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成功和大绝望,人生遇贵人

尽管戴着面具,呐喊得颇为吃力,鲁迅投身启蒙运动的个人目的,毕竟很快就实现了。向《新青年》投稿不久,他就赢得了编辑部同人的尊敬,应邀参加每月一次的编辑委员会会议,和钱玄同一样,成为杂志的中坚人物。由于《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尤其是《阿Q正传》的陆续发表,他更引起北京、上海等地读者的广泛关注,《狂人日记》甚至彼选进小学的国文课本。从一九二0年开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六七所学校相继聘他为讲师和教授,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在学术界颇受称赞。在文学界,他的影响就更大了,沈雁冰、郑振择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就尊他为重要的指导者;后来的“浅草社”、“春光社”和“沉钟社”,更将他看成前辈和导师。他还与几位朋友创办《语丝》周刊,发起“未名社”和“莽原社”,以至被人视为文坛上的一派的领袖。每到晚间,他的会客室里便有青年人围坐,热切地望着他,希望能听到中肯的教诲。他不再是绍兴会馆里那个默默无闻的“待死”者了,他现在成了大学讲台上的名教授,读者钦慕的名作家。
  他的自我感觉也变了。他从小就有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这既是来自出身的优越,也母来自智力的早熟。他到日本以后的自荐轩辕的激情,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这种自视甚高的胸怀。你仔细看他返回中国之后的种种悲愤情绪,种种自居牺牲,甘愿待死的举动,都少有一般沮丧者的颓唐气息,倒是常常会显出激烈的意味,就更能够体会他骨子里的优越感,惟其有过那样崇高的自许,却偏偏到处碰壁,才会转而酿成激烈的自绝冲动。因此,一旦他能够引来青年人的瞩目,获得社会的承认,压在心灵深处的自尊情感就立刻会冒上心头。何况中国文人向来有重视功名的传统,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曾模仿《离骚》的格式作过一首长诗,最后两句日:“他年芹茂而样香兮,必异藉以相酬”,①就充分表现了这种功名心。我可以肯定,随着社会名誉的日渐增长,他的自信也一点一点恢复,先前那些受人轻蔑、走投无路的记忆,应该一天比一天淡薄了。但是,鲁迅介入公众生活的后果,却不仅仅是收获赞誉和尊崇,他还引来了恶意和敌视。他那样猛烈地攻击旧传统,自然会引起保守主义者的不满,有一次口答《京报副刊》的提问,他写了一句:“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②竟招来一大串反洁和攻击。他那样热情地替青年人说话,也确实赢得了青年读者的欢迎,就又会引起一班名人和准名人的嫉妒,种种讽刺、挖苦的言论,也便悄悄地扔了过来。特别是上九二五年的“女师大风潮”,更使他和一批官僚、学者绪下了冤。
  早在一九二四年,北京女于师范大学的学生就和校长杨荫榆发生冲突,群起告状,要教育部撤校长的职,一直闹到一九二五年春天,双方仍然相持不下。鲁迅开始对这件事并不热心,依旧每周去上一次课,下课铃声一响,便挟起书包回家。几乎不多说一句话。但是,到这一年四月,情形大变,先是司法总长章士刽以兼任教育总长的身份,公开支持杨荫榆,接着是杨荫榆展开攻势,一举开除六名学生领袖,然后是段祺瑞出面发布恫吓性的命令,章士钊则下令解散女子师范大学,要将造反的学生连锅端掉!一边是手无寸铁的女学生,一边却是从校长到总长到总理,恃强凌弱到了这个地步,稍有正义感的教员都会看不下去。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和女师大的学生许广平等人开始来往,通信日渐频繁,好感逐渐加深,他在感情上,也会不自觉地向这批学生倾斜,于是在五月十二日的《京报副刊》上,他公开表态支持学生,随后又联络其他一些教员,联名宣告反对杨荫榆。不用说,从章士钊那一面立刻就射来了箭。先是几位向来就有点看他不惯的教授,例如陈西滢,转弯抹角地讽刺他挑剔凤潮;接着是章士铡以“结合党徒,附合女生”的罪名,撤了他在教育部的职;在教育部的办公会议上,还有人提议不发鲁迅被解职以前的欠薪,要从经济上打击他。鲁迅自然大怒,他一面连续写文章,措辞激烈地还击陈西滢,他在这一年写下的杂文中,差不多一半是在和他们打笔仗。一面又自己拟了状子,向法院控告章士钊“违法”。就论辩的笔力而言,那批教授哪里是他的对手,战不多久,就有陈西滢的朋友徐志摩出来,要求双方“带住”,而他还不罢休,写了《我还不能“带住”》的杂文,指责他们是在“串戏”。至于打官司,拖了大半年,也终于是他胜诉,法院撤消了章士钊的命令,准许他口教育部复职,而此时章士钊已经离开了教育部。
  鲁迅虽然得了“胜利”,在北京的处境却逐渐恶化。“女师大风潮”还没有结束,段棋瑞的士兵在执政府门前枪击请愿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又发生了。鲁迅非常愤怒,在《语丝》上发表文章,称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③这自然更触怒了官方,三月什六日的《京报》上就有消息透露,在内阁讨论通缉北京学界人士的名单中,赫然列着鲁迅的名字。虽然最后实际通缉的,仅是李大钊等五人,这对鲁迅还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往“莽原社”和几家外国人办的医院躲避,有一次太仓促了,竟只能躲在一家德国医院的杂物仓库里,十天之后才搬出去。居然弄到了得罪最高当局,不得不东躲西藏的地步,比起在绍兴会馆的平安的日子,是更不如了吧。
