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亚体育娱乐没完没了的,第十五章

实际的情形正是如此,爱情并不能使鲁迅摆脱困境。就拿他到广州这件事说吧,他所以愿意去,除了与许广平会面,也还有另外的意图,他自己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致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1可他人还未到广州,郁达夫和郭沫若已经离开中山大学,不能建造联合战线了。他却仍不泄气,将眼光转向中山大学:“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我的目的就达了。”2这所谓“还像样”,就是指像北京大学的样。他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他对蔡元培创立的那一种崇尚自由的大学风气,对这风气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始终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确,在现代中国,只要存在这样的大学,那就无论遇上怎样的专制和高压,思想的火炬都不会熄灭。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要想对社会施加影响,恐怕也只能从发扬北大凤气这样的事情人手。所以,鲁迅一到中山大学,除了做国文系的主任,还担任教务长,一头扎进教务堆中,忙得不可开交。他公开以“五四”时候的风气作为标准,在一次教务会议上,他主张让学生有研究、活动。和组织的自由,就特地举出北京大学作为榜样。直到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大举“清党”,从中山大学抓走几十个学生,他还以“五四”为例,在他召集的紧急会议上据理力争:“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借发动全国工商界都罢工罢市。……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3在广州的最初几个月,无沦说话做事,他的态度都那样积极,和在厦门时候是大不同了。
  但是,迎面就有一连串壁在等着他碰。首先是广州的激进青年对他不满了。他初到广州时,这些青年曾经热烈地欢迎他,蜂拥去听他演讲,有的还直接去找他。可是,鲁迅毕竟看多了黑暗,即使极力振作,在演讲会高呼口号,话一说长了,还是会流露出阴郁的意思。他说广州是一个红皮白心的萝卜,说广州的青年把革命游戏化,甚至说广州有大叫,却无思索,无悲哀,因此也就没有真正的革命和文学,4你想想,整日沉浸在狂热情绪中的激进青年怎么听得进这些话?他到广州才一个月,就有人以“鲁迅先生往哪里躲”的标题,在报纸上批评他。“鲁迅先生!你莫尽自在大学教授室里编你的讲义。……如此社会,如此环境,你不负担起你的使命来,你将往哪里去躲!”5接着,更有人用近于无理的态度责问他:“你不愿意从事文学革命;你又不去做武装者的革命;那么你处在今日的中国,更拿着一种什么革命的东西在领导着一般青年?”6与此阿时,广州的文学界也开始有人批评他“落伍”,认为在北伐的形势下,《阿Q正传》那样的作品已经没有资格再自称是革命的文学,7面对这样的不满,鲁迅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当然不愿意青年人误解他,读了那篇《鲁迅先生往哪里躲》,他立即清许广平以她的名义,写了《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的解释文章,在同一张报纸上发表。但是,他又很知道,他其实无法向这些青年解释清楚,以他们的天真和幼稚,怎么可能理解他那“无话可说”的深刻的迷惘?他只有暗自苦笑了。
  接着是中山大学内部的人事纠纷。鲁迅虽是教务长,学校的实权却操在教务委员会手中。这委员会的几个主要人物,像戴季陶,朱家哗等人,都是国民党的要人,官场上的老字,他们绝不愿意将中山大学办成北大那样的学校,鲁迅和他们自然不会有多好的交情。文科主任傅斯年,本是鲁迅在北京时的旧识,却那样热衷权力,也使鲁迅很失望。二九二七年三月,傅斯年更将顾颔刚请到中山大学来当教授,鲁迅坚决反对,甚至说:。他来,我就走!”可傅斯年还是将顾请来了,鲁迅立刻就辞了职占他写信对朋友忿忿他说:“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当红鼻[指顾颉刚]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斯年]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办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口头路的。”8他原是一介书生,不习惯做行政事务,性情又梗直,不会拐弯抹角,就很容易与刁钻的同事发生矛盾。全是为了自己的那一点“野心”,才勉力挑起教务长这副担子,现在竟弄得连势不两立的对头也跑到身边来当教授,这岂不是又落入厦门大学的覆辙了吗?依他向来的脾气,自然是一走了之。
