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亚体育娱乐】第十五章插手第六回反,短促突击

  1933年6月13日,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共中央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第一方面军分成两个部分:红一、五军团留守原地,称中央军;红三军团东出福建,称东方军。这就是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由于主力一分为二,使蒋介石得到了喘息时间,利用这个机会加紧了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准备。红军作战则从此越来越被动。

林彪赞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短促突击”真相

  红三军团这个“拳头”于7月初入闽,再转赣东北,历时3个月。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很疲劳,部队减员很大。

  “短促突击”一词,最早出现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1933年,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放弃了积极防御方针和红军擅长的运动战与游击战战术,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短促突击”,即当国民党军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向前推进时,红军也修筑堡垒来防御阵地;当国民党军走出堡垒向前推进时,红军要迅速的短促突击,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也正是这种战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对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提出的“短促突击”战术,时本文由论文联盟
  一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军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新战略,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的新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红军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能力,使红军以往运用自如的运动战、游击战面临严峻考验。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中央苏区军政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都主张采取运动战的作战方针。9月底,从上海来到瑞金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受到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的信赖和支持,被赋予“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的大权。面对国民党军的新战略,李德曾给出了三种应对方法:到外线进行运动战、诱敌深入进行内线运动战、“短促突击”的阵地战。在难以到外线作战,又希望坚守苏区现有地域的情况下,李德决定采用“短促突击”战术。这一战术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来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自9月下旬至1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依照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在国民党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自已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但是,11月下旬,中革军委专门下达命令,要红军继续运用“短促突击”战术作战。
  1934年1月,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后,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命令主力从北、东两面采取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政策,逐步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从1934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红军在黎川以南、建宁以北、南丰西南、泰宁等地,展开阵地防御战和阵前“短促突击”,抗击国民党军进攻,虽然付出了重大牺牲,却没能阻止国民党军进攻。对李德的做法,素以善打运动战著称的林彪是不赞同的,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短促突击”战术。李德也承认“林彪无疑是一个卓越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家,他不赞赏其他作战方式,在军事问题上,特别是关于战略战术的领导问题,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在临时中央支持下,李德宣布凡是对中央指挥不满和抵制“短促突击”战术的人都将受到严惩,轻则剥夺军权,重则送上法庭。《林彪的这一生》一书称:在李德的淫威下,林彪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执行“短促突击”特别下力。他请李德来红一军团讲授“短促突击”战术。李德整整讲了一天,大谈“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内容。李德走后,红一军团的干部战士纷纷反映说听不懂,越听越糊涂。林彪开导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学嘛。”爱钻研战略战术问题的林彪果然学有所成,于1934年6月17日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提出了27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得到了李德等人的赞赏。对于林彪此举,聂荣臻认为,“林彪突然发表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在政治上的表态”。联系到林彪后来所说的“不说假活办不成大事”一语,他这一举动蕴含的真正动机也就很清楚了。彭德怀与林彪同为军团长,在李德的淫威面前,彭德怀始终没有低下头来。他痛斥李德、博古等人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对此,毛泽东十分感叹地说:“一个是硬汉子,一个是细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
  那么,上述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林彪请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确有其事。据聂荣臻回忆,1934年2月上旬,李德到红一军团来过一次,在干部会上大讲一通阵地战。干部们都听不懂。林彪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实际上当时红军部队请上级领导作报告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请李德作报告的不仅有林彪,还有彭德怀,下文将提到,因此,请李德到部队作报告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事实上,林彪请李德作报告之后,为从战术上找到出路,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在三甲嶂战斗的当天,即2月10日,就与聂荣臻起草《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并上报中革军委,建议今后不要处处修工事,应力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如若修工事,也只是在预定的战线上,有重点地修。今后应采用运动战,寻求机会消灭敌人。中革军委复电承认这一建议原则上是对的,但仍要求红一军团坚决服从命令。
  为了进一步宣传“短促突击”战术,1934年4月1日,李德在《革命与战争》第2期发表了《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大谈“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数量的人力和火炮,当敌人在我阵地前沿出现时,应以埋伏之主力部队,利用短促突击和奇袭的方法,加以驱散和消灭。”对此,林彪表示了不同意见。在广昌战役开始前夕,4月3日,林彪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指出:“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有计划地尽可能造成求得运动战的机会,抓紧运动战的机会,而于运动战中我主力军大量的消灭敌人,每次消灭他数个师。”
  4月10日,国民党军开始向中央苏区北部门户广昌进攻。为保卫广昌,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第13师、红九军团与国民党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进行“短促突击”的阵地战。针对李德军事部署完全脱离当时实际的情况,4月14日,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详细陈述了与敌对峙的不利,指出:“这种对峙距敌愈近愈能引起敌人的谨慎,而采取更短距离的堡垒推进,这就愈使我们失去无堡垒的较长距离的消灭敌人的机会,并反被敌人监视与钳制了,而失去秘密与迅速去消灭在其他方面采取跃进或急进的敌人的机会。这种对峙最疲劳兵力、消耗弹药和有生力量,有时却收不到什么好的结果。”建议红军主力应采取运动防御,机动地歼灭敌人。博古、李德看完电报,不屑地说:“这是标准的战场机会主义。”随后,4月20日,李德又在《革命与战争》第3期发表了《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一文,阐述了“短促突击”战术的主要原则。广昌保卫战,红军以所谓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方式,血战18天,虽然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但红军也伤亡5093人,这是红军作战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
  广昌战役结束当天的4月28日晚,彭德怀与李德就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问题,进行了极为激烈的争论。彭德怀回忆说:“当日约8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何组织火力。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到现在都是错误的,每一战都要同敌人拼消耗。你懂吗?敌人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的帮助,而红军则只能取之于敌,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怎能同敌人硬碰打消耗呢?如果不是红军有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们葬送了,江西苏区几乎被断送给敌人,你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就在两人的争论结束后不久,5月1日,李德在红三军团的一次大会上做了关于国际工人阶级的战斗节日的报告,“他,象先前在红一军团那样,说明了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条件下我们所应采取的对策。”

