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制成欠薪根源,学做老板

摘要:
学做老板张立本跟随建筑公司南征北战、辛苦打拼了十多年,学会了建筑行当的十八般技艺,如今他离开公司自己干起了包工头。人们开始叫他张老板,他觉得很荣耀,特别是在家乡人面前,特有面子,简直有些衣

摘要:是谁把大多数农民工引进城的?是包工头;大部分农民工的工资掌握在谁的手里?还是包工头。在农民工眼里,包工头是老板,是领导。
一份最新完成的调查显示,在目前的建筑工地上,由包工头组织带领工人施工的包工制仍然是普遍的用工形式。
而这种畸形的用工制…

学做老板

   
是谁把大多数农民工引进城的?是包工头;大部分农民工的工资掌握在谁的手里?还是包工头。在农民工眼里,包工头是“老板”,是“领导”。

张立本跟随建筑公司南征北战、辛苦打拼了十多年,学会了建筑行当的十八般技艺,如今他离开公司自己干起了包工头。人们开始叫他张老板,他觉得很荣耀,特别是在家乡人面前,特有面子,简直有些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感觉。

   
一份最新完成的调查显示,在目前的建筑工地上,由包工头组织带领工人施工的“包工制”仍然是普遍的用工形式。

张立本是从农民工干起来的,他了解农民工的艰苦和心愿,从不克扣、拖欠工人工资,赢得普遍好评;对家乡人还特别照顾,乡亲们真心感谢他,每次回家都争着请他吃饭。但是他的事业并不顺昌,经常包不到工程,使工人没活干,所以尽管工人信任他也不得不纷纷离他而去,让张立本很无奈,很苦恼,也很没面子。他有时甚至想,干脆还回公司当工人,可又觉得太丢人,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无能。几经反思,他最终坚持下来,并且千方百计打开了局面。

   
而这种畸形的用工制度遮蔽了最基本的劳动关系,加重了欠薪问题,也激化了劳资关系。

张立本虽然文化不高,却是个爱学习肯动脑子的人,他从庄稼汉成为技艺精湛的建筑工人,就是靠了不断的学习、钻研。他想,我能学会建筑技术,就一定能学会当老板的技术。他开始逐个考察本市那些成功的包工头,研究他们的措施,学习他们的经验。他很快明白了:包不到工程,是因为没有后台;工人离开,是因为缺乏留住工人的办法。他开始改变工作方法,改变自己的思想和为人。

    欠薪痼疾的根源

张立本早就知道市建设局长李保国和他是一个县的,也是农家出身,只是地位悬殊又无关系,他不敢贸然找他;如今要包工程,他只有豁出去把“宝”押在他身上。李局长父亲做寿,他以老乡名义送上一万元寿礼,儿子考上大学,他又以老乡名义送上一万元贺仪,终于引起李保国注意接见了他。“你是清扬县人?”“清扬县张集乡大张庄的。”“你的建筑公司叫什么名字?”“清扬腾龙建筑公司。”“知道了。”不久,李保国果然给了他一个小工程,让他稳赚了几十万。他感谢李局长,春节送了他两万元过年费。

   
12月4日,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安全帽大学生志愿者流动服务队在北京大学发布了《京、渝、沪、深四城市建筑工人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下称“调查报告”)。据调查报告称,建筑业是农民工群体就业最集中的行业,在建筑工地一线从业人员中,农民工比例达到90%以上。同时,建筑业也是劳动者权益问题最突出的行业。

工程验收合格拿到款子,按照以往的做法,张立本会招待大伙美美地喝一场庆功酒,然后付清工人工资。可是这次他没有,不但没摆庆功酒,工资只发了一半,还借故扣了一钱,老乡也不例外;理由是工程款上边也付了他一半,公司要加强管理。下余工资何时发?等候通知。时间一长,工人打听出工程款上边已全部付清,再找他却找不到了——他更换了手机卡。拿不到工资,又没活干,有的人还在等待,有的人骂了一通另找活计去了。

   
当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一个关于建筑工人关爱日的专题研讨会上,农民工李新峰就给大家讲了自己艰辛的讨薪经历:

这一切张立本都知道。在以前,他会愧疚不安,自责不已;现在他无所谓:别的包工头都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能?他是否捞到一把从此不干了?怎么会?如今有了李保国这棵大树做后台,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他计划承包更大的工程,赚更多的钱,做大老板。今年市委决定把市郊的小南山开发成别墅区,他要拿工人的钱去打点李局长,争取拿到一处工程。

   
当时,他与其他工友在北京房山一工地打工,本来说好干15天之后,建设方提供生活费。但20天过去了还是没拿到1分钱。工人们要求签劳动合同,建设方不干,只答应大工(熟练工)给100元/天,小工给80元/天,拿钱走人。

也像工人找不到他一样,张立本也找不到李保国,几经询问他才知道,原来李局长到南方开会去了。时不我待,事不宜迟,他决定到南方去找李保国。“李局长吗,我是立本,我想去看看你。”“有事吗?”“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你了,想见见你。”李保国知道,张立本哪是想他,是想小南山的工程。送上口的肉不吃白不吃,他随便回了一句:“想来就来吧。”

   
工人们无法接受这个条件,没有人离开工地。但这时,建设方拿出了狠招。李新峰告诉记者:“他们一天打1个人,连打了3天。到了第三天,农民工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张立本连夜赶到李保国开会的城市。李保国却指示他:不要进城,就在郊区的“金城酒店”开个包间等着。金城酒店是该市新建的豪华级酒店,集休闲娱乐为一体,张立本在此搞过建筑,知道的。此时他虽然心疼也只好连忙答应。