  当然,他更震惊的还是“四·一五”大搜捕。自到广州以后,他对国民党一直抱有好感,也为北伐的节节胜利感到高兴,他那样无保留地赞扬孙中山,除了受风气传染,也因为他大体上赞同孙中山的理想。可是,一直举着孙中山的旗帜的国民党,竟会这样大规模地搜捕前一天还是同盟者的共产党员,抓去那么多无辜的人,还要那样残酷地杀戮被捕者,还要得意地形诸笔墨,什么“用斧劈死”,什么“乱枪刺死”……这实在出乎他的意料。在北京,是段棋瑞的卫队屠杀请愿学生,到广州,却又看见国民党更大规模地杀戮昔日的盟友,偌大一个中国,难道就逃不脱这样的惨剧?他尤其震惊的,是那屠杀者中间,竟也有许多青年人,不但是年轻的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更是年轻的戴着眼镜的大学生,投书告密,助官捕人,这些青年似乎还格外起劲。在北京时,青年学生的冷漠和健忘,已经使他深受刺激,现在这更可怕的情形,会给他怎样沉重的打击?他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9在南方的温暖、生机和光亮当中,竟看见了更为严重的寒冷、死地和黑暗,他简直目瞪口呆了。
  国民党的“清党”不但在精神上给他严重的打击,而且在人身安全上,也似乎要对他造成威胁。他和广州的共产党人本没有多深的交往,但他曾列名于成仿吾等人的一个颇具赤色意味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又恰在“清党”后的第六天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有些人就难免要推测,他这是在表示抗议。知情者如傅斯年,又故意含糊其辞,更助长了这种推测,以至香港的一家报纸公开登出消息,说他因为“亲共”而躲避起来了。鲁迅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不会太担心。但是,在当时那种满街军车急驶,人人风声鹤腴的情况下,有了那样的传闻,实在也难保不会出什么意外,所以,他又不敢放松警惕。他在广州已经无事,却宁愿忍受酷热继续逗留,这除了一时决不定何去何从,是不是也为了不愿授人以柄呢?10“清党”给了他刃晰大的震惊,先前那不惮以恶意去揣测世事的习惯自然会膨胀起来,倘若他不自觉地夸大种种可能的危险,一时神经过敏,也是十分自然的吧。直到五月底,他的担心才开始消减,有朋友听到传闻,写信来问,他国复潞:“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11口气已经轻松了许多。到了七月,他更公开露面,到一所中学和广州市教育局作了两场演讲。人既露了面,那些流言自然就消散了。
  流言消散了,他也就可以走了。九月二十七日,他和许广平一同登船,离开了广州这块险恶的是非之地。可是,还没容他们喘口气,新的麻烦又来了。当时广州往上海的船,都要经过香港,香港的海关人员,也就要上船检查。鲁迅这一回自不例外,遇上两位身穿绿制服,如狼似虎的检查员,把他的书籍和皮箱翻了个底朝天,甚至撕碎装鱼肝油的纸匣,捅穿饼于坛子的封口,最后是收了他二十块钱的贿赂,才放过了他。鲁迅很诧异,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凶狠地检查他,船上的茶房说:“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鸦片的”,这真使他愕然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中国,连生得太瘦,也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在这一刹那间,从归国时家乡人对他的胡子的指摘,到北京时有关他的门牙的流言,种种不愉快的记忆,都一齐涌上心头。那天晚上,他便在船舱里铺开稿纸,愤激地写道:“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儿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怅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12我不禁想,倘是二个向来就活得自在的人,遇上这样的事情,也许会哈哈一笑,自认倒霉罢,但鲁迅却生发出那样强烈的悲愤,他显然是想到了自己不断碰壁的一生。他正要到上海去,到那同样有着洋主子,而同胞的奴气恐怕比香港更为炽盛的洋场去,轮船上的这一场屈辱遭遇,会给他心头蒙上一层怎样的暗影呢?
