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看世界,新闻冲击波

 十七 新闻的力量(2)

 二 新闻冲击波(1)

    调查数字显示,东部平均每100人拥有科技人员18名,西部只有2名,东部乡镇领导的学历在大专以上的占64%,西部不足20%。西部确实急需人才,但是也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呼吁人才匮乏,一方面本地人才未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花很大力气引进人才,一方面却是人才用非所学,造成浪费。如果不改变人才使用的大环境,如果不是用求贤若渴的心情去关心人才的成长和使用,还会出现更多的“陆步轩现象”,从而使有志于参加西部建设,特别是有志于建设家乡的西部学子感到寒心。

    如果说西安电视台的“关注”是导火索,那么《华商报》的连续报道就是一枚枚重磅炸弹,而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新闻媒体的介入则是原子弹。

   同情、怜悯弱者,是人们的天性。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舆论一片哗然,一时之间,眼镜肉店门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陕师大实验中学、《法制日报》内参部、《西北化工信息》、航天中学、陕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陕西民俗博物院、西京大学、华山学院等数十家单位派员登门与我洽谈,更有数以百计的企事业单位打来电话,发来信函,向我伸出橄榄枝。感人至深的,当属三原县教育局、《西藏青年报》所属的《作文精选》编辑部、西安工程科技学院,他们为挖走我这个“人才”,主要领导屈尊移驾,三顾茅庐,情真真意切切。

  西安电视台率先报道,但真正将这个消息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当非《华商报》莫属。

   这一切,给长安区委、区政府造成了无形的压力,尽管我回乡已经十五年,其间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区委、区政府的班子更换了一届又一届,我的具体情况现任领导不一定十分清楚。但在《华商报》初次报道的当天,区政府办的一位科长即约我吃饭,打探口风。第二天清晨,一辆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停在我门前,我同学的堂兄走下汽车。

   据新闻圈内人士讲,西安电视台做节目的初衷,并非为了关注我这个小人物的命运,要给当地政府制造不愉快,而恰恰相反,旨在为党和政府分忧解难,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今天,引导人们,特别是大学生朋友,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就业观。而其他媒体的介入,从不同侧面报道,却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人才环境、用人机制、价值取向等诸多问题的大讨论,这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我的同学1984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与环境保护系,环境工程专业,与我同年毕业,分配至西北电力设计研究院,工作不太顺心,遂下海经商,深知经商之苦衷,多次在其堂兄之前提及我,其堂兄在任长安区×镇党委书记时,与人事局长交好,曾千方百计找到我,以个人的名义将我介绍到人事局长跟前,希望为我解决工作问题。尽管当时并未办成,但我知道长安的事情错综复杂,堂兄尽了力。我非忘恩负义之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只恨自己位卑言微,报答无门,遂将之看作兄长。

   “关注”播出的第二天,西安当地的一些媒体,如《西安日报》、《西安晚报》、《西安商报》、《西北信息导报》、《美报》等七八家平面媒体接踵而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的稿件未能通过审查,其他报纸又大多是周报,这样,就给《华商报》提供了捷足先登的机会。

   兄长告诉我,他刚调入区委办公室,区上领导对我很关心,此前三天,他还与书记谈及此事,拟调我到某单位从事文字工作。不料短短几天,竟让《华商报》给搅和了。他现在在区上,与领导接触较多,又是我同学的哥哥,如同我的兄长一般,希望我沉着冷静,遇事多找他商量,以免做出鲁莽之事,令亲者痛,仇者快。临走,又问我有什么想法和要求,他可以带给领导。

   那天《华商报》是最后一家,来我处大概已经到了下午六点钟左右。我干了一天活,又接待了众多的媒体,早已精疲力竭。当《华商报》记者江雪、李杰再来采访时,我正仰面八叉地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听说又是采访,我觉得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翻过来倒过去反复诉说,无多大的实际意义,白白浪费我宝贵的休息时间,所以躺在床上动也未动。

   对于兄长所言,我自然深信不疑。我的根虽然扎在长安,可这么多年,混得不如人,自惭形秽,与外界接触甚少,身边还真缺少遇事帮我出主意、想办法的贴己人。难得兄长热心,又见多识广,便愉快地答应。