  单是遭受官府的压迫,鲁迅大概还能够承受。北洋政府并没有真来搜捕他,他的避难生活也并不都是那样狼狈。从另一面讲,官府的压迫正表明了被压迫者的力量,倘若北洋政府真来艘捕他,只要不被抓住,鲁迅多半也能从中获得自傲的勇气吧。但是,他遇到的情形却复杂得多。就在他似乎是挫败了那批官僚学者的攻击的同时,这攻击却促成了他自己内心的两种阴郁心绪的大爆发。
  其中一个,就是不得不做官的痛苦。他当初到教育部任职,本意只在逃离绍兴。中国文人向来有做官的传统,那又是共和政府的教育部,所以他并不觉得,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去做官,有什么不合适。可到“五四”前后,情形就不同了。先是袁世凯称帝,再是曹馄贿选,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北洋政府早已经丧失了合法性,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涨,种种强调知识分子社会独立性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一股鄙视官场的风气,正逐渐蔓延开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起“进德会”,要求会员除不嫖、不赌、不娶妾之外,更要做到不作官吏,不当议员,可见这风气的流行程度。鲁迅身在官场,对其中的黑暗自然看得清楚,即使初到北京时,他曾想借这个位置为社会作点事,到二十年代初,他一定已经明自了,这做官是非常无聊的事,他根本不应该做官。但是,为了负担家族的生活,他又不能扔掉这个饭碗。他每月的官俸是三百块大洋,虽说经常欠薪,只能发二三成,每月却也有近百元,不是个小数目。他也曾尽力教书,一度同时在儿所学校兼课,每月的讲课费却只有十几元,太少了。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吃够了贫困的昔头,他很早就懂得了没有钱,什么事都干不成,在那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他那样强调“经济权”,就正是出于自己的痛苦经验。因此,尽管满心不愿意,他却仍然继续坐在教育部的办公室里,除了张勋复辟时,曾辞过几天官,一直都没有离开。就是袁世凯准备登基,他也只象征性地辞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服主任”这个虚衔,并不真辞职。这似乎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尴尬。和传统文人不同,他们很早就知道应该到官场之外去建立自己的立足点,可是,他们置身的社会仍然是专制统治的一统天下,即便那些似乎是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和空间,你仔细看看,也都会发现有许多或明或暗的官场的影于在其中晃动。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似乎是注定了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他们渴望洗干净自己,却总是发现爬不出污泥坑。
  鲁迅当然意识到这种尴尬。尤其是“五四”以后,他那一代启蒙知识分子中间,像他这样兼当教员和官员的人越来越少,这尴尬也就日益触目。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他不止一次用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是一个官”。甚至一冬二六年复职以后,还在《记“发薪”》中借题发挥,大讲一通“中华民国的官”,足见他对自己为官的身份,是怎样耿耿于怀。可是,自己解嘲是一回事,另。人指摘又是另一回事,就在他用种种办法企图消解那份尴尬的时候,陈西滢们却直接来桃他这块心病了:“他(指鲁迅)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兔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金事这一个官几例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就叫人有些恶心了吧。”。鲁迅对陈西滢们的抨击,通常都很有力,但对陈西滢的这番指摘,他的笔却有些软,竟举出张勋复辟时曾辞过官,最近又被章士钊。革了职这两件事为自己辩护,而这等于承认了陈西滢的基本立论一在北洋政府中做官不光彩——是正确的。鲁迅后来说,人一旦站到辩诬的立场,不免就有点可怜,他这一向恰恰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这种可怜的境遇,我们不难想象,那痛合会怎样沉重地压迫他。