  果然,到上海才一个多月,他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发牢骚了:“应酬,陪客,被逼作文之事仍甚多,不能静,殊苦。”13三个月之后又说:”我在上海……心也静不下来,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14他去上海的本意,是想静静地休养一阵,既是缓减身体的疲惫,也是澄清思想的混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躲进草丛中,舔净自己的伤口。可哪里想到,他一踏上上海的码头,就又成为许多人包围的目标,纷纷上门拜访,还要约他写文章,拉他去作演讲。他到上海的第一个月内,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敲门,有时一天要来好几班;他搬进景云里的寓所才半个月,就已经有人笑嘻嘻地找来了,一定要请他去演讲。他当然要发牢骚了。
  不过,应酬虽然麻烦,毕竟也还热闹,朋友和慕名者的笑脸的簇拥,多少也可以拂去一些类似在船上遭人检查的不快。何况又有许广平陪伴在旁,楼上楼下都充盈着新的家庭温暖,单是应酬多一些,鲁迅大概也不过就是发几句牢骚,并不会真觉得大苦。但是,事情却远没有这样轻省。上海不比广州,与北京更不相同,这是一座混杂着精明和浅薄的现代城市,一个不断滋生出机敏、势利、浅薄和赤裸裸的利害之心的大温床。形形色色的人都能在上海插一脚,上海的文坛和学界,也就格外显出五花八门的斑驳的色彩来。既有徐志摩、胡适那样的绅士派,也有蒋光慈、成仿吾那样的激进党,既有依附官方的御用文人,更有数量多得多的只知道迎合小市民的通俗“作家”:你想想,鲁迅这样一个人,骤然跨进这样一个世界。他将遭遇到的,哪里会只是那些应酬?
  比方说,他到上海才二十夭,地处江湾的一所劳动大学的校长易培基;就上门来请他去授课。他是鲁迅在北京时的熟人,态度又非常殷切,说是每次用汽车来接他,鲁迅就答应了。可是,才上第二次课、那汽车就奶奶来退,害得他焦急地等了老半天,第三次干脆就不来了,”此后也没有下文,像这样不明不白的事情,他还是头一回遇到。”再比如,也是他刚到上海不久,郭沫若托郑伯奇和蒋光慈来找他,说是要联合起来:还在厦门的时候,他就有过这个打算,听了自然高兴,于是联名在报纸上登出启示,宣布要诙复《创造周报》。可这事又没有下文了,他等到一九二八年初,《创造周报》没有复刊,却出来一个新杂志叫《文化批判》,成仿吾和创造社的一批年轻成员在上面接二连三地批评他。到后来,蒋光慈和他的“太阳社”也一齐来指责他。阿英断言阿Q的时代已经过去,《呐喊》、《仿徨》都过时了;郭沫若更化名“杜荃”,在创造社的刊物上骂他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是法西斯主义者!15刚刚说好要联合,现在突然来围攻他,这叫他怎么受得了?甚至他在广州见过的青年残杀青年的“血的游戏”,在上海也又见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就在江湾的那所劳动大学里,警察和一部分手持棍棒的学生,闯入宿舍抓走据说是共产党的另一些学生,当有人把这事告诉鲁迅时,他喃喃他说:“学生也参加了搜捕……”16显然是记起了半年前的广州。甚至连一向与他友善的北新书局,从北京迁来上海,书商的习气也愈益严重,欠了他将近万元的版税,迟迟不付,他只好请律师打官司,才一点一点地讨回来。
  还有更卑琐的搅扰在等看他呢。他初到景云里,是住在二十三号,周围非常嘈杂,尤其到晚上,唱京戏的吊嗓子声,搓麻将牌的哗啦声,赢了钱时的重敲台面和哈哈大笑声,经常是彻夜不停,使惯于夜间作文的鲁迅每每掷笔长叹。他家后门相对的,是一位名律师的家,这人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仗着父亲的威风,屡次向鲁迅家的厨房扔石头;鲁迅向那律师告状,不料小无赖的气焰更高,公然在鲁迅家的门上撒尿,画乌龟。鲁迅没有办法,就搬到景云里十八号,避开那户邻居。那小无赖却不罢休,竟在夜里偷愉将浸透煤油的引人纸扔进鲁迅家,想引起火灾!堂堂鲁迅,竟会碰上这样的事!也就在这时期,他在广州时的学生廖立峨,一直很恭敬地与他通信的,突然带着情人跑到上海,要做他的“义子”,在他家里连吃带住,几个月后都不走,还提出种种要求,最后是不欢而去,弄得他哭笑不得。又过了一年,他雇用的一位来自浙江上虞农村的女佣,刚刚做熟了,她的丈夫却带着人上门来,说要抓她回去。遭到拒绝以后,那人又通过上海的所谓“上虞同乡会”,向鲁迅索人。一直纠缠了好久,最后是鲁迅拿出一百五十元钱,才枢那批人打发走。当时是讲定,这钱由那女佣逐月偿还,可两个月以后,那女佣不辞而别,钱也没还……我真不知道,鲁迅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在上海,连这类事情都会给他的生活造成那么多麻烦,使他吃那么多昔头,他怎么会喜欢上海呢?
