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亚体育娱乐:第四十九回五年环球先从自然探得实际,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

  上回说到巴斯德第一次给病人注射狂犬病疫苗后,病人生死未卜,直弄得他六神无主,寝食不安。忽听老妇人一声狂呼,早教他冷汗淋淋。其实是一场虚惊,老妇人是来报喜,感谢大恩人的。他的儿子已爽然康复。人类终于第一次征服了这种可怕的“不治之症”。正当巴斯德一路人马研究那些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到的微观生命时,有人却把目光转向整个世界,将整个地球把在手里,仔细捉摸:这地球上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乃至人类的生命是怎样地来去。正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支,从这回起我们来讲这方面的故事。

  “不可救药”的学生

  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就是鼎鼎大名的达尔文(1809-1882)。达尔文从小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的父亲是个医生,便送他去学医,但是他见到解剖室里的尸体就怕,他说:“这些可怜的人,和我们一样地爱过人也被人爱,今天竟这样任人切割!”于是决计不学医。父亲又将他送到剑桥大学科学院,不想他对科学更无趣,三年的科学院生活除了应付考试,大部分时间就是打猎,郊游,搜集动植物标本。当时他还说不清将来要创造什么,但是他酷爱大自然,爱得发疯。他自己后来的回忆录里有一段描写可以为证:

  查理·罗伯特·达尔文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他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达尔文从一个智力平庸的孩子成长为举世闻名的杰出学者,从一个神学院的青年学生转变为推翻“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的进化论创始人,这些成就是在和各种艰难困苦、狂风恶浪、特别是在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取得的。他既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有一天,我剥去一些老树皮,看见两只罕见的甲虫,就一手一只捉住了。正在这个时候,我又瞧见第三只新种类的甲虫,我舍不得把它放去,于是我把右手的那只‘碰’的一声放进嘴里。哎呀!他排出了一些及辛辣的液汁,烧痛了我的舌头,我不得不把这只甲虫吐出来,它就跑掉了,而第三只甲虫也没有捉到。”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诞生在英国西部塞文河畔的希鲁兹伯里小镇上。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祖父是一位名诗人、医生、博物学家。母亲是一位有名的陶工的女儿。达尔文8岁时,在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母亲病逝了。他被送进当地一所私立小学,教员只有一名牧师,教材就是《圣经》。达尔文不爱听《圣经》,却喜欢看《鲁滨逊飘流记》、

  大凡有成就的人都会在青年时代就给自己设计一个轨道,并使自己及早进入轨道运行。达尔文在科学院三年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轨道奋进,决没有让官方的课程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他一是读了很多自然科学的书;二是有机会就到野外观察,收集标本;三是拜了一个好老师:研究植物的亨斯洛教授。他在成名后说:“我所受的学校教育束缚了我的观察力。我所学到的一切有价值的知识都是靠自学获得的。”但是剑桥的天地已觉太小,这时英国政府正在向全球扩张,不断派船探险,达尔文便经亨斯洛教授推荐踏上贝格尔舰,于1831年12月27日开始了五年的环球考察旅行。中国有句古话“饱以五年读,劳以万里行”,道出了作学问的诀窍。达尔文现在正是这样去身体力行,他在剑桥饱饱地读了一肚子书,然后乘船去观赏实践,这进化论的创立自然非他莫属了。

  《世界奇观》等儿童读物,喜欢收集各种植物、贝壳、化石等标本,显露出对博物学的浓厚兴趣。后来他又被送进一所中学,在中学读书时,他很喜欢荷马、贺拉斯、莎士比亚、拜仑、雪莱等诗人。他读这些诗人的诗篇感到有

  各位读者,我们在这本书的第一回就提出世界到底是什么?从屈原问天,泰勒斯说地开始我们就随着那些可敬可爱的科学家去上天入地寻求探索,陪他们一块流汗。流血,一起被拷打,一起受火刑,终于将世界从上帝手里一块一块地解放出来。但是上帝还有一块最后的,最顽固的阵地——生物学领域。世界上这许多生物怎样出现和存在?当时的经典说法是上帝创造的,这就是所谓”神创论”,它认为从上帝创出来那一天起,各种生物就原封不动地存在了,今天是什么样子,当初就是什么样子。上帝还将这个世界安排得非常完善,有老鼠就有吃老鼠的猫,有吃草的鹿,就有吃肉的狼,真是无懈可击。所以科学家要夺回这块阵地,比之天文、物理、化学要难得多,这达尔文比哥白尼也就迟生了336年。闲话不表,我们且看达尔文是怎样发起这场最后的攻坚战的。

  “无限的乐趣”,尤其喜爱雪莱的作品。当时,雪莱是英国、欧洲、乃至全世界最进步的革命诗人。达尔文天天埋头阅读和背诵雪莱的诗篇,竟遭到负责全校学生宗教事务的教士的凶狠指责。有一次,他教训达尔文说:“雪莱是一个不信上帝、不敬国王、不爱祖国、诽谤政府、煽动造反的狂人!是疯子!如果在16世纪,他一定会像布鲁诺一样被活活烧死!对你来说,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并威吓说:“你要是坚持错误,我就向校长建议,把你开除!”

