河疗养的陈毅和朱德、聂荣臻3位元帅席地而坐,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一阵阵坦荡、豪放的笑声,被拂面的海风送出去很远很远,相比之下,这里没有人监视,没有冷眼恶语,几十年并肩战斗的经历,从哪里都能扯出话题。3位开国元勋每天结伴,欢声笑语从未间断。

  周恩来专程到北戴河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晚饭后去看望陈毅,再三嘱咐:安心休养,四届人大就要召开了,希望他早日康复。

  农历7月13日,是陈毅七十寿辰。陈毅挽着聂荣臻的胳膊,笑吟吟他说:“今年建军45年,我们参军45年,来,我们两个老战友、老朋友,老同乡又是老头子,一块合影留个纪念吧!”

  石阶下,两位元帅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布军装,面对照相机,坦荡、庄重地笑着。

  不多久,“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叶群等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

  在中央召集的老同志座谈会上,陈毅带着病痛两次作长篇发言,满腔义愤地将红军创建初期林彪的历史真实面目作了系统、全面的揭发!经过这次竭尽生命全力的搏斗,陈毅躺倒了,从此再没下过床。

  为了挽救陈毅的生命,保证治疗效果,周恩来亲自批示:将陈毅转到北京日坛医院,并亲笔批准日坛医院为陈毅作胃肠短路手术。

  陈毅病重的消息在老同志中传开了。

  周恩来走进陈毅病房,宽慰病人沉重的心。刘伯承被人搀扶着走进病房,他以手代眼,紧握了陈毅的手。朱德夫妇、聂荣臻夫妇、徐向前、李富春都来看望。王震经常逗留在陈毅床边,他怕陈毅寂寞,总是带着小孙女。乔冠华带来联合国遇到的老朋友的问候。叶剑英几乎每天来探望。李先念看罢陈毅退出病房时泪流满面。

  1972年1月4日,陈毅体温略微下降,神志恢复清醒,他认出守在床边的妻子和4个孩子,嘴唇蠕动着,女儿姗姗把耳朵贴近爸爸唇边,终于听清了:“??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是陈毅留给妻子儿女唯一的遗言。

  1972年1月6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永远停止了呼吸和心跳。

  哭声骤然四起??

  放下电话,望着桌上的政治局委员一一圈阅的文件,周恩来沉重地叹息一声。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的追悼会由军委出面组织,悼词连头带尾仅600字,简历还占去一半篇幅。

  宋庆龄副主席、西哈努克亲王,以及许多民主人士都要求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但是当时的政治局规定不允许参加,周恩来无权改动。

  1月10日,中南海“游泳池”。午饭后,照例午睡的毛泽东突然缓缓坐起身:“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

  “游泳池”打来的电话,驱散了周恩来的满脸阴云,他立即拨通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宏亮有力:“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周恩来的“大红旗”风驰电掣超过毛泽东专车。待毛泽东主席在八宝山下车时,周恩来已用电话调来报社、电台的记者、摄影师。

  八宝山休息室里,毛泽东清泪两行,他握着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重、沉痛:“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又对陈毅的孩子们说:“要努力奋斗哟!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走进会常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前,毛泽东深深地三鞠躬。会场里呜咽之声骤然形成高潮,是为陈毅,也是为“文化大革命”以来蒙受屈辱的一切同志。

  陈毅逝世的讣告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了。在陈毅遗像前,毛泽东臂缠黑纱与张茜亲切握手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倾注深情和思念的唁电、唁函立刻从世界各个大洲和全国四面八方纷纷飞往北张茜曾彻夜不眠,回忆整理出毛泽东主席在追悼会时的全部说话内容。张茜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手术后,她毅然选择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战斗岗位:把陈毅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大量诗词整理出来,是非功过,人民评说!铅印本、油印本、复写本、抄写本,终于把陈毅那一首首用血与火凝炼而成的诗章,在中国大地上传开了。张茜握着全国各地寄来的慰问信,苍白浮肿的脸上呈现出宽慰的笑容。

  1974年3月她默默地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陈毅的精神、张茜的微笑永远留驻在中国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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