  难怪他到上海才半年,便大病一场,拖了好久才恢复。也难怪一九二九年他回北京看望母亲,竟会很喜欢北京。他写信对许广平说:“这里的空气真是沉静,和上海的动荡烦扰,大不相同……。”17见了几个熟朋友,无拘束地谈一阵天,他更非常愉快,写情给许广平时,还特地强调,说这些聊天“都是近来快事。”18离开北京三年多了,沿中国南方的海岸转了一个大圈子,最后却发现还是北京好,还要怎样,才算是交“华盖运”呢。

鲁迅怎么办?他自己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1这话说得很实在。墨翟和阮籍,都是走了回头路,鲁迅内心的“鬼气”,也正是要拉他往回走。退回十年前那绍兴会馆式的生活。索性回到家中,关上窗户,背对社会上的喧嚣,自己选一样合意的事情,坐下来静静地做——在整个二十年代末期,这样的生活一直诱惑着他,直到一九二九年六月,他还在犹豫,是否该“暂且静静,做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2但是,他其实并不能退回去。十年前他形同单身,现在身边却有了许广平,这位倔强的姑娘所以会追随左右,可不只是出于一般的男女爱情,她首先是敬服他对黑暗社会的决绝态度,才接着生出了爱慕之情。也就是说,他们的相爱建立在鲁迅作为一个启蒙先驱的基础之上,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新家庭,首先就不允许他将它当成北京的绍兴会馆。何况鲁迅自己也不愿意退回去,这等于承认自己失败,承认这些年来的挣扎都毫无意义,像他这样性格的人,怎么能甘心呢扒只要有一线机会,他就不愿意走回头路。
  既不愿转身,那就只有如他自己所说的,先坐下来歇一会,再抬脚跨步,“姑且走走”。事实上,他因答有恒的那封信的最后一段,已经说出了“姑且走走”的大致方向:“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曳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这真是非常精确的预言,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间的大致的生活状况、几乎全包括在这段话中。其实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却仍挣扎着要在纸上写一点东西,这还是他在三十年代的基本姿态;他赖以维持这姿态的两支最顺手的拐杖,也正是那个“麻痹”和“忘却”。
  所谓“麻痹”,就是将注意力转开,不去想那些没有答案的大苦恼,只考虑日常生计,也就是“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可是,以鲁迅当时的情形,怎样安排今后的生计呢?做官自然不行了。仍到大学去教书?经历过在北京、厦门和广州的种种刺激,他现在是既对青年失了信任,又对同事间的倾轧深感厌恶,几乎从搬出中山大学的那一天起,就打定主意要“脱离教书生活”,3他不想再与人做什么同事,情愿一个人单干,做一名以文字为生的自由人。可是,以哪一种文字为生呢?心境是这样消沉,先前的呐喊式的文章和小说当然是不能做了。那么做研究?他对这个倒是一向就有自信,还在厦门时,就对许广平说过:“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4但是,真要作研究,譬如写他一直想写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字体变迁史》他就必须沉潜下心,整个陷进古书堆里,这和那绍兴会馆式的生活,实际上也差不多了,他又不愿意。因此,他初到上海时,是选择了翻译这一条路,还明白对熟人宣布:“我在上海,大抵译书。”5算起来,他“译书”也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那多半是借它作启蒙的工具,对翻译本身,他其实并无太大的兴趣。因此,即便现在选它作自己的谋生之道,他也很难长久地专注于它,一有什么事情打岔,心思就很容易分散开去。”他自己也知道,到上海才两个月,就已经担心了:“本想从事译书,今竟不知可能如愿。”。他怪别人干扰太多,可如果他自己真想译书,几个朋友的应酬,若干访客的邀约,还不容易对付吗?归根结蒂,还是他自己心神不定,不知道究竟做什么好。这也难怪,有那样的大苦恼纠缠于心,他确实难于看清腹前的路,难于决定该何去何从。所以他租下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房子,却并不买齐家具,似乎随时准备卷钳盖走路。你想想,连家安在哪里,以什么谋生,他都定不下来,他又如何“麻痹”自己呢?