   两位记者听说众多媒体已经来过,不敢懈怠,立即给总编室挂了电话,让预留版面,然后慢条斯理,不骄不躁,左一声“老师”,右一声“老师”,叫得人心里直发痒痒。他们从拉家常入手,耐着酷暑,细问端倪。那种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2003年8月1日早晨,星期一,即《华商报》连续报道的第三天,天气炎热,我照例在肉店里忙碌着。

  后来听说江雪荣膺2003年中国新闻界十大风云人物,与采写关于我的连篇报道不无关系。

   见得多了,我的神经已经麻木,新闻归新闻,报道归报道,说得天花乱坠,子虚乌有的东西,既不得顶饭吃,又不能当衣穿,哪有花花绿绿的人民币来得实在?所以尽管采访的、关心的、甚至还有瞧热闹看笑话的,把我的门槛都能踢断,我仍不为所动,门照开,肉照卖,养家糊口的手段,一天都不能丢弃。

  与两位记者的敬业精神相左,我与妻子有一搭无一搭地应付着,事后想起当初的情景,怪不好意思的。

  约九点钟,区人事局干部科×科长来到我的摊前。

  最后,来人买肉了,趁我起身打发买主之际,李杰抓拍了照片,第二天见诸报端。

  “×局长来看你,能不能将手头的活路放下,说几分钟话?”

  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

  我毕业那年,×科长就在干部科,主管学生分配。不过那时他还没有官衔,一个小办事员的角色,拿不了大事。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汽车站以南,三十八岁的陆步轩开的“眼镜肉店”颇有名气,除了价格公道、质量保证外,陆步轩鼻梁上一副厚厚的眼镜也把他和别的肉贩区分了开来。

   我为了毕业分配,多次跑人事局,与他也渐渐熟识起来,此后几年,街上经常碰面,可能贵人多忘事,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想不到如今升任科长,居然一口能叫出我的名字。

   陆步轩的小肉店是租来的约20平方米的单间,前面卖肉,后面是一张床,这里也是他的家。妻子陈小兰忧郁地说:“我到现在也不愿意让他卖肉,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啊!”这个农村姑娘当年嫁给陆步轩是看中了他的文化,“可没想到,这文化现在一点儿也用不上。”陆步轩平静地听着,艰难的生活已经消磨了这位北大毕业生昔日的自信和风采。

   我对×局长个人印象不错,很想与他搭讪,无奈夏天卖肉集中于早晨,买主太多,刚打发完一拨,又来了一帮,实在走不开。我总不能为了接待局长而冷落了主顾,将肉放臭在自己的手里,丧失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所以没有立刻屁颠屁颠地去打进步。待买主稍淡,已接近中午十一点,人事局几位局长仍在车中耐心等待。我很抱歉,急将他们往房子里让。可是店面太小,到处油腻腻的,还是空调车上凉快、舒服。我也顾不得客气,姑且上车聊上几句。

   1985年,长安县鸣犊镇农家少年陆步轩从引镇中学毕业,以高出本科线100多分的成绩考取了北大中文系,是当年长安县的文科状元。四年苦读毕业后,陆步轩被分配到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的县计委对这个高才生比较关心,借调他到机关工作。后来计委办企业,陆步轩自告奋勇去了企业,但几年后企业垮了,他失去了“饭碗”,以后他搞过装修,开过小商店。长安县计委几经改制,后来变成长安区经贸局下属的工业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陆步轩的情况,区经贸局也无能为力。陆步轩的单位“柴配厂”早已停产,去年厂里给他办了最低生活保障,对他也算是一点安慰。

   寒暄之后,局长问起三年前想调入某中学的情形,我实话实说,据实以告。局长嗔怪我遇到问题缘何未去找他,倘由组织出面协调解决,也许事情会好办得多,至少不至于弄到今天这种尴尬的局面。

   2000年,陆步轩租了房子开起了肉店,文弱书生操起了切肉刀。但卖肉的生意也不容易做,每天起早贪黑,一年忙到头,缴了水电费、房租后也就所剩无几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经的理想被现实的生活负担所代替。陆步轩在说如今他不愿意看书时,表情有些痛苦。他说,自己还是喜欢研究语言,尤其是对方言很感兴趣。“其实我最适合去做编辑词典的工作。”言谈中,他流露出对“书桌”的向往。