  贝格尔号驶离德文港后,舰长菲茨罗伊为达尔文安排了一个小房间,中间是一张很大的绘图桌,桌上是一个睡觉的吊床,他将在这里整理标本、绘图、观察。舰长又派给他一个叫科文顿的仆人。这人以后给他猎取鸟兽,制作标本,成了一名重要助手。贝格尔鉴的环球线路是,出英吉利海峡,进大西洋,贴着南美洲东岸下形绕过合恩角,再北上进太平洋,去澳大利亚后进入印度洋,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再次进入大西洋,返回英国。它们一登上南美洲大陆,热带雨林中的动植物立即以它们特有的魅力和无穷的奥秘紧紧将他们吸引,这天达尔文和科文顿正在林中披荆斩棘,艰难前行,忽觉得头上有什么东西闪闪发光。一抬头是一片蜘蛛网,这网也特殊,蛛丝比一般要粗,要亮,像一根根钢丝紧绷在树枝间,一个瓶盖大的蜘蛛正在紧张地吐丝工作。达尔文正有兴趣的看着,科文顿忽然说:“快看!”他顺手势一转头,不绝哎呀一声。原来头上的整片林子都已结成一张大网,那亮晶晶的蛛丝东来西去,四通八达。一个快有手掌大的蜘蛛雄踞中间。各处又有许多小蜘蛛分兵把守,有的在吐丝修补被风吹断的网子,有的在闭目假寐,专等猎物落网。这时一只黄蜂飞来,它的翅膀不慎触在一根蛛丝上,也只这一触便厄运难逃,越是挣扎,越陷在网里不能起飞,这时那只假寐的蜘蛛早圆睁双目,怒冲冲地扑来。只见它口中喷出一点亮光——先黏在黄蜂身上,然后就拉着这根丝围着它绕圈,三转两转早把那只黄蜂捆得结结实实。不想,正当蜘蛛得意之时,头上又有一只黄蜂飞来,乘其不备挺起自己的刺向它猛地螫去,蜘蛛受此一击疼痛难忍,翻落网下,它知道敌人还会作第二次攻击,就忍痛爬入草丛。但黄蜂不停地做低空飞行,很快就发现了它。这黄蜂也知道蜘蛛那双毒螫肢的厉害不敢贸然下手。它先做了几个佯攻的假动作,乘蜘蛛一仰身之际,一下刺中它的胸部,蜘蛛不动了,其实它并没有死,黄蜂只是注射一点毒液让它昏迷,好死不活地留给自己的子女食用。

  面对“开除”的威胁,达尔文根本不放在心上,因为他早已对这所学校死板、陈旧的教学方法不满,甚至想要自动离校。教士关于开除达尔文的建议,被校长巴特勒否定了。

  达尔文被这紧张战斗所吸引,早看得忘了时辰,一会儿只觉得腿上发麻,他以为缠着草藤,蹬脚甩了两下,觉得很沉低头一看,哎呀!原来是一条一握粗的长蛇,早将它的小腿缠了三圈。科文顿也看见了,拔刀跃起,就要去砍。达尔文却示意他不要动,只见这条蛇吐着又长又红的芯子,它已经发怒,嗦囊鼓得有皮球那么大。这是他在英国从未见过的品种。达尔文敏捷地将蛇的颈部一卡,那蛇气急,狂吐红芯,却不能动。他大喊:“科文顿快动手!”科文顿上前一只手将蛇身一捋,另一只手提起蛇尾,来一个“倒松井绳”,这蛇就落入他们的标本袋里。自然,刚才那双冤家——黄蜂和蜘蛛,也都让他们这两个渔翁得利收走了。他们高高兴兴向海边走去,科文顿只顾低头开路,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正与他撞得满怀。他吓一跳,后退三步,原来是一头长尾猴从树上倒卷下来。这猴子已经死去,但那尾巴却还有这么大的卷缠力。达尔文觉得有趣,想取下来制作标本,无奈那猴尾比蛇身卷力更大,他们只好连树枝砍下,才将这猴子取下带回。这一路他们主仆二人好生奇怪,蜘蛛会织网,黄蜂有刺,蛇有毒牙,猴子有这神奇的尾巴,他们都靠这些绝招来御敌、觅食、生存。科文顿边走,边赞美全能上帝,他怎将这个世界安排得这样好呢?他在造物时,怎么能造出许多千差万别又各有本领的物种呢?他们走出了树林,已经看见海湾里的船。科文顿将那只沉重的猴子从背上放下,达尔文也放下肩上的标本袋,他们坐在软软的沙地上小憩,达尔文仰面这一望无际的蓝天,不由地轻轻自语:“上帝呀!您创造世界的计划是多么伟大,这个工程又是多么的完善啊!”