  他还有另一条办法,就是“忘却”,竭力淡忘种种阴暗的记忆,重振乐观的热情,实在不能淡忘,也总要将它们尽量推至意识的边缘,腾出地方来酿造新的希望。这也就是他所说的,“跨进刺丛里,姑且走走”。人真是习惯的俘虏,明明遇上了穷途,这穷途就说明原先的走法不对头,可只要还没有学会新的走法,他一抬脚,一跨步,就还是会依照先前的老走法。他只会这一种,倘要“姑且走走”,不用它又怎么办?鲁迅正是如此。从迎接绍兴“光复”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他不断地用“忘却”来振作自己,种种似乎能够“忘却”,而终于又全部记起的徒劳的痛苦,他是体验得大多,也太深了。但是,当他现在救助自己,挣扎着不愿没人虚无感的时候,他能使用的最后一条办法,仍然只是“忘却”,这是怎样令人悲哀的事情?十年前他用什么姿势爬出那座“待死”的深坑,他现在就只能还是用那个姿势。
  你看他到上海后,虽然抱怨别人的打拢,可只要有地方请他演讲,他总是应允前去,甚至半个月内连讲四五次。明明打定主意不再教书,一旦有人坚请,他就还是接受了劳动大学的聘书,实在是易墙基做事太不像活、他才去退了聘书。在文学,方面,他一到上海就复刊《语丝》,自任编辑。创造社来联合他,他欣然答应:那些人翻脸驾他了,他就一面还击,一面与郁达夫命作,创办《奔流》月刊,作文校对,跑印刷厂,写编后记,忙得四脚朝天。第二年又和柔石等几个青年人组织“朝花社”,办《朝花》周刊。他还想把北京的《未名》半月刊也移到上海来,由他作编辑,“取攻击姿态”,“大扫”一下文坛。7那在文学界“兴风作浪”的热情,简直比得上二十年代初了。甚至一些激进的社会团体来找他,他也非常热情。当时共产党有一个为援救被捕者而组织的“中国革命互济会”,鲁迅一到上海,就接受这互济会的一个成员的邀请,答应为互济会的刊物写稿;第二年春天,更正式加入这个组织,多次捐款。一九三0年初,又去参加也是共产党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会议,第一个作演讲,因此被推为发起人。几乎同时,又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但同意用“左翼”作团体的名称,还同意担任它的领导人。当年在东京参加光复会的热情,似乎又复活了。
  当然,表现出“五四”式的热情,并不说明他心里就真有这种热情。他对那些激进团体的活动,心里常常并不以为然。有一次,送走一位互济会的来访者,他就对客厅里的其他朋友说:“这人真是老实,每次来都对我大讲一通革命高潮”,8在善意的椰揄中,分明表现出对那“革命高潮”的怀疑。成立自由运动大同盟,他更是摇头,在成立大会上发完言,他就提前离开了,事后还对动员他去开会的人说:这种组织“发个宣言之外,是无法做什么事的。”9至于左翼作家联盟,其中的许多中坚人物都来自创造社和太阳社,他们前不久还骂他“落伍”,是“二重的反革命”,现在却来尊他为领袖,他怎么可能会相信?冯乃超拿“左联”的纲领给他看,他一面表示“没意见”,一面又说:“反正这种性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10在参加“左联”的成立大会以后,他更向朋友描述说:“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前花色[绍兴方言,意谓没起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11语气极为轻蔑。可是,尽管心存种种芥蒂,他仍然要去参加那些组织的活动。他在广州的后半年里,那样受人冷落,现在却有这些热情的团体来邀请他,有这些激进的青年来拥戴他,这使他重新感觉到自己的声望和价值,感觉到自己还有力量,你想想,单是为了证实这些感觉。他也应该去参加那些活动吧。说到底,不辞辛劳地各处演讲也好,在文坛上“四面八方地闹”也好12,都是在作同样的证实。那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鬼气”压得他太厉害了,他情愿再一次戴上面具。他现在的心境比“五四”时阴郁得多,再要硬戴面具,它就自然大得多,也重得多,但他甘心承受,比起在沉默中听任虚无感咬啮自己,借频繁的行动来忘却痛苦,总要容易些吧。
  也就从到上海开始,他陆续买来一批日文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非常认真地读,单在一九二八年内,他就读了十多本这样的书,许广平甚至说他是“几乎每天手不释卷的在翻着这方面的著作。”13他教许广平学日语,也用其中的一册《马克思读本》作教材,不仅详细讲解内容,还能够订正书上的错字。他甚至花力气将一部日文版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翻译出来。他自己笔下,也逐渐出现了用他理解的唯物主义来论人析事的文字。到后来,连和青年聊天,他口中也经常会吐出“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之类的新词。和朋友通信时,他更称赞说:“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截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14还在东京的时候,他就拜访过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因此得到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回国以后十几年间。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时有所闻。但他一直不怎么在意,即使书橱中放有这类书,也极少取出来仔细地读。可现在,“无产阶级革命”似乎成了思想界的新兴潮流,那批口口声声说他“落伍”,骂他是“反革命”的青年人,手中也正是拿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甚至他翻译别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那些人也要冷嘲热讽,说他是投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再疏忽了。即便为了回击那些年轻人,他也得认真来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自己说:“我译这些书[指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之类]是给那些从前专门以革命文学为口号而攻击我的人们看的”,15这就把他的动机说得非常明白了。在他这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后面,在他那些不畏讥笑,坚持翻译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言行后面,你正可以看到他特有的那种“不甘心”:他不甘心被人视为落伍,不甘心被新兴的潮流摒诸河岸,几乎从踏进上海的那一天起,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想要跟上新的思潮,要重返文学和社会的中心,要找口那已经失去的社会战士和思想先驱的自信,要摆脱那局外人的沮丧和孤独。他并没有想到这些挣扎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现在只顾一件事,就是竭力挣脱那绍兴会馆向他伸出的热情招呼的手。
