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鲁迅没有留下正式的遗嘱,只在《死》中写下这么几条: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1我想,整篇《死》当中,最使那些仰望他的青年人受不了,觉得他“太悲哀”的,就是这六条“遗嘱”吧。其中的几乎每一条,都散发出一种彻骨的冷意,一种对社会和人群的不信任,一种深刻的孤独和幻灭,一种忍不住要将一切动人的言辞都看成虚情和骗局的执拗,一种唯恐自己死后再被人利用的警觉,自然,也还有一种强烈的憎恨,一种极端的激愤和决绝:所有这一切,那些天真的青年人怎么可能理解呢?倘若他们知道,这七条“遗嘱”的原稿上,本没有“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和“空头”这几个字,是鲁迅听了别人的建议,添补上会的,他们大概更要惊怪了吧。也许,这七条“遗嘱”并不能代表鲁迅对亲人的全部嘱托,他自己就紧接着写道:“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但是,它们却能够代表他对自己的人生总结,至少是这总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甚至觉得,它们分明表现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种透彻的承认,他一直不愿意作这样的承认,但当大病缠身,看清楚自己来日无多的时候,他却终于承认了。
  他这一生,从他稍懂人事的时候起,就不断陷在处处碰窒的困窘当中。无论是十八岁从绍兴去南京、还是二十二岁从南京去日本,也无论是二十九岁从日本国老家,还是三十二岁再次离开绍兴去北京,更无论四十六岁从北京去厦门,去广州,还是四十六岁从广州去上每,哪一次不是在原来的地方碰了壁,可到新的地方之后,又大碰其壁呢?他不断地夺路而走,却又总是遇上新的穷途和歧路,说得严重一点,你真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走投无路的一生。因此,人生的种种滋味当中,他体味得最深的,正是那种从仿佛的生路上面,又看见熟识的穷途时的幻灭,那种从新我来的光明背后,又发现旧有的黑暗时的悲哀。他当然有过指点江山的慷慨和激昂,有过初尝爱情的兴奋和欢愉;他也常能够收获读者对他的著作的热爱,领略被大群年轻的崇拜者簇拥着跨上讲台的宽慰。但是,与他整个的人生体验相比,这些情绪都太短暂了,往往是慷慨激昂还没有完,幻灭已经挤上前来;在那爱情的欢乐的前后左右,更这布旧式婚姻的暗影,庸俗社会的流言。著作的成功,很容易被官方的压迫抵消,从崇拜者的欢呼声里,更经常会听到恶意的冷笑和刻薄的私语,倘说他确实常常能开怀大笑,更多的时候,他却是独自在心里咀嚼人生的悲哀,陷入无法排遣的阴郁之中。
  以鲁迅那样的智慧和才华,却只获得这样一份命运,造物主对他的态度,实在不能算是宽厚。也许孟子说的真有道理,天将降大任给一个人,总要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狠狠地折磨他一番?也许命运之神已经看中了他,要选他充任宣告民族和文化衰亡的伟大先知,要请他著作现代中国人历史悲剧的伟大的启示录,才特别给他品尝这许多严酷的遭遇,推他入深广的绝望和悲哀之中?说不定,那一股他屡想驱赶,却终于不能赶远的“鬼气”,正是造物主派来提醒他谛听命运启示的“提词者”?
  但是,鲁迅却似乎不愿意承担命运之神的重托。在他一生的某些时刻,尤其是那些他完全看不到出路的时刻,他曾经谛听过命运的启示,也曾经在静夜中,顺着命运启示的思路,深入地体悟过他的悲剧,以及缩影在这个人悲剧之中的民族、社会和文化的悲剧。当这样的体悟压得他艰于呼吸的时候,他也曾经写下过其中的一部分,想靠这隐约其辞的吐露和宣泄,来减轻那体悟的重压。他的《孤独者》一类的小说,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他的那些“鬼气”弥漫的杂感、随笔和通信,还有像《亥年残秋偶作》那样的诗,就都是这吐露和宣泄的结果。但是,这一切都是被迫的,是他在绝望中没顶时候的不自觉的挣扎,一旦他能够浮出水面,他就会推开命运的启示,另外去寻找一样价值,紧紫地抓住它、用它来将自己拽出绝望的深坑。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他就不会愿意沉静下未,而总要上下求素,哪怕只是找到一条不成形的上路,他都会急切地跨进去,尽可能迅速地逃离那对人生悲剧的阴郁的体悟。因此,你今天来看,他一生部落在命运之神的牢牢的掌握之中,接连碰壁,走投无路,可在他自己,这一生却正是不断地拒绝命运的启示,不断从悲观和绝望中逃离的一生。一九一八年,他从绍兴会馆的“待死堂”逃向启蒙主义的呐喊队;一九二六年,他又从风沙蔽日的北京逃向温暖明亮的南方,一九三0年,他更从孤寂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逃向与共产党结盟的激进反抗者的营垒。倘说逼他从日本回国,又推他陷入绍兴会馆那样的“待死堂”,命运之神是第一次向他清楚地显示了自己的启示,那我就正可以用这三次逃离,来概括他此后二十年的精神历程。