  达尔文并不满足于抄写和背诵一些诗歌。他从小就酷爱自然科学,喜欢思考。他不喜欢一潭死水般的学校生活,便走出校门,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他几何学。他还怀着极大兴趣阅读了不少自然科学著作,特别是吉尔伯特·怀特的
《自然史和赛尔波恩地区的考古研究》使他对观察鸟类习性发生了极大兴趣,促使他对附近各种鸟类进行详细观察,并作了记录。达尔文的这些正当兴趣和爱好,非但没能得到应有的支持和鼓励,却被他父亲和巴特勒视为游手好闲,浪费时间,不务正业,认为他“是一个平庸的孩子,远在普通的智力水平之下。”

  确实,达尔文在刚出海时还坚信世界是上帝创造,世界上的各种动植物都是上帝在最初一次造好就放到地上,它们就这样永远不变地,一代一代地繁衍下来。但是大自然这本书却不比那种黑纸白字的书,你越是仔细读下去就越能发现许多从未见过的东西。1832年9月达尔文来到阿根廷中部东海岸,发现地上有许多古代陆生物化石,他十分高兴,立即和科文顿奋力挖掘起来,苦战了三个多小时,挖出了一个完整巨大的剑齿兽化石,这东西真正有趣,和现代动物比,它的躯干像大象,牙齿像兔子,眼、耳、鼻又像海牛。象、兔子、海牛现在不是属于不同的目吗?过去它们怎么会集中在一起?半天挥镐撬石早把达尔文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现在这个新难题又叫它困惑不解。他一屁股坐在土坑里,双手捧着那个奇怪头骨化石,豆粒大的汗珠顺脸颊慢慢滚下,他一动也不动像突然遭了雷击电打一样地麻木了。半天,他才仰天长叹一声:“上帝啊!请原谅我对您怀疑,难道在造物之初,物种并不是这个样子?或着这物种本来就不是您造的?”他才把最后半句话说完,不由浑身打了一个寒颤,一身热汗瞬间变成一身凉水,——啊!我这样想是不是渎犯了上帝?科文顿在一旁听见这话,就问:“达尔文先生,您说什么?”达尔文连忙说:“啊!我没有说,什么都没说。天不早了,我们赶快收拾东西回船吧。”

  当达尔文中学即将毕业时,他的哥哥正在钻研化学。兄弟二人在父亲花园的工具棚里布置了一间“实验室”,经常在这里做些化学实验。为此,又遭到巴特勒校长的严厉训斥,尽管达尔文再三解释,但无济于事。不久,巴特勒又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教训达尔文,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学生。

  但是,从此这个疑团就占据了达尔文的心:“地球上新的生物第一次出现到底是什么样子?”各位读者,许多伟大科学家之成长,常常起于最初的那一段自我一问。伽利略见自由落体,一问而研究出落体规律;牛顿见频果落地,一问而终悟出万有引力;哥白尼见托勒玫体系的繁琐,一问而生成出自己的日心说;开普勒见火星轨道与观察纪录的八分误差,一问而导致发现行星运行定律。一个人质量的养成,要学会坚内而拒外,防微而杜渐,出污泥而不染,相反一个人学问的做成,则要虚怀而多求,见缝插针,追蛛丝马迹而不舍。当他遇到可疑的东西时那一扪心自问,正是已将钥匙插入了锁孔,只待一拧,再一推门,一座神秘王国就豁然展现在眼前。这达尔文自从心里暗暗起了对上帝的怀疑,在以后的考察中就处处留心,时时在意了。

  达尔文在学校里受到校长当众点名批评的事,很快传到父亲那里,父亲非常生气,决定把他送到爱丁堡大学,跟哥哥一起学习医学。

  又过了三年,1835年9月,达尔文随贝格尔舰来到加帕戈斯群岛。这个岛位于太平洋东部离南美洲西海岸五、六百英里,它的历史不长,是几千年前由于海底火山喷发从海水里钻出来的一块小陆地。当达尔文和科文顿背着猎枪和标本袋上岸后,他们立即感觉到这支枪实在多余,岛上的所有动物并不怕人类。这主仆二人在岛上悠闲自得随意散步,而那些鸟兽或嬉戏于前,或不舍于后,好不快乐。突然他们看到许多大龟排成长队,足有几里长,浩浩荡荡向前着,而每只海龟少说也有一百多公斤。原来这个岛上缺水,它门是前往水源地喝水的。看他们那个样子,一会儿探出头来望望前面,离泉水还远着呢,又缩回脖子,一步一寸,不慌不忙地往前挪。达尔文看得好笑便跳上龟背,这龟就如背上落了一片树叶一样,毫无负重之感还是四平八稳地前进。泉水到了,龟们不顾一切地将头栽到水里,一连喝几十口水才喘一下气。原来他们这样喝一次就可以忍受好多天乾渴,那水都保存在心包里和膀胱里。难怪当地居民遇到缺水就杀这种大龟取水呢。同样是龟,为什么这个岛上的龟就有这种特殊本领呢?难道这是上帝专门为这里专造的新种吗?可是这个倒不过才几年啊。这以前上帝不是早就将所有的物种都造好了吗?