  更痛苦的是还要和章士钊打那样的官司,从知识分子的立场讲,你章士钊这样恶劣地镇压学生,就是不革我的职,我也该辞职抗议,鲁迅被革职后,同事许寿裳和齐寿山不就愤而辞职了么?可鲁迅没有这样做,而是向法院控告章士钊违法,要争国那个官职。这里面当然有意气,他偏要和章士钊针锋相对地斗一场,但深究他的动机,他不能失去这份生计,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吧。不管是什么意图,他为了一个官职与章士钊打官司,总和一般知识分子洁身自好的标准不大相符,所以,他不得不向朋友多次解释:“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但这是就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于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⑸不知道许寿裳和齐寿山对鲁迅打这场官司会怎么看,他们大概能理解他的苦衷。但是,他们为了他而辞职,他却打官司要捍卫自己的官职,两相比较,我总觉得不大对头。也不知道鲁迅写这一类信时心里是怎么想,他大约也感到某种不安,觉得应该为自己解释一下吧。
  与此相关的第二种阴郁心绪,就是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无论是“女师大”风潮,还是“三·一八”惨案,也无论是与章士钊们斗,还是躲避“执政府”的迫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向他重复同一句话,你是一个无用的人,你总是居于劣势,再有理也没有用,他们只要一举手,你便完了,李大钊不就被杀掉了吗?他们可以随意抓人、杀人,可以随意撤你的职,不给你钱,你叉能有什么办法去报复他们?你只能写几行愤怒的词句,可对他们来讲,几行字又算得了什么?当年袁世凯下令由警察局审查报刊,不就把全国都治得鸦雀无声了吗?他们可以杀报馆老板邵飘萍,爱封邮家报纸就封哪张报纸,你书桌上的几页稿纸,他们哪里放在眼中?鲁迅不能不承认了:“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亭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③虽然他紧接着又说:“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可在十二天后,他又向许广平坦白了,“那岂不过如此么”的话,其实是专对她讲的,并不代表他的真心。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起,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接二连三地贬低文人、文字和文学的作用,语气也一次比一次更为激烈。就在写《无花的蔷藏之二》的中途,他听到了”三’一八”惨案的消息,拿这个流血惨案和自己正在写的那些讽刺文字一对比,他顿时觉出了自己的可悲:“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可是他做的,依然只是再写一些文字,什么如此残虐阴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什么“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用了最严重的词汇,依然掩不住它们的“无聊”,于是他忍不住在结尾蹦:“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刊”③直到这一年十月,他还压不下心头的愤激:“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燃而我只有‘杂感’而已。”②一种庸感自己在专制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心情,深深地罩住了他。
  这就是陈西滢和章士钊。们给予他的最大的伤害,他们逼他看清了自己的这一面:当面对黑暗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能无所畏俱。单是为了生计,他就不得不勉强自己继续去做官;他也并没有多大的力量,用了那样的牺牲换来的,依然是一个无能为力。一个人有了这样的自我认识,那就无论从世俗成功中收获多少自信,都会被它抵消掉吧。
  当然,鲁迅在二十年代上半叶遭受的最大的打击,还是来自他自己家庭的冲突,他对骨肉亲情的理想的破灭。人都是矛盾的,他当初那样厌恶绍兴旧家的生活,不惜孤身远行,可他毕竟是浙江人,在寒冷的北京孤孤单单生活那么久,又难免会觉出其他种种的难捱来。他已经年届囱十,昔日那拓荒的生气日渐淡薄,一种对温暖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不知不觉就从他心底滋长起来。因此,他一丸一丸年将全家接到北京,与先已到达的周作人夫妇一起,聚居于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的时候,他对这种大家庭的生活,似乎又觉得可以接受了。你看他那样尽心竭力地维持这个家庭。他自己并无子息,可买下八道湾的房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空地很宽大,宜子儿童游玩”,10考虑的全是两位兄弟的孩子。大家议决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家政,鲁迅每次发了薪水,就将绝大部分交给她,甚至还拿出一部份寄往东京,接济羽大的娘家。即便对羽大的不知节俭,他渐生不满,经济上还是极力撑持,绝少怨言。他仍然不喜欢朱安,分屋而卧,形向邻人,但对她还是客客气气,以礼相待,好几位学生劝他送其回绍兴,他都不忍实行。对母亲更是格尽孝道,只要母亲开口,他就是不情愿,也总立刻答应。到后来,朱安对他的有些要求,也通过母亲传递,他也知道,却依旧说:“好!好!”似乎是袍定了宗旨,情愿受些委屈,也要维持住整个家庭的和睦。