   当初,我混得没办法,想去某中学讨口饭吃,人事局与我挂面不调盐——有盐(言)在先,组织只负责办理相关调动手续,教育局、学校方面需要我自行疏通。后来事情卡了壳,我也曾想过寻求帮助,一是我与人事局不沾亲不带故,而且有约在先;二是局长日理万机,确实很忙,平时很难找着。电话预约,又与身份不符,思来想去,觉得可能命中注定有此一劫,反复折腾,不仅会于事无补,反而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遭人嗤笑。

   陆步轩的遭遇也引起周围人们的关注与同情。记者到长安区经贸局采访时,他昔日的同事说,陆步轩是很有才华的,“现在这样太可惜了!他还年轻,应该有施展才华的地方”。

   人事局主要领导此次前来,共有三个目的,一是代表组织看望我,对我多年的辛苦奔波表示慰问;二是征询我对组织的建议和要求;第三表明态度,诚挚地希望我留在长安,为家乡的建设出力。

  本报记者江雪

    第二天,即2003年8月2日,《华商报》刊登通讯员王××采写的消息:

   照片上的我,背心,短裤,拖鞋,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旁边站着一位妇人,许多人以为是我的老婆,包括我昔日的同窗老白鸡,其实不然,她是买槽头肉的主顾。我若与这种人为伍,内心必备受煎熬,寝食难安,说不定有一天会“一头抢地耳”。

   ……7月26日,27日《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状元卖肉引出的人才话题》的报道在本报刊登后,长安区委、区政府领导十分重视,主动找陆步轩了解情况。区人事局登门看望了陆步轩,根据他的专业专长牵线搭桥,积极为他创造就业机遇。陆步轩表示,对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十分感谢。区人事局表示,尊重陆步轩对工作的选择,如果他愿意继续在家乡工作,将充分考虑他所学专业,在双向选择的前提下安排好他的工作。

   槽头肉即血脖子肉。肉肥而脏,带有淋巴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属肉中下品。有些生意人,贪图便宜,用之做馅,糊弄外八路。对于这类人,作为肉店,既离不开,又见不得。好肉买完,剩一些大油、骨头、槽头便是利润,倘没人要,变质了,等于折了利润,一天就算白忙活了;但这类人通常不出好价钱,大肉批发价三元钱一斤,槽头肉去皮两元,批发到二元五,仍给你两元,你爱卖不卖,反正他们总能买到,大肉愈涨价对他们愈有好处,以次充好,大发不义之财,你说气人不气人?

   我真弄不明白,与人事局领导偶然于汽车之中匆匆会面,身旁并无局外之人,新闻单位如何知晓?不由得感叹新闻工作者嗅觉之灵敏,如人们肚中之九曲蛔虫,见缝插针,无孔不入。

   对付这种人,我自有办法。上午卖好肉时,你来绞肉馅儿,等待半天,我理都不理,权当没瞧见,反正你又不敢大声嚷嚷。待到下午,好肉卖完,才处理此等下渣。没人要怎么办?便宜呀!一块八、一块五毛钱一斤要不要?照片上的肉红白分明,看似不错,实乃下品,由此可见,李杰先生的摄影技艺何等高超。

   从新闻报道的第一天起,我就给自己立下规则:遑论承诺得如何天花乱坠,对于境外记者,一律三缄其口,避而不见。一些官方主流媒体,尚且已经把我这个很特殊的个案,上纲上线,三拉五扯地与中国用人体制联系到一起(听说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看我是否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倘若再来一些境外记者,稍不留神,扯到自由、民主、人权方面,借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抓个现行,那我岂不成为千古罪人,遭万世唾骂,浑身是嘴也难以说清吗?

    

   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有档子栏目“新闻追击”,我误将其当成凤凰卫视记者,刻意回避。他们穷追不舍,追得我等鸡飞狗跳,四处乱窜,曾闹出不少笑话。

   某市市长百忙之中,亲自打来电话,要来长安看我。我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因为此前我结识的屠户肉贩能有几十打,社会闲散人等能拉几车皮,几时见过朝廷大员?于是推掉一切事务,不敢再有安排,如新媳妇第一次见公婆一样,精心梳妆打扮一番,诚惶诚恐地呆在店里,耐心等待市长的大驾。

   约下午三时,一辆黑色奥迪轿车停在店前,车上走下二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其中较胖的一位腋夹公文包,腆着腐败肚,一看就知道是当官的面相。