  而留在原地的另一个“拳头”红一、五军团除8月底进行的乌江圩战斗外,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

  这期间,聂荣臻抓紧对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红一、五军团在乐安南部的藤田召开了一次“八·一”运动会,给新整编部队授了军旗,颁发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二等、三等红星奖章。就在这次会上,聂荣臻荣获一枚二等红星奖章。此外还进行了文化、体育、卫生、通信和各种战术、技术竞赛,对获得优胜的红一团授予“牺牲决胜团”、红四团授予“英勇冲锋团”、红五团授予“模范的红五团”的奖旗。这几面奖旗,对部队的战斗意志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8月30日,红一军团一师侦察获悉:敌李思愬的第八十师师部率3个团于8月29日进至吉水县的乌江圩修筑碉堡。林彪和聂荣臻决定利用红军便于隐蔽的地形,以奇袭的手段,消灭乌江圩之敌。他们率领第一、第二师于8月30日秘密进至茶口、大桥附近,命令一师(欠一团)于31日3时出发,经八江、桑园绕至乌江圩西北,战斗打响后由西向东进攻,二师和一师一团从正面对乌江圩进攻。林、聂二人带着军团部随二师前进。当时大雨如注、电闪雷鸣,两个师很快对乌江圩形成包围,激战4小时,歼灭李思愬部近4000人,活捉二三八旅旅长何文鼎,只有敌师长李思愬带少数人乘黑夜逃到八都。

  乌江圩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一次较大的胜仗。但这一胜仗改变不了“两个拳头打人”所带来的总的被动形势。

  在这次战斗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红五团的领导人为使部队着装整齐些,叫俘虏列队,把帽子、水壶、绑带全解下来没收,装备子五团的指战员。

  聂荣臻听到这个消息,很生气,便把五团政委刘忠叫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知不知道这是违反纪律?你当的什么政委?”问得刘忠哑口无言,进行了检讨。聂荣臻对部队纪律和作风的培养要求很严,而对政工干部的要求更严。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乘红一方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个部分的时机,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50万人。28日北路敌人抢先夺占黎川,隔断了中央苏区同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使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陷于不利的作战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临时中央不是首先采取战略退却,以便创造条件对敌各个击破,而是命令红一方面军正面迎击,与敌决战,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三军团奉命进攻黎川之敌。途中,
10月6日,红三军团等部在黎川洵口与第六师第十八旅遭遇,歼其两个多团。临时中央看不到这次胜利带有偶然性,在强敌压境之际,继续强调进攻。10月9日,三军团按原计划进攻南城、黎川之间的交通枢纽硝石,连攻5天,敌人4个师的援兵赶到,被迫撤出战斗。

  敌人采劝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原则,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逐步推进,至10月18日,在硝石至资溪桥20公里地段就集中了7个师又1个旅,企图完成构筑黎川、硝石之间的碉堡封锁线,吸引红军进攻,以消耗和消灭红军。而临时中央不顾这种重大变化,还是继续进攻。一军团在这种严重的背景下投入了旷日持久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10月18日,红一军团由抚河以西进到资溪桥地区,企图与红三、五军团等部在资溪桥地区与敌决战。至25日,红一军团既没攻占资溪桥也没调动敌人,只是疲惫和消耗了自己。11月17日至19日,红一军团与红九军团的一个师一起进行了云盖山、大雄关战斗。仗打得十分艰苦,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一、二师师长负伤,四团团长萧桃明牺牲,最后还是撤退了。