  我相信,他这不单是为了尽义务,也是为自己。一个人有个温暖的家,他抵抗社会压迫的能力就会增强。无论在教育部如何受气,也无论从报刊上读到多少令他恼火的文字,他只要推开八道湾十一号的大门,看见明亮的灯光,家人的笑脸,还有那一群吵吵嚷嚷的侄儿侄女,心头就立刻会感到一股暖意,一股亲情的滋润和慰藉吧。当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满屋子弥漫着酒菜的香味和团圆的气氛时,他大概更能真切地体会到生存的一份重要的价值吧。说到底,人的生存意义,就体现在他人对你的需要之中,即使鲁迅对社会的变革完全失去信心,对自己在这变革中的作用也不存指望,他的精神世界大概仍不会垮掉,还有一根坚固的支柱在支撑着他,那就是他对和睦的家庭生活的期待,对自己作为这个家庭的主要维持者的自豪。
  但是,连这最后的一根支柱,也很快折断了。一九二一年周建人全家迁居上海,八道湾十一号的后院顿时空寂了许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鲁迅更和羽太信子发生一次严重的冲突,随之和周作人闹翻了。究竟为什么事和羽太发生冲突,到现在还是个谜。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仅仅写了一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1既要记下这件事,又不想把冲突的详情自纸黑字地写出来,他对待这次冲突的态度,耐人寻味。再看周作人,这一天的日记上干脆一字不提、却在冲突后的第五天,自己到前院给鲁迅送去一封绝交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12从头到尾是一种看清真相,大梦初醒的口气,还隐约夹着一丝谅解鲁迅的意思,欧但对那场具体的冲突,仍然不置一辞。当事人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会明白,鲁迅的母亲就曾对一位当时也借住在十一号前院的熟人说:“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地商量写文章……”14直到今天,所有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回避谈论这场冲突,这本身便向人暗示了理解这冲突的大致的方向,它显然极大地伤害了周作人的感情,使他觉得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与鲁迅相处。就从那一天起,他和鲁迅彻底绝交了。
  鲁迅和周作人一闹翻,八道湾十一号的大家庭也就垮了。一九二三年八月初,距离那场冲突才半个月,他就迁往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他原打算一个人搬走,曾对朱安说,你或者留在八道湾陪母亲住,或者回绍兴娘家,我会按月寄钱供养你。但朱安想了一想,回答说:勺、道湾我不能住,……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15他也无话,于是一同搬去。比起八道湾,砖塔胡同的房子是又小又矮。在那边原来是融融洽洽的一大家人,这里却只有朱安一个人日夜相伴。他很快就病了,而且是大病一场,连续几十天发烧,咳嗽,还吐了血。在这之前,他从没有这样病过。他一晚接一晚地失眠,心头充满了伤心和愤恨。除了母亲,他最亲近的就是两位兄弟,尤其是周作人,不但感情深厚,志趣也相投,从世界大势,人类命运,到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彼此都有许多共同的看法,那种娜所见略同的共呜,给他们的手足之亲又添上一份心灵相通的情味。他到北京以后,不年间和周作人的通信,各人都在三百封以上,这是怎样难得的情谊!可现在,兄弟反目成了仇人,他去八道湾取自己的书,周作人竟举起一个铜香炉要砸过来,这冤仇怕是解不开了。因此他格外痛恨羽太信于,屡次对人说:“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出来的。”@一九二四年写《(俟堂专文杂集)题记》,署名“宴之敖者”,其中的“宴”,由人、日、女三部分组成,“敖”的古字为“青”,由出、放两部分组成,正是暗指“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写《铸剑》,给那个代眉伺尺报仇的黑衣人取名,还是用的“宴之敖者”,他对羽大的憎恨,也不可解了。他在社会上经受了那么多的敌意,现在这八道湾的大家庭又四分五裂,虽然还有母亲的慈爱,但他在家庭生活上落到现在这个困境,不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母亲亲手造成的吗?连母亲都是如此,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珍贵呢。对家庭和骨肉亲情的幻灭,是将他推人最深刻的悲观了。
  他到北京已经十年。这十年中,他尽力挣扎,奋斗,似乎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可在更深的意义上,他的生活境遇其实是恶化了。十年前他可以写信给朋友,请他们帮他寻生路,随便怎样的路他都可以走,只要是生路便行。现在他却有了种种的牵制,亲族的负担没有减轻,又添上了自己社会身份的限制,单是那一张启蒙者的面具就够沉重了。十年前他的敌人都很卑琐,不过是浙江甚至绍兴一隅的小人,现在他的怨仇可就厉害了,他们正对他占着绝大的优势。十年前他再怎样孤单,心中并不是一片空自,家中有慈爱的母亲,更有志同道合的兄弟,可现在这些亲情都飘散了,他几乎成了一个彻底孤独的人,唯一陪伴在身边的,又是那样一个他绝不喜欢的朱安……十年苦斗,却换来这样一个结果,固然是脱离了“待死堂”,却落入了更加痛苦的大绝望,这教他怎么承受得了?