  1825年10月,达尔文按照父亲的意愿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开始,他对爱丁堡大学充满了幻想,希望好好学习。将来能像他祖父那样,既精通医学又懂得生物学。可是,这一幻想不久就破灭了。当时,他学的几门课,除了托马斯·霍普教授的化学课讲得比较生动,其他的课全都讲得枯燥乏味。许多教师“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严重束缚了学生的思想发展。再有,他上爱丁堡大学后,亲眼看到一些病人在经过治疗以后,仍然痛苦地死去了,而医生却在一旁束手无策;甚者,医院竟把许多交不起医疗费的病人推出门外。对此,他不理解医学为什么不能减轻病人的痛苦;更不明白医学这样崇高的职业,为什么也被金钱所左右。达尔文上大学二年级时,进过一次解剖室,解剖台上陈放的尸体虽经处理,仍旧发出难闻的气味,使他恶心不止。当他知道这些尸体都是在爱丁堡济贫院度过余生的穷人时,就再也无法忍受了。此后,他对学医渐渐地动摇了。

  达尔文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岛上的物种与南美洲属同一类型。但是由于这里气候奇特,它们又很不同。它收集了岛上的生物标本,26种陆栖鸟类中,有25种是岛上特有的;15种海栖鱼类,全部是新种;25种甲虫中,只有两三种是南美也有的;185种显花植物,其中新种就有100种。看来这些新物种并不是上帝创造的,是这里特殊的气候,特殊的环境造成的,物种是可以改变的,是受自然选择的!

  大学斯间,达尔文结识了高年级学生罗伯特·格兰特和约翰·科尔斯特里姆。他们都对医学不感兴趣,却热衷于水生生物的研究。所以经常到海边采集海生动物标本,并且和这一带的渔民交上了朋友,有时,还登上渔船帮助捕捞鱼虾和牡蛎。这些有趣的活动,使他童年时代对生物学的热情复活了。这期间,由于他对生物学的高度热情和认真态度,居然在简陋的显微镜下发现了前人的两个错误:一是板枝介的幼虫,被前人误认为是借着鞭毛独立运动的板枝介卵了;另一是海蛭的卵衣,被前人误认为是墨角藻幼年期的球状体了。他把这两项发现写成了科学论文,初步显示出在生物学研究方面的才华。由此,他正式当选为“普林尼学会”(这是爱丁堡大学一个主要研究自然科学的学生组织)的书记。同学们的好评,朋友们的鼓励,使达尔文研究生物学的热情更高了。

  1836年10月20日,经过五年的海上漂泊,达尔文回到英国。这五年饱览了自然风光,过了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三个海洋;看到热带森林中枝叶如盖、藤蔓如麻的郁茂风光;他看到地震后海中会升起一片小岛的奇景,看到了火山喷发,岩浆从天而降的奇景;他看到了如碧玉泻流的冰川,看到了如人工工艺品一样的珊瑚岛。但是更重要的,他在这各种奇景迭现的地方发现了在伦敦根本不可能发现的物种。他自己登岸不久,那些标本箱打着美洲、欧洲各城市的邮戳,也源源不断地寄到了伦敦。他五年前出门之时还是抱着对上帝的无限信仰和对自然的好奇,想去搜集一些标本。五年后他再返回国门时,已将上帝甩在脑后,而开始思索这一系列风光和标本内在的联系规律。

  1827年秋天,达尔文回到家里。年逾花甲的父亲就要退休了。看到小儿子不想学医,却热衷于打猎和采集标本,原来打算让他继承自己事业的计划不能实现了,不由得恼怒万分,他决定送达尔文去剑桥大学学习神学。达尔文对父亲的这个决定感到非常突然,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但遭到拒绝。达尔文找到舅舅乔赛亚帮助拿主意。舅舅耐心地开导他:“学好神学,当上了牧师,你对生物学的爱好还是可以坚持下去的。比如哥白尼、布鲁诺、康帕内拉、牛顿,还有剑桥大学教授塞奇威克都学习过、研究过神学,有的还担任过圣职。不过我希望你像哥白尼、布鲁诺和康帕内拉那样,从神学走向科学;而不是像牛顿那样,从科学走向神学。”达尔文听说哥白尼、布鲁诺等伟人都学过神学,而且从神学走向了科学,心想自己也可以走这条路。

  1839年他与自己的表姊爱玛结婚。达尔文的腑内已经是一座富矿,——那是五年环球生活中一点一滴形成的,现在他就要坐下来一点一点开采了。他将资料整理,出版了《考察日记》、《贝格尔舰航行期内的动物志》五卷、《贝格尔舰航行中的地质学》三卷。他知道自己虽收集了许多材料但专业知识还是不够。他继续和他崇拜的地质学家赖尔联系,又找到植物学家霍克合作。赖尔比他大12岁,霍克比他小8岁,但是他们却结成了一个真正的“忘年联盟”,这个联盟后来还有比达尔文小16岁的赫胥黎加入,组成了一个进化论向旧势力开战的坚强堡垒。