  从大雄关向西南转移,在军峰山附近堡垒地带,军团部遭到敌毛炳文第八师的袭击,敌人冲到军团部跟前。这时,军团部只有机关直属队人员,二师还在后面,情况非常危险。眼看着敌人上来了,聂荣臻亲自动员:“凡是有战斗力的,不管是炊事员、饲养员,都上阵!”聂荣臻和林彪一面组织就地抵抗,一面命令四团赶紧上来。这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军团部人人上阵,直到四团赶到才化险为夷。

  打完大雄关战斗后,红一军团在大雄关附近休整。在这期间,
11月20日发生了“福建事变”。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不知道从军事上利用“福建事变”去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坐视蒋介石抽调北线“围剿”部队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敌第三、第九两个师由蒋鼎文率领向闽西开进,从红一军团前面经过。敌人是行军队形,整个侧翼暴露在红一军团面前,一路一路地移动,十分好打。这里一打,福建人民政府便可以支持得久一些,也有利于红军。

  红一军团的指战员看到敌人这样一路一路过去,说:“这个时候不打,再好的机会没有了。”聂荣臻也非常着急,与林彪商量,真想让部队立即出击。

  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就是不叫打,说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不给小军阀做挡箭牌,这就失去了很好的歼敌机会,大家都很不满意。

  在“福建事变”期间,红一军团移兵永丰地区,企图从那里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在战术上执行李德的“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一套战法。1933年12月25日,一军团在永丰南丁毛山与敌两个税警团和第九十三师,进行堡垒战,以堡垒对堡垒。敌人用炮兵轰一军团的堡垒,使红军接连受挫。部队有人不满地说:“不知搞啥鬼呀!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聂荣臻站在打得最激烈的一师阵地上,看到部队英勇冲锋,看到指战员在敌人堡垒面前遭到重大伤亡,心情十分沉重。这种“以堡垒对堡垒”,使红军处于被动。

  1934年1月到3月,红一军团经历了风翔峰、三岬嶂、乾昌桥等一系列战斗,多数打成顶牛或中途撤退,只有三岬嶂战斗打得比较出色。

  三岬嶂战斗的背景是,林、聂率领军团主力与友邻部队保卫建宁,同敌人几个师激战,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符竹庭指挥二营扼守三岬嶂掩护主力侧翼。二营在营长陈正湘率领下打垮了敌第九十四师多次多路进攻,以几百人抗击有飞机、大炮支援的一个师的敌人。三岬嶂制高点硝烟滚滚,杀声不绝,二营表现出坚如磐石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最后,与一团主力一起,协同突击部队,把九十四师全线击溃。就总体而言是个消耗战,是拒敌于“国门”之外的被动仗,但作为局部,三岬嶂战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聂荣臻秉笔撰文,赞扬一团特别是一团二营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取题为《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下去》,作为社论,发表在1934年3月4日的《红星报》上。

  在这篇文章里,聂荣臻说:我们的第一团以一营兵力,扼止了敌人一师之众。虽然敌人的飞机和炮弹轰炸之声震动了山谷,但丝毫不能震撼我红色战士的心胆,敌人以数倍的兵力,分几路向我冲锋,亦被我英勇沉着的战士,以顽强的反冲锋打坍下去!并且协同突击部队将敌整师兵力全线击溃,这应当写在我们的战史上,成为我第一团三岬嶂上光荣战斗的一页!

  面对失败的总趋势,林、聂焦急、忧虑、彷徨。2月10日,他们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改用运动战消灭敌人①。他们建议说:“在运动战预期战场上的最重要阵地,须先敌一日或半日或数小时构筑临时的工事,以占先机之利。”“我第一防线与第二防线应相距一天至少三十五里以上路程,以便万一我第一防线失守后,敌向我第二防线进攻时我以第二防线阻敌,而以主力在第一、二防线之间,以运动战侧击或夹击和尾击敌人。”“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敌,则应诱敌和放敌大踏步前进,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该地有敌前进时,则应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战,滞敌前进。如无把握固守工事,则不应到处做工事,以免做好后反被敌人利用。”

  林、聂在致中革军委的建议电中反复申明如何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以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但中革军委根本听不进去,回电告诫他们坚决服从军委的命令。

  2月,李德来到红一军团,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继续鼓吹“短促突击”。

  大多数人头一次看到外国人,会场上洋溢着好奇的气氛。李德,身材高大,红头发,蓝眼睛,隆起的大鼻子。到会的干部们看着他,私下里议论:“这是斯大林派来的。”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德国共产党党员,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当军事顾问,
1933年9月到达中央苏区。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只凭军事教科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提出他的作战方针,完全是死搬硬套。在欢迎会上,他先感谢对他的欢迎,然后讲军事,讲“短促突击”,说要拒敌于国门之外,用“短促突击”的办法消灭敌人。