  但是后果却来了。首先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他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为理由,在一九三0年三月向国民党中央公开申请,要通缉“反动文人鲁迅”。几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更下令“取缔”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革命互济会和左翼作家联盟等八个团体,在附于取缔今后面的“左联”成员名单上,赫然列着他的名字。
  这使他多少感到意外。一听说浙江省党部要“通缉”他,他便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朋友:“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什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遗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情形既然是这样,有人就劝他在报上登个声明,解释一下,但他不愿意:“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16对这个“通缉”本身,他其实不十分重视,他知道这只是一种警告。好几年前,在《无花的蔷蔽之三》里,他就用嘲讽的笔调将这类恫吓手段一一罗列过。一位熟识的日本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担心他的安全,劝他躲避,他也笑笑回答说:“不要紧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缉令什么的了。……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17但也惟其如此,他就更为愤慨:“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源,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18在广州,他所以那样反感国民党的“清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捕杀无辜,没想到自己到了上海,竟亲临这样的遭遇,他能不愤慨吗?他当然知道,一旦国民党政府认定你是“共产党”,你会遭遇什么样的危险,但他从来又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你既然肆行高压。这样来威吓我,我倒偏要和你斗一斗了。倘说他初到上海时,已经对国民党非常失望,却毕竟无意和它为敌,那到这个时候,他却似乎是决意要站到国民党的对面去了。
  他继续写一系列文章,激烈地抨击政府;他更积极地参加“左联”的活动,一九三二年又参加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它的执行委员。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在上海捕杀柔石等五名年轻的“左联”成员,他更是怒不可遏。在“左联”秘密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直斥国民党政府是“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19他甚至重新解释当年在广州辞职的原因,说是“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20几乎完全不掩饰对国民党的敌意了。这自然引来官方的更大的压迫。一九三二年夏天,“蓝农社”的特务暗杀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的杨杏佛,随即放出风声,说也将鲁迅列入了暗杀的名单。从一九三四年起,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更连续查禁他的著作,从《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之类的年度文集,一直到《鲁迅杂感集》那样的选本,到后来,网还越收越紧,他到上海以后的几乎所有杂文集,都被打上了黑叉。不但威胁他的人生安全,还要封闭他的文字生涯,这样全面的压制和迫害,只会促成更决绝的反抗。鲁迅发誓一般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21有朋友劝他克制自己的火气,他回信说:“即如不佞,每遭压迫时,辄更粗犷易怒,顾非身临其境,不易推想,故必参商到底,无可如何。”22到这时;他其实已经是身不由已,既然被逼到了这个位置上,就只有反抗到底了。
  中国的专制统治,从来是非常残暴的。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国民党政府接连捕杀文化界中的共产党人,后来更将也是国民党员的杨杏佛也杀掉了,这从鲁迅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事都干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呢?他特有的那种凡事从最坏处着想的心理,就自然会占满他的心胸。从听到柔石被捕的消息起,只要风声一紫,他就离家避难,或是去一家日本人开的花园庄旅店,或者就丢内山完造家。在花园庄饭店躲避时,他的神经相当紧张,有一次看见两个陌生人在草地上对着他避居的房间指指点点,就赶紧躲进里屋,许久都不出来,早在一九三0年五月,他就已经开始采取一种半秘密的生活方式,不对人公开自己的居处,几次搬迁,都是托熟识的日本人出面租赁:除了少数可以信赖的人,他从不邀请客人到家中聊天,一般会面,都约在内山书店里:来往信件也都通过这家书店,他情愿每天到书店去取,也不要别人直接寄到家中。空气紧张的时候,他就极少下楼出门,甚至连窗边也不坐,怕被人看见。可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一到觉得危险的时候,还是要避出去,他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实在是没有什么信心了。有一次他对别人这样介绍他的书架:“这些书架全是木箱,里面装满了书,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23甚至和许广平走在街上,他也常常要她走到马路对面去,说是万一遇到麻烦,她可以及时脱身。连日常生活的这些方面,都笼罩在高度的紧张之中,他有生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许广平后来回忆说,他虽然如此警觉,有时候却又有一种冒险性,愈是空气紧张,愈在家里坐不住。杨杏佛被杀之后,他坚持要去送殓,那天早上出门,还有意不带大门的钥匙,以示赴难的决心。后来几次传闻要抓他,他都特地每天出门去转一圈,24这当然显示了极大的勇气,但请想一想,一个向来主张爱惜生命,反对轻率赴死的人,现在却自己怀着赴死的心情,跨出家门去迎接随时可能袭来的捕杀,就好像一头无处逃遁的野狼,掉过头来拚死相扑:这是怎样的丧失理智的狂泰,又是怎样的忿不欲生的绝望呢?