  1828年1月,达尔文正式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达尔文虽然从小热爱文学和科学,对神学没有什么兴趣,但他毕竟还是个阅历不深、知识不多的青年,加上无孔不入的神学势力的影响,一度又产生了做个乡村牧师的想法。他认真地阅读了约翰·皮尔逊的《论教义》,佩利的《基督教教义证验论》、
《自然神学》等神学著作。由于学习努力,在神学考试中竟然成绩优良,名列前茅。这个经历,不仅给它以后的科学生涯蒙上了阴影,也是他不能成为彻底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者的重要原因。

  有了材料,有了战友,现在达尔文要做最后的冲刺了。为躲避过多的社交活动,达尔文在伦敦郊外15英里的地方买了一所房子,这就是唐恩村那座他一直住到逝世的有名住宅。

  天长日久,神学院的那种单调枯燥的学习内容,以及一日三次、天天重复的祷告仪式使他越来越厌烦。于是,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阅读自然科学书籍以及到野外采集标本的活动上,对神学的兴趣又日趋淡薄了。

  现在一反过去那种不规律的生活,他为自己安排了一套极严格的时间表。上午八时到十一时半工作,下午一时到四时工作,然后又从五时半工作到七时半,中间是散步或听爱玛朗诵小说,晚饭后听爱玛弹琴或两人下棋,十时睡觉。他说:“我的生活过得像钟表一样规律,当我生命告终的时候,我就会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了。”

  达尔文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几年里,学习神学浪费了他许多宝贵时间,然而,在此期间也发生了对他“整个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件事”,这就是结识了亨斯洛教授。

  能迎风搏浪,到大自然中去探索,又能潜心静性,埋头在书房里研究,这实在是大学问家的风度。但是这个环境的造成,首先得感谢爱玛。达尔文共有五个男孩,两个女儿,不用说家里就如同幼稚园一般。但是爱玛规定孩子们谁都不许进父亲的书房,而且经过书房门口要像猫走路那样不能发出一点声响。达尔文本是一个极爱孩子的人,他控制自己的感情,在一天的三段工作时间里一定闭门不出,只有在吃饭时或休息时才和孩子们游戏。他每天这样或埋在书籍笔记里查找资料,或伏案疾书,每当撕下一张稿纸,听见那“嚓”的一声,便感到极大的安慰。由于五年的海上生活或许还有遗传的原因,现在他的身体很不好,头晕,失眠,呕吐,有时一天也写不了几页。但精神一好就赶快工作。那潦草的初稿丛书房里一页一页地递出来,爱玛就伏在会客室的那张大写字台上为他誊清。

  亨斯洛是剑桥大学著名的矿物学和植物学教授。达尔文自从结识了亨斯洛教授,他对科学的热情便再次迸发出来。他经常参加亨斯洛教授家里的每周聚会,通过聚会,又结识了许多学者、专家和知名人士。不久,达尔文选修了亨斯洛教授的植物学课,亨斯洛教授经常带着学生去近郊采集标本,每学期还要长途步行到某种稀有植物的产地去采集标本,他把整个大自然当作课堂,把旅途中接触到的每一种新奇的动植物和每一块有特点的地层都当成教材,生动地向学生传授知识。事实表明:正是亨斯洛这样的“伯乐”,发现和培养了有志向、有才华的达尔文,使他成为伟大的科学家。

  这天达尔文正这样拼命写作,忽然听见几下低低的敲门声,不像是外面来的客人,因为如果赖尔或霍克他们到了,爱玛一定会先招待的。他捶了捶发酸的后背起身去开门,门缝里显出一个瘦小的身影,原来是四岁的小儿子弗朗西斯。只见他怯生生地伸出一只又黑又脏的手,手里有四个便士,鼓着腮帮子也不说话。孩子来书房是犯禁的,但达尔文一见儿子这样子也就心软了,而且“执法官”爱玛也正好不在跟前。父亲弯下腰问到:

  1831年夏天,达尔文经亨斯洛教授介绍,跟随塞奇威克教授去北威尔士,考察那里的古岩层。这次旅行使他学会了发掘和鉴定化石,掌握了如何理解一个地方的地质的科学方法。

  “小弗朗西斯,你上门来有什么大事吗?”