图片 1鲁迅一生助人甚多,特别是帮助弱势群体和文学青年。他的“人生计划”就是“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1935年12月14日致周剑英信);又说:“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1926年12月16日致许广平信)鲁迅为人力车夫包扎伤口的故事,为女佣王阿花赎身的故事,以及甘为文学青年当梯子、当垫脚石的许多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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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type”:1,”value”:”然而鲁迅一生也得到了一些别人的帮助,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一生的挚友许寿裳先生。虽然许先生十分崇仰鲁迅,视鲁迅为相交35年的畏友,但有一点却鲜有人知,那就是他同时也帮助鲁迅改变了命运。

  1鲁迅:《祭书神文》《鲁迅诗全篇》,十页。
  2鲁迅:《青年必读书》,《华盖集》,七页。
  3鲁迅:《无花的蔷蔽之二、《华盖集续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五十六页。
  4西滢:《致志摩、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
  5鲁迅: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七十三页。
  6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五十九页。
  7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二页。
  8鲁迅:《无花的蔷帝之二》《华盖集续编》,五十四一一五十六页。
  9鲁迅:《华盖集续编》校讫题辞,《华盖集续编》,一百三十六页。
  10胥克强:《鲁迅在北京故居调查》,《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二十六页。
  11《鲁迅日记(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三百九十五页。
  12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三十四页。
  13对周作人信中所谓“过去的事情”,千家驹有如下的解释:”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大的同居。羽大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大的生店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已夫妇的关系”(《鲁迅与羽大信子的关系及其他》,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
  14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三十二页。
  15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鲁迅生乎史料汇编(第三辑)》,四百八十页。
  16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二十五页。