  当然,这三次逃离都不成功,它们给他的打击,也一次比一次更沉重。以至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再一次陷入了“鬼气”的包围,不得不重新面对命运的启示。他所以会写下那样七条“遗嘱”,就说明他已经领会到了这启示的雄辩的力量。但是,倘若疾病不是那样快地夺走了他的生命,倘若他不是衰老到无力编织新的理想,他会不会再作第四次逃离呢?无论怎样睿智的人,恐怕都难以否定自己大半生的努力,而一旦习惯了特定的社会角色所规定的人生轨道,再要脱离出来,也绝非容易的事。看到鲁迅那样发着烧,躺在病床上,还愿意公开表明与共产党的联盟态度,我就不禁要推断,倘若他再多活几年,大概多半是又要推开命运的启示,再作一次艰苦的逃离吧。他迟早总会看清楚自己的命运,但他不会愿意正视它,终其一生,他大概都是一个竭力要拒绝命运的人。
  造物主还是太粗心了。它似乎只想到鲁迅的资质足够担负它交给他的使命,却没有想到,一个人最终走什么路,并不是阜凭资质就能够决定的。人是历史的产物,这不单指他的肉身和天赋,更指他的精神和修养。到鲁迅出生的时候,历史已经将一个差不多延续了三千年的文人传统摆在他身边,他一出生、这个传统就紧紧地拥抱他,亲热地向他低话,摩挲着他的肩膀,陪伴他一步步跨进人生,你想想,单靠他后来学习的那些零零落落从西方传来的思想观念,怎么可能抵消这个精神传统的熏陶和浸润呢?不单是他,从“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到今天的数量更多得多的知识分子,又有谁真能够摆脱这个传统呢?因此,鲁迅虽然摆出了激烈反传统的姿态,甚至劝告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他自己的头脑,却依旧浸在中国文人的一传统之中。即便他靠着和许广平的爱情,终于挣脱出旧式伦理规范的束缚,一旦他们同居了,建立起新的家庭,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就还是不知不觉显出了传统文人的习惯。如果拿他当年鼓吹妇女解放的言论,来对照他和许广平的同居生活,他自己大概也要承认有许多不符吧。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作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后代。他在一九二五年说:“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2他自己也看得很清楚。
  既然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鲁迅当然就难以承担命运之神的重托。中国的文人是聪明的,也是敏感的,他们对自己置身的世道,从来都能看得很透彻,但是,他们又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愿意长久地正视现实,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真实命运。他们总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消解自己对命运的真实感受,来减轻这感受对自己的精神重压。在先秦时代,孔子式的理想主义,庄子式的虚无主义,就是其中较有效用的两个办法。两千年来,一代一代的文人就是靠着这些被鲁迅称为“瞒与骗”的思想方法,度过连绵不断的深重苦难,一直到二十世纪也还是如此。在整个二十世纪人,中国人分明是遭遇了那样一份悲惨的命运,战乱,灾荒,专制,腐败,生态环境愈益恶化,精神活力日渐枯萎,似乎有一股巨大的惯性冲力,将整个民族和文化部推到灭亡的边缘,而且这冲力还越来越大,简直看不到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住它。可是,你看看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几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热衷于鼓吹乐观主义,似乎中国并非是没人黑暗,而是在迎向光明,他们用各不相同的嗓门叫喊:前面不远就是那“现代化”的天国,大家只要照我说的做,就一定能三步并二步地跳进去……当然也还有另外的知识分子;能看出这些叫喊的虚伪和浅薄,但他们大部避入了虚无主义,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方向,中止了对中国人真实樟遇的紧张的探究。一部现代中国的思想历史,竟几乎全是这一类有意无意的隐瞒和逃避,在这个人人都闭上了眼睛的对代,鲁迅能够是例外吗?