  《物种起源》诞生

  “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就不见爸爸,所以就想来看看您。”

  达尔文大学毕业时,正值英国走向“全盛时代”的前夜。当他结束对北威尔士的地质考察,回到希鲁兹伯里的家中时,他收到了亨斯洛教授的一封信。信上说,英国政府要派一艘“贝格尔号”军舰进行环球航行,舰长需要一位自然科学家同行。亨斯洛教授推荐他参加这次航行。父亲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达尔文只好去求助父亲所敬重的舅舅乔赛亚为他说情。在乔赛亚的劝说下,父亲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

  一股父子柔情突然袭上达尔文心头,他探身摸摸儿子红红的脸蛋,又捏着他的小手说:“那你拿这四个便士干什么呢?”弗朗西斯小声地说: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工作,1831年12月27日“贝格尔号”舰气势巍然地驶出德文港,向南美洲进发,开始了长久而艰难的环球航行。

  “我怕爸爸不让我进来,就向姊姊要了……。”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航行。达尔文此次航行考察的计划是研究地质学和无脊椎动物学。海上航行和陆上考察都是极其艰苦的。航行中,狂风的呼啸声,海涛的咆哮声,军官和水手们声嘶力竭的喊叫声,经常把他这个第一次参加远航的人吓得魂不附体。他遇到的最大威胁就是晕船的痛苦,这常常迫使达尔文不得不暂时中断自己的工作。晕船将达尔文折磨得精疲力尽,有时稍为动一下,就像要昏死过去那样。正如他在给父亲的第一封信里所说的:“一阵阵的干呕太痛苦了,那滋味使我感到不是肠子就是胃撕裂了。”然而追求科学的美好理想始终在激励着他,使他充满坚强的信心,去战胜各种困难。

  可爱的儿子原来是要用这四个便士买爸爸的一点时间啊。达尔文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他一把抱起儿子,在他小脸上狂吻着,泪水滴在儿子脸色上,又被他的胡子擦成一片。他觉得自己的内心受到深深的一击,好像被打穿了一个洞那样疼。他自语着:“我真不够做个父亲,我对不起你们啊!孩子,走,今天爸爸不写了,这一天的时间全是你的,我们到花园去捉蝴蝶,挖蚯蚓去。”

  1832年2月28日,“贝格尔号”舰驶抵巴西。达尔文登上南美洲大陆和附近的岛屿进行考察。他的足迹遍及巴西热带雨林、里约热内卢、马尔多纳多、萨尔瓦多、布宜诺斯艾利斯、火地岛、智利和秘鲁等地,历时三年半。他爬高山、涉溪水、入丛林,过草原,搜集珍奇的动植物标本,挖掘古生物化石,历尽千辛万苦。他经常和同伴骑着马在荒无人烟的地带进行考察,并虚心地向当地居民请教。日晒雨淋,饥渴劳累,以及毒蛇猛兽和传染病的威胁,都没有使他畏缩不前。

  他抱着孩子走出房门。弗朗西斯难得有个撒娇的机会,他紧搂着父亲的肩膀不肯下身,小嘴紧紧地吸在父亲的脸上。当走过窗下时达尔文看见爱玛正在那里抹眼泪,她已经看到这幕戏,达尔文不觉一怔,随即快活喊道:“爱玛,叫上我们所有的孩子到花园里去。我宣布今天放假!”

  达尔文的思想随着考察的进展而不断地向前发展。他开始认真思考“秘密中的秘密——新的生物在世界上初次出现的问题”。究竟是维护“物种不变”和“上帝创造万物”的传统观念,还是尊重客观事实,即物种在随着气候、环境的逐渐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异?在达尔文头脑中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1858年闷热的夏季笼罩了唐恩村。夜深了,达尔文从登下抬起头来,身伸抽出一支雪茄,点燃,思绪和着缕缕轻烟在这间书房游荡。他翻开刚写完的《物种起源》第十章,用手抚摸着刚刚渗入纸里的墨迹。这每一个字就是一滴汗,甚至有时还要咬一下牙。他的身体越来越糟,经常彻夜不能入眠,那种要向上帝宣战的冲动,在他的心里时时泛起,扰得他每一根神经都不能有一会儿的安闲。这部稿子是在1842年动手的,最初只写了35页提纲,后来又扩充到231页,到1856年赖尔建议他赶快成书,不然必定有人抢先。但是他知道这个问题实在和哥白尼反抗托勒玫一样,虽不至于会被教会烧死,但那反对浪潮也足以把他淹没了,所以再三核对材料,寻找根据,又将那231页的稿子压缩了一半。这样反覆提炼,再三推敲,现在总算有了个样子,不久就能送去出版。赖尔,霍克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1835年秋天,“贝格尔号”舰抵达拉帕戈斯群岛,在这里,达尔文采集到26个类型的陆栖鸟类。不久,航行到塔希提岛和新西兰,又经过澳大利亚横渡印度洋,再绕过好望角,回到了大西洋。1836年10月,“贝格尔号”舰凯旋回国。达尔文回到希鲁兹伯里同阔别5年的家人团聚了。这次航行,决定了达尔文一生的事业。

  这时门打开了,后面响起轻轻的脚步,一会儿,一双温柔的手搭上他的双肩,这是爱玛。他抬起头,爱玛以手背触着他消瘦的双颊说:“你实在是拼命啊。”