   我急忙擦脸净手,迎上前去谄媚地一笑:“×市长,辛苦啦,谢谢您!”我正为自己的胡叫冒答应而自鸣得意,心想必定会歪打正着,在市长心目中留下美好印象。

  “不敢当,不敢当!我不是×市长。”来人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谦虚得像个小跟班。

   原来政府办主任会同人事局长来了。他们说市长临时有紧急公务,抽身不开,委托他们对我表示慰问,希望我得暇去他们市看看:“一个电话,我们派车来接,挺方便的。”

   高兴了半天,未见到市长,内心未免有点失落,然而政府办主任与人事局长像宽厚的长者,热情而慈祥,我不禁又有些飘飘然:“是金子总要发光。”于是也以为自己一夜之间仿佛真的变成了人才。

   几天以后,西安电视台“关注”栏目回访,为了弥补替他人作嫁衣裳的缺憾,决意要将此事追踪报道到底,非弄出个张道李胡子不可。那天听说某市邀请我前去考察,便急不可待地拉着我一同前往。

   这些年来,我心灰意懒,不求名不图利,新闻报道也并非出自我的本愿,但媒体确实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全国无以数计的观众、读者关心我,同情我,更有数以百计的单位邀请我,使我为之动容,归根结底,西安电视台是始作俑者。从这一点来讲,是他们让我再世为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很感激他们,不忍心违拂他们的意愿;再者,某市即使作秀,摄像机架在面前,无冕之王一旁见证,慑于新闻舆论的压力,也将会是另一番景象。于是狐假虎威一般,我同意与西安电视台一同前往某市考察。

   我们前脚走,上海电视台两名记者搭乘出租车开始盯梢。我将怀疑其为境外记者的疑虑告诉了西安电视台的摄像伍伟,他也认为很像,“无论如何,不可掉以轻心!”

  不怕一万,单怕万一,为了不至于捅下娄子,惹下祸根,我们一商量,决定甩掉他们。

   如同上映影视剧,司机张师傅依仗本地人氏,路况熟悉的优势,撇开大道,曲里拐弯,专走背巷,而且车速飞快。然而未想到出租司机是吃干饭的?前面跑得快,后面追得欢。待上了高速,回头一看,甩掉了尾巴,张师傅方舒了一口气:

  “跟我玩,门儿都没有!”

   张师傅打开关闭已久的话匣子,五马长枪地神侃起来。正自吹自擂车技如何神奇之际,突然如鲠在喉,话语戛然而止,原来不知不觉间,尾巴又咬了上来。一行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在宽阔平坦的高速路上,再想甩掉已绝无可能,索性豁出性命,不再理会,看他咋地?

  一路无话。

  走进市政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政府很朴素,整个办公大楼破破烂烂,与想像之中的权力机关相去甚远,内心不觉产生好感。

   市长正在参加重要会议,人事局一位副局长热情而周到地接待了我们。副局长几次想打电话联系市长,拨通又挂断,欲言又止,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市长先生必定十分威仪。

   闲聊之间,伍伟他们无话找话,问起该市前段时间,有位上访老人在市政府门前与保安争执之事,副局长的回答不能自圆其说,令人难以置信。

    据副局长言,发生口角后,老汉十分下作,竟用手抓保安的下身。保安为了维护政府形象,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搡了老汉一把。老汉借势躺倒在地,耍起无赖。

   依照常理,农村老汉迫于无奈越级来市政府上访,作为弱势群体,本应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我怎么也不能想像一个乡下老人,竟然如狼似虎,视堂堂市政府为无物,除非是个神经病。

   由于条件所限,我不经常读报。为了印证副局长的话,我请《华商报》记者李杰专门将相关报道从网上下载下来,分析判断。果然与副局长所言大相径庭。

   这虽然是不经意的一件小事,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执政机关的作风可见一斑。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后面的程序便不再重要,碍于伍伟他们的情面,勉强等到即将下班,与市长匆匆见过一面,草草看了几个地方,谢绝市政府的宴请,即要告辞。