1920年8月,鲁迅兼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此后,又先后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八所位处北京的大中学校任教。这一人生选择对于鲁迅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不仅使鲁迅置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亲临新旧思潮交火的最前线,而且使他有机会与许广平结为伉俪,完全改变了家庭生活状况。而与许广平同居的十年间,鲁迅创作的总量超过了此前的20年。

鲁迅到北大任教时许寿裳还在江西省教育厅长任内,此事与他并无直接关联,因为早在1917年9月,周作人即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文学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鲁迅到北大兼课,是周作人转托中国文学系主任马幼渔的结果,目的是代替周作人讲授小说史。

至于鲁迅到女师大任教,则纯粹是因为许寿裳的关系。1922年夏,许寿裳出任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除了对学校组织管理层面进行改革,还致力于提高师资力量,多方物色专家学者,鲁迅就是被延聘的教员之一。

图片 2

1923年10月至1926年8月,鲁迅先后在女师大担任讲师、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和国文系教授。1924年春,许寿裳辞女高师校长职,复返教育部任编审,继任者杨荫榆推行封建奴化教育,引发了一场震动北京、波及全国的“女师大风潮”。

当时以鲁迅和其他进步师生为一方,以教育总长章士钊和现代评论派主将陈西滢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文字鏖战。鲁迅收入《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中的大量杂文都是以这一事件为背景的。瞿秋白对这批杂文给以高度评价。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指出,这批杂文已经不单是反映了国故派和新文化阵营的区别,而且反映了新文化内部的分裂。“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他们个人的履历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们这种‘媚态的猫’,‘比它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舐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蝇屎的苍蝇’……到现在还活着,活着!”

女师大的教学生涯给鲁迅生活带来的最大影响,无疑是使他接触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许广平。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在给鲁迅第一封信中写道:“现在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听讲《小说史略》的,是当你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罢,所以向先生陈诉。”去年10月,他们由师生成为了恋人。1927年10月,两人终于冲破了世俗社会设置的重重阻力在上海同居。

此后,许广平为鲁迅奉献的不止是一部她跟鲁迅合写的《两地书》,而是在照顾鲁迅的饮食起居之余还与之在文化战线并肩奋斗,并且在鲁迅去世之后为保存和弘扬鲁迅的文化遗产而竭尽全力。“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究可哀”——鲁迅《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中的这一名句,是他们患难与共、甘苦相知的真实写照。许寿裳不仅促成了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而且在鲁迅去世之后,对许广平百般关照。许广平说,许寿裳不但把她视为学生,更兼待她如子侄。

在遇到人生坎坷之时,许寿裳是许广平求助的主要对象。在1940年4月致许寿裳的一封信中,许广平写道:“先生是最关切,而又是周先生交逾手足之最亲切友好,更是生之师长父执。人穷则呼天,而天高难问;痛则呼父母。生只得忝以同宗,奉先生于生身父母矣。”

本文节选自《炉边絮语话文坛》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 今日荐读 –

《炉边絮语话文坛》

作者: 陈漱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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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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