  达尔文回国后不久,经过亨斯洛教授介绍结识了著名的地质学家赖尔。他接受赖尔教授的建议,先在剑桥把考察中收集到的标本整理好,然后就搬到伦敦,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租了房间住下,用了两年时间核对了航海日记中的全部记录,联系出版了《贝格尔舰航行中的动物学》,还发表了几篇地质学论文。随后,他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探索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问题上来。

  “我知道自己是在拼命。工作已使我的疲倦超过一般的程度,但我无其他的是好做,只要进化论能成立,我想我的精力无论是早一年耗尽,还是晚一年耗尽,这都是无关紧要的。”

  这一期间,达尔文的脑海中经常盘旋着这样的事实,比如,在巴塔哥尼亚发现的动物化石,年代虽然久远,却和今天的动物很相似;美洲大陆上的同种动物,从南到北,它们的形态逐渐不同;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大多数生物都具有南美洲生物的特征,而群岛各小岛上的同种生物又多少有些不同。这些事实,有力地促使他产生了物种可变的思想,但是物种为什么会变化,变化的规律是什么,仍是个不解之谜。

  “不要这样说,查理。现在这本书眼看就要完成,你应该减缓一下自己的疲劳。我来给你取一杯葡萄酒来。”

  面对这些复杂而深奥的问题,达尔文明智地遵循了赖尔在地质学方面研究的范例,决定采用“将今论古”的方法,面向现实,面向实践,来解释物种起源和变化的原因。他首先选择了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这条生产实践的道路,去探索奥秘。他废寝忘食地进行了15个月的系统调查,经常和育种家、园艺家交谈、通信,从他们那儿搜集各种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变异材料和培育方法。他亲自参与实践,认真考察了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选育过程,亲自动手搞移植实验;仔细地分析比较鸡、鸭、鹅、牛、羊、猪、狗、猫等家禽家畜各个品种之间的差异,还着重研究了各种家鸽品种之间的差异和起源问题。这些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终于使他得出了如下结论:物种在人工干预下是能够改变的,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各种优良品种并不是上帝为了恩赐人类而分别创造出来的,它们是人民群众经过世世代代人工选择的结果;物种在人为条件下能够发生进化;具有明显不同特征的品种可以起源于共同的祖先。接着,达尔文又进一步研究了“在自然条件下又是什么力量在起选择作用”的问题。他联系在环球考察期间发现的各种现象,结合多年观察实验积累的大量事实,提出了“自然选择”即“适者生存”的理论。他认为:“在复杂的生存斗争中,对生存有利的变异,就会使物种有比较好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而对生存有害的变异,却会使物种难于生存,甚至灭绝。……自然选择每日每时地在自然界检查着生物最微小的变异,它像人工选择一样在起着汰劣留良的作用”。

  酒捧过来了,达尔文没有接酒却轻轻握住妻子的手,扶她坐下,他眼中已饱含泪水。“爱玛,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你的价值比等于你体重的黄金还宝贵多少倍。世人将来可能知道达尔文,但不知有个爱玛。但是,假如没有你,我就没有这许多聪明、愉快和勇气,没有人来听取我疾病的诉苦,我会在冗长的岁月内成为一个孤单的悲惨的病夫,也根本不会有这本书。”

  1839年1月29日,达尔文在他将近30岁时,同他相爱多年的埃玛在梅庄教堂举行了婚礼。婚后,埃玛不仅非常体贴丈夫,而且热情支持达尔文的科学研究,经常替他整理和抄写科学论文。达尔文由于在环球考察期间饱经风霜,历尽艰辛,在以后的40年里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从1841年开始,经常感到周期性胸闷、胸痛和晕眩。埃玛对达尔文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增强了他战胜疾病去完成自己伟大事业的信心和力量。

  “不,世人没有必要知道我。查理,你和你的事业是一片大海,我是一滴水;不只我,还有你的许多朋友,我们都甘心溶进这片蔚蓝色的海中。”

  1844年夏季,达尔文完成了辛勤耕耘的共计231页的《物种起源》新提纲。这份提纲包括了后来正式出版的《物种起源》的主要内容。但他对此并不满足,也不急于出版,而是坚持作进一步的补充。

  “但是你,还有孩子们都受苦了,这都是为了我才淹到这个苦海里。”

  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第一版正式问世了。伦敦的几家书店门口,人声鼎沸,人们争相购买刚刚出版的新书。1250册书当天销售一空。后来,增印的第二版3000册也很快被抢光。就这样先后共印了6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用极其丰富的资料,令人信服地证明生物界是在不断变化的,它有自己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现在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的特殊创造物,而是“若干少数生物的直系后代”,生物进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有规律可循。它们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进化。这种发展和进化,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干预的结果,而是自然界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他用物种变异的普遍性,推翻了物种不变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有力地戳穿了千百年来流传的“上帝创造万物”的谎言。它在整个生物学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完成了一次伟大的革命。

  “可是最苦的还是你,我只恨自己不才,不能替你承担一个题目或几页稿纸。”