  大家不理解这个“短促突击”,军团长林彪也不懂,他说:“你们不懂这个打法,我也不懂。不懂就学嘛。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们一边战斗一边学习,在战斗中可以学到的。过去我们也只会打游击战,后来我们会打大规模运动战了,我们也要学会正规的防御战。”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论短促突击》,由参谋苏静刻蜡板印发到全军团。林彪的行为,使聂荣臻感到忧虑。4月份,中革军委提出“保卫广昌”,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李德亲自上阵。7月份提出“保卫长捅,以后又提出“保卫兴国”。

  越“保卫”地盘越小,徒然地消耗弹药和兵力。如3月中旬红一、三军团在南丰地区的作战,红三军团进攻三溪圩、三坑失利,在红一军团掩护下才撤出战斗,伤亡2000多人。4月中旬,红一、三、九军团与进攻广昌的国民党军11个师决战,打了18天守备战,损兵折将,广昌失守。红一军团艰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7页。

  苦转战,打了不少消耗战。至9月初,林、聂断然改变“短促突击”的战术,采取运动战,才在温坊打了一个胜仗。

  林、聂认为,那种一步一顶牛的堡垒对堡垒,敌人每次运动只前进二三里,这样,敌人整个体系是联在一起的,自然失去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机会;如果红军主力不接近他们,而是离得较远,他们是会前进比较远的距离的,自然会造成某一局部脱离其整体,就为红军提供了打运动战的条件。

  温坊战斗的胜利,就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取得的。可惜,这次战斗离仓促的战略转移——长征,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已无补于大局了。

  8月下旬,敌李延年集结4个师于朋口、莒溪、璧州、洋坊尾一线,红二十四师在敌进攻方向的朱鬃岭、桥下、肖坊一线构筑工事,红一军团奉命抗击这股敌人。第二天凌晨,敌第三师第八旅两个团从堡垒线出动,由于红军主力隐蔽得好,这两个团一下子就跃进了10里,到达温坊,脱离了其主力的筑垒体系,相对成了孤军,为红军提供了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机会。林、聂把军团指挥所设在松毛岭上,指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二十四师,断敌退路,防敌增援,自8月31日21时战至9月2日拂晓,除少数敌人在温坊南八角楼作困兽之斗,第八旅两个团已大部被歼。9月3日,敌第三师和第九师集结3个团企图报复,再犯温坊,林、聂采取同样的战法放敌先头团深入,将其歼灭。至此,温坊战斗胜利结束,打死打伤2000多人,俘虏2400多人。共歼李延年部4000多人,而红军自身伤亡甚校敌第八旅旅长只身逃脱,被蒋介石枪毙,第三师师长李玉堂从中将降为上校。

  温坊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唯一一次较大的歼灭战,是背离“短促突击”的作战指导思想才取得的。这一胜利,更使聂荣臻思念毛泽东,怀念毛泽东领导红军采用诱敌深入,以运动战取胜的光辉思想。

  个别战斗的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局势。就总体而言,中央红军已经是岌岌可危了。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处处被动,到10月份,已面临被迫转移的唯一出路了。

  长征前夕,聂荣臻和林彪从福建回到瑞金,军委向他们传达了新任务——长征。当时,这个行动还是机密的。接受了任务,林、聂一起去看望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

  毛泽东虽然被撤职了,但他时刻关注着前方的战斗,研究对敌斗争的战法,不断向中央和军委提出:阵地战不能发挥红军的优势,应该改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福建事变”时,他写信给中央,提出两点建议:红军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把红军拉到以浙江省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威胁敌人老巢,以解中央根据地之围。但中央“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愚蠢地拒绝了他的建议,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林、聂去看望时,毛泽东住在瑞金县城外的一个小村子沙洲坝,高大的千年古樟掩映着他的古朴的农家小楼。

  看望毛泽东,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对于毛泽东当时的处境有过这样的回忆:“由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毛泽东加上的种种罪名,一直到长征时都没有勾销,在离开中央苏区前,任何人都不敢同毛泽东说话,他也不去找任何人。”看望毛泽东,是要冒风险的。

  在向毛泽东问候以后,聂荣臻问:“就要突围了,主席有什么看法?”

  “咦,你们知道了?”

  “知道了。”林彪说。

  “我们接受任务了。”聂荣臻说。

  毛泽东头一天已接到部队要突围的通知。为避免嫌疑,他把话题故意叉开了:“好好好,我们到瞿秋白的图书馆去看看。”

  聂荣臻感到毛泽东心底里的忧虑。他的意见人家不接受,时至今日,只好跟着队伍走了。但只要他在队伍里,革命就有希望,聂荣臻这样想。他亲眼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如何制胜,也看到了“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军事路线如何失败,这使他坚定不移地追随毛泽东,不怕非难。这也使他在尔后的艰难岁月里,始终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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