  我原先以为他能够。他如果深深地沉浸入自己的怀疑和悲观,沉浸人他对个人、民族、社会和文化悲剧的独特的体悟,不是急于推开命运的启示,而是认真地谛视它,倾听它,在心里反复地咀嚼它,将全身心都投入对它的领会之中,他是不是就能向世人提供一种对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既非乐观主义,也非虚无主义的透彻的启示,使我们后人在精神上少走许多、弯路呢?但我现在明自了,这其实还是妄想,鲁迅不可能做这件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了中国还不会产生一种能够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并且有勇气将它发扬到底的人。
  承继着几千年的苦难的记忆,又亲身经受了一百多年的持续的沉沦,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仍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命运,仍然只能用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没有对立物的挑战,这些乐观主义都不免沦为肤浅——来鼓舞和麻痹自己,以至到了这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处在怎样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旷野上茫然无措:我想,这大约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命”,是你我首先应该正视的吧。至少鲁迅是以他一生的精神历程,向我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为鲁迅写一部传,一部凸现他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的传。是我久蓄于心的愿望。我曾经那样崇拜他,一直到现在,大概都没有像读他这样,认真而持续地读过其他人的书。
  书架上那一套淡绿色封面的《鲁迅全集》,大多数分册的书脊,都被我摩挲得裂了口,我生长在那样一个荒谬的年代,今天的年轻读者也许想象不到,我十六八岁的时候,唯一可以自由阅读的非“领袖”著作的全集,就是《鲁迅全集》偏那里面的思想是如此深刻复杂,文字又那样生动有力,它们自然会深入我的灵魂,在我的意识深处沉淀下来。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只要有什么事情强烈地触动我,我就多半会想起它们。譬如,从稍懂人事起,我在生活中几乎随处都感觉到人民的盲目和愚昧。
  种种大的事情且不去说,就是走在街上,也会看见歹人白昼作恶,周围的人群中却无一人上前喝止;去乘公共汽车罢,车子还没停稳,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已经一哄而上,将下车的老妇人挤得踉踉跄跄。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想起鲁迅那些刻划“麻木的国人的魂灵”的小说,想起他那“愚民的专制”的论断,无论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工厂做工,从广播里听到那些可笑的政治宣传,禁不住心生厌烦;还是八十年代以后,我开始在大学任教,惊讶于知识界中竟有这么多卑琐、狭隘、懦怯和无耻,戏都会记起鲁迅,记起他对形形色色的愚民术的憎恶,记起他那句“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的沉痛的告白。
  不用说,我选择文学批评作自己的职业,那样忘情地与人议论社会、民族和人生,甚至被若干年轻的学生讥为“理想主义”,也正是因为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一类的誓词,在我心头回荡得太久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文章上不自觉地摹仿鲁迅,竭力显出一脸严峻的神色,那就不单是在看待人世的眼光上以他为师,而且在面向人生的姿态,对待自己的期望上,都下意识地与他认同了。
  时间飞快地过去,人生体验不断增加,我现在对鲁迅的看怯,自然和先前大不相同。从他对阿Q们的居高临下的批判当中,我愈益体会出一种深陷愚民重围的不自觉的紧张,一种发现自己的呐喊其实如一箭射人大海,并不能激起些微浪花伪悲哀:从他对历代专制统治者的轻蔑背后,我也分明感觉到一种无能为力的痛苦,一种意识到思想和文字远远敌不过屠刀和监狱的沮丧;从他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对吕纬甫、魏连曼一类颓唐者的剖析当中,我更看到了他对自己的深刻的失望,对心中那挥赶不去的“鬼气”的憎恶;从他那强踊:不舍的社会斗士的姿态背后,我还看到了深藏的文人习气,看到了他和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难以切断的血缘联系。
  他写过一篇题为《论睁了眼看》的文章,断言“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一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因此他呼吁人们“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
  可是,我对他的了解越是深入,就越禁不住要认定,他自己也并不能真正实践这个呼吁,面对自己处处碰壁,走投无路的命运,他就不止一次地发生过错觉。这也难怪,一个人要直面人生,也须那人生是可以直面的,倘若这直面竟等同于承认失败,承认人生没有意义,承认自己是个悲剧人物,必然要沉入绝望的深渊,等待无可延宕的毁灭棗你还能够直面吗?不幸的是,鲁迅恰恰遇上了这样的人生,他自然要发生错觉了。孜甚至想,能够懂得这人生的难以直面,大概也就能真正懂得鲁迅了吧。
  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是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
  鲁迅屡次说,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尽早被人遗忘;在一封给青年朋友的信中,他更说,倘若有谁以他为是,他就会觉得悲哀。他辞世已经五十年了,他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却还存人与他共鸣,以他为是,他若死而有知,又会作何感想呢?地球已经跨入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人类生活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的危机取代旧的危机,新的蓝图取代旧的蓝图。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刻,依然有人一一绝不仅仅是个别人棗对鲁迅这样一位半个世纪之前的“绝望的抗战”音发生强烈的兴趣,甚至愿意引他为同道和先驱,这又是怎样可悲悯的事情!
  正因为明白了这一点,我才格外认真地来写这一部鲁迅传,写下我所理解的他的一生,也写下我这理解所包含的种种的共鸣。或许这样的写作本身,已经不止是指向他人,也同时是指向自己?或许我最后写下的,已经不止是对鲁迅和他那个时代的理解,也包含对我自己和这个时代的理解了。

                          一九九二年七月上海

                          1992年8月  上海

  1鲁迅:《死》,《且介亭杂文未编》,一百二十页。
  2鲁迅:《通讯》,《华盖集》,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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