  捍卫真理

  这时达尔文的眼泪怎么也忍不住了,他不愿让爱玛看见,赶快掩饰地端起酒杯,一仰脖子,连泪带酒咽进肚里。爱玛也激动不已,她拿起书上的桌稿,轻轻地摸着,这些全是她誊写过的,有她的心血,有她的汗水,禁不住眼眶也热了。两人隔灯对坐,许久无言。月光透过纱窗,一片幽静。爱玛又斟上一杯酒,达尔文不去接酒,却拔笔在纸上写上一首小诗。那首诗当然是洋文,容笔者将他翻成方块汉字,大意如下:

  《物种起源》的出版,生物进化理论的提出,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也得到了进步学者,如胡克、赫胥黎、华生、格雷和华莱士等人的热情支持。然而,那些坚持“神创论”观点的自然科学家们却对生物学领域里的这场大革命抱着极端敌视的态度,他们利用《科学协会会报》等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达尔文和他的学说,其中包括他剑桥时代的老师、对他有过巨大帮助的著名地质学家塞奇威克。与此同时,极力维护神学的主教和教士们则利用神学院声讨达尔文的著作,斥责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亵渎神明的异端邪说”,《物种起源》“是一种推翻上帝的阴谋,意在扰乱对神的信仰,企图毁灭上帝。”他们公开叫嚷,要“围剿达尔文,打倒达尔文!”妄图把科学史上这场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葡萄美酒心中泪,月明如镜夜如水。
  相对无言言难尽,莫问苦甜醉一杯。

  一场进化论同神创论、科学同迷信、真理同谬误的战斗不可避免了。1860年夏天,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牛津大学召开会议。至此,反对《物种起源》同捍卫达尔文学说的斗争从书面论战发展成了面对面的斗争。达尔文因病不能与会,委托赫胥黎和胡克代表他出席。辩论开始后,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抢先跳上讲台,妄图用花言巧语蛊惑人心,煽动宗教情绪,控制舆论。他大肆宣扬《物种起源》冒犯了造物主,不合神意,是对基督教的直接挑战。他唾沫横飞地讲了半个小时,除了装腔作势,以势压人,别无一点科学内容。大主教的胡言乱语引起台下一批教士、教徒的喝彩、鼓掌和狂叫声。随后,赫胥黎从容地走上讲台,发表了长篇演说。他首先用平静、坚定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概括地阐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内容,指出这个学说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建立在20多年观察研究基础上的,反映了生物世界的客观规律。它是科学真理和人类智慧的结晶。赫胥黎以雄辩的事实,富有逻辑性的论证,同大主教那种内容空洞、语无伦次的谩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语音刚落,进步的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胡克在听众的邀请下又作了简短的发言。他用事实着重指出大主教威尔伯福斯并没有看懂《物种起源》,甚至缺少有关植物学的最起码的知识。原先气势汹汹的大主教听了胡克发言后,再也没有登台答辩的勇气,只好悄悄地溜出了会场。听众再一次向进步学者,向真理的捏卫者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会议在进化论大获全胜的气氛中结束了。在这以后的20年里,尽管达尔文的学说影响越来越大,但是神创论者却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达尔文的攻击。

  这晚他们因书稿将成,苦中见甜,喝了一点酒,又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很迟才睡。大概是如释负重,达尔文难得有如此好觉,第二天直到日上三竿还未起床。爱玛一早起来收拾完早餐,她打发孩子们先吃,并让他们轻声点不要吵醒爸爸。这时邮递员按时送来今天的信件。爱玛就坐在花园里的圆桌一封封地拆阅,这是她每天的功课。可是当她看完了其中的一封信,不觉拿信的手抖动不止,彷佛这信烫手似的,她将信从左手倒到右手反覆读了两遍,然后不顾达尔文还在睡梦中,便急忙向卧室跑去。

冠亚体育娱乐,  1860年,达尔文开始撰写另一部规模更大的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由于他长期过度地工作,积劳成疾,以致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经常被迫中断写作,致使这本巨著直至8年后才完成。随后,他又不顾病魔缠身,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于1870年8月完成了《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一书的写作,阐明了人类在动物界中的位置,人类同高等动物的关系,得出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结论,奠定了唯物主义的人类起源理论的基础。

  到底这是一封什么重要的信件,且听下回分解。

  由于达尔文及其生物进化论对科学、对人类的杰出贡献,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丹麦、瑞典、瑞士、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个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先后授予他各种博士学位、会员、终身会员、院士等荣誉称号和奖章、奖金。在各种荣誉面前,达尔文严格遵循的一个准则是:名望、荣誉、享乐、财富同友谊相比,只不过是尘土罢了;自己应该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光明,应当责无旁贷地把一生献给科学研究。

  1882年4月19日凌晨4点,达尔文这位杰出科学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73岁,巨星陨落,举世悲恸。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无比崇敬和永久纪念,将他安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国家公墓,和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的墓并排在一起。

  达尔文作为划时代的伟大科学家,将永驻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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