  原本是为了摆脱局外人的沮丧,才那样积极地介入公众生活,却不料一脚踩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身不由己地越卷越深,直至被推上与官方公开对抗的位置,人身安全都岌岌可危--从那样的起点竟会一路滑人现在这样的境遇,大概是鲁迅怎么也想不到的吧。正是从这个“想不到”,我又一次看见了命运对他的残酷的戏弄。

  注释

  注释

  1鲁迅:二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六十一页。
  2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二十六页。
  3何思源:《回忆鲁迅在中山大学情况》,《鲁迅生乎史料汇编(第四辑)》,三百六十六页。
  4山上日义:《谈鲁迅》,《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九十五页。
  5宋三彬:《鲁迅先生往哪里躲》,《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二十三页。
  6和雅典:《请教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四百四十三页。
  7欧阳山:《光明的探索》,《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三百四十八页。
  8鲁迅: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三十六页。
  9鲁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四十页。
  10当时鲁迅的一个熟人回忆说,鲁迅听到有关他“亲共”的流言后,曾写信给广州市公安局长,表示随时听侯逮捕;那公安局长回信安慰他,但他仍显得烦躁,愤懑。见尸一:《可记的旧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八十五页。
  11鲁迅: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三十九页。
  12鲁迅:《可谈香港》,《而已集》,一百零四页。
  13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七十一页。
  14鲁迅: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八十一页。
冠亚体育娱乐,  15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上海,二卷二期。
  16杜力夫:《永不磨灭的印象》,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七百十六页。
  17鲁迅: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五十三页;并《研究》,二百零三页。
  18鲁迅: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七十一页。

  1鲁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十二页。
  2鲁迅:一九年六月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七十三页;并《研究》,二百二十四页。
  3鲁迅: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八十一页。
  4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五十四页。
  5同3。
  6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七十一页。
  7鲁迅: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至李霁野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二十七页。
  8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片断回忆》,《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七十三页。
  9同上文,《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一百零二页。
  10夏衍:《“左联”成立前后》,《文学评论》,北京,一九八0年第二期。
  11鲁迅:一九三0年三月二十六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五十页。
  12这是他一九二九年六月一口致许广平信中的自我描述,出处同2。
  13许广平:《欣慰的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六十五页,
  14鲁迅: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九十四页。
  15柳敬文:《关于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九百六十二页。
  16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七十八页。
  17内山完造:《鲁迅先生》,见禹长海编:《鲁迅在上海(三)》,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一九七九年印,三页。
  18同16。
  19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二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七十三页。
  20鲁迅:《自传》,《集外集》,七十九页。
  21鲁迅: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致山本初枝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一百三十五页。
  22鲁迅: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致林语堂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三十六页。
  23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见《回忆伟大的鲁迅》,二百十三页。
  24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鲁迅主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三百七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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