   市政府执意派车相送,太过执拗显得生分,恰好上海电视台没车,于是让上海台两位乘坐市府专车,我与伍伟他们挤一辆车返回长安,这样路上不拘束,说话也方便。

   可能某市政府的司机对西安路况不熟,进入西安张师傅终于如愿以偿,甩掉了尾巴。回到肉店,已然万家灯火时分,拂去身上的浮尘,未及休息,上海台已经赶到,嗔怪我等故意甩脱他们。我将担心对之坦言,他们则拨通电话予以证实,果真为上海电视台“嘉实传媒”,悬着的一颗心方始放下。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很早就表达了接收我的意愿,该院人事处李水龙、冯林两位处长先后两次来到眼镜肉店,诚邀我前去该院任教。见我犹豫不决,去留不定,8月11日,主管教学与科研的副院长黄翔教授,在二位处长的陪同下,冒着大雨,屈尊移驾,代表学校党委亲自登门,承诺在学校职权范围内,破格晋升中级职称;解决住房及孩子上学、入托等问题;鉴于我十多年来未动书本,业务生疏,可以先去《学报》,给走上讲台一个缓冲的机会,待条件成熟,再正式任课。黄院长表示:“尽学校最大可能,努力营造一个大的发展空间,使人尽其才。”

  我感动非常,在小师妹刘喜梅的怂恿下,当即表态:愿意去该院考察、详谈。次日刘喜梅发表新华社《每日电讯》:

冠亚体育娱乐,  卖肉的北大才子陆步轩返校执教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副院长黄翔教授,8月11日冒雨来到眼镜肉店,耐心地向陆步轩介绍了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情况。

   当天陆步轩接受了黄翔副院长的邀请,准备到该校人文学院教授汉语语言学。此前,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因在家乡开一小肉铺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舆论哗然一片,各界议论纷纷,最着急的莫过于长安区委、区政府。尽管我的个案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与现任班子关系不大,但事情出在长安,迫于舆论压力,他们认为解决好我的问题是必要的,为此区委召开了专门会议。鉴于我同学的堂兄与我熟悉,又帮过我的忙,遂委托他与我联络,于是,眼镜肉店门前常常可以看到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

   表姐夫198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在解放军西安通讯学院任副教授,他们两口子都在高等院校任职,喜欢高校的工作环境。那年我试图去某中学教书,也是他们提起,并从中牵线搭桥。中学未去成,我倒没在意,他们却窝了一肚子火,现在有机会,使劲鼓捣我去高校:

  “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走出去,永远离开这伤心之地!”

  这样,在去留之间,无形之中给“去”的一边增加了砝码。

   8月中旬的一个双休日,受黄翔副院长之邀,我前去西安科技工程学院实地考察,表姐夫陪同。尚在去学校的路上,长安区人事局某副局长好几遍打电话,说受领导之托,要与我面谈。我答应回长安后立即与他联系,方才作罢。

   尽管尚在暑假,黄院长还是约齐了家住西安的人文学院中文系部分老师与我见面,参观了学院图书馆、系办公室,赠送《汉语大字典》并专业书籍,最后合影留念。

  我是个神经末梢感觉迟钝的人,不易大喜大悲,但那一刻,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表态:“若非意外情况,必定来校任教。”

   我的根毕竟扎在长安,既然去意已决,更要与地方官员协调好关系,免去不必要的麻烦。遵照兄长的建议,我找区委主要领导说明情况。在书记院,见到了区委书记与副书记,书记年龄与我相若,这是迄今为止,除了同学之外,我见到的职位最高的官(长安撤县设区后,区领导为地市级;我的同学程凯,现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副省级),本以为很威严,见面后却很和蔼,与我这个一介匹夫对面而坐,促膝而谈。

   据兄长讲,书记与人谈话,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桌椅,当然省市领导除外。今天能与我面对面侃侃而谈,实是给足了天大的颜面,否则,居高临下,不怒而威,将会是怎样一种场面?于是我觉得自己很荣幸。

   书记让烟、倒水之后,首先我对领导的关心表示由衷的感谢;其次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媒体的炒作、社会舆论的导向给长安形象造成的不利影响深表歉疚;再次言明将境遇公诸媒体并非出自我的本意,发展到后来的结果更是始料所不能及的。接着讲述了西安电视台与《华商报》采访的前因后果。

    书记很开明,抑或城府很深,他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并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一番自我批评倒弄得我很难为情。最后书记代表区委、区政府表明态度,真诚地希望我能留在长安,为家乡的建设出力。

  至此,事情似乎可以划上圆满的句号。但世事难料,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