   
这种事在李新峰身上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在研讨会现场,李新峰卷起衣袖,给大家看他右胳膊上的一条条刀伤,据他自称这是讨薪时被打手用刀砍伤的。

张立本开好包间焦急地等待李保国到来,直到中午也不见来,他又急又饿,想点个菜上壶酒自己先垫垫,一是疼钱,二怕李局长撞见怪罪,只好拿开水充饥,一壶茶水喝完还不见人来,于是又要了一壶。直到日落西山、华灯初上李保国才姗姗来迟,好家伙!迟来归迟来,一来就是六位!每个都是衣冠楚楚,趾高气扬的。张立本不敢怠慢,立即点上好酒好菜,热情款待。场面上,不管张立本怎么谦卑殷勤,李保国也不在意,只顾和他的同事喝酒吃菜,谈笑风生,旁若无人。张立本内心难受极了,为了工程,也只好强装欢颜。

   
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建筑业工资拖欠现象大范围存在。受调查群体中每月结清工资的建筑工人占比28.1%,22.5%的工人在工程结束时结清工资,40.2%的工人要到年底才能结清工资。从工资拖欠情况来看,41.2%的建筑工人有过工资被拖欠的经历。

酒宴结束已是十点多钟。张立本堆起笑脸说:“各位领导连日开会劳累,可要放松放松?”李保国看了看左右皆无表示,挥挥手说:“自己看着办。”张立本无奈只好到服务台去办理。坐台小姐说,单项服务,每人一千,全套服务,每人四千。他狠了狠,要了个全套。

   
近年来,各级政府多次要求建设单位必须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但事实上,据调查报告称,建筑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合同签订不规范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

李保国带着同事休闲去了。张立本不敢走开,留在大厅等候,一夜翻来覆去,千般思索,万般滋味,难于尽述。直到晨曦临窗,李保国和他的同事才打着哈欠从楼上下来,匆匆吃了早点,坐上出租车回城开会去了。临走张立本询问小南山工程,李保国说:“我在外边开会不了解情况,回去再说吧。”
张立本满腹狐疑。

   
调查报告称,在受调查的群体中,75.6%的建筑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在签订过劳动合同的样本中,63.6%的工人自己手上没有劳动合同。

不久,张立本得到小南山别墅区一处工程,他高兴极了,立即通知工人来上班。大部分工人来了,他发了拖欠的工资;少部分已经离开本市,他也不再通知,到市场另雇了一批。这是他早已料到的。没料到的是他的老乡竟然一个没来,让他心有余悸。心想,算了,老乡不在,更好做事。

   
做了12年建筑工的何正文告诉本报记者,自2009年起,他在多家建筑工地干活,一直在追讨劳动合同,但始终没有得到一份真正的劳动合同。

一年后工程完工,张立本算了算净赚一百万!他打算拿出十万元感谢李保国,争取再拿到小南山别墅区二期工程的一处。可就在此时传出李保国被“双规”了,一些开发商、包工头传去“协助调查”,被吊销了营业执照。他大吃一惊,深怕牵连自己,立即更换了手机卡,又安排会计按照既定办法给工人发工资,连忙回家躲避去了。

   
“我们通过调研与走访发现,建筑业的欠薪之所以成为痼疾,其关键在于造成日常欠薪机制的用工制度——包工制。”建筑业农民工工资发放也因其牵涉的利益主体(包工头、分包老板、劳务公司、建筑公司、开发商等)众多、利益链条冗长而成为难题。

张立本无声无息回到家乡,自己不敢声张,乡亲们见他为富不仁也没人请他吃饭了。他埋头住了几天见并无动静,便到县城看望读高中的儿子。他拉住儿子的手说:“千万好好读书,等你大学毕业有了工作,我就回来不干了。”儿子觉得奇怪:“公司红红火火的,怎么就不想干了?我大学毕业还准备跟你干呢。”“千万别!考大学就选个教育、科研什么专业,别学建筑,包工头虽然赚钱,却不是人干的活!”

    解剖“包工制”

几天后,会计给张立本打来电话,说李局长的案子,法院根据上级领导“不扩大化”的意见迅速作了判决,判刑两年,送去服役了,并未牵涉到他。建设局的刘副局长升任局长,据说李局长就是他举报的。小南山别墅区二期工程已经开始发包,要他急速回去。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建筑业中,农民工占据了80%的比重。调查报告则特别针对包工制度进行了分析。调查发现,
56%的建筑工人与包工头的关系是老乡、亲戚、以前干活认识的熟人,近40%的建筑工人与包工头是来到工地认识的。

张立本放下心来。他回到市里找到刘局长送上一个大大的红包。刘局长说:“你害了李局长,又想害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快滚!否则我举报你。”

   
在每个包工队里,最基层的组织管理人员是班组长,工人通常管他们叫带班。一个班组通常有10至20多名不等的工人。班组长负责给工人派活,叫工人上下工,掌握工程进度。

张立本满面羞惭地出来,想到刘局长爱人是市中教师,便往市中走去。

   
据参与调查的人员介绍,工资发放最能体现包工制度遮蔽最基本劳动关系的特征。调查显示,从包工头与带班手里领工资的工人比例达到76.8%,从建筑公司与劳务公司领工资的只占17.8%。重庆、深圳、上海三地建筑工人从建筑公司与劳务公司领工资的比例合计都在20%左右,北京市合计为13.4%。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上规定,包工头及带班等不具有用工资格的个人不能与工人建立劳动关系,建筑工人的正式劳动关系应该和与自己最近一层的劳务公司或建筑公司建立。

    打破固化体制非易事

   
据了解,早在2005年,为应对建筑业用包工头带领工人施工存在的混乱现象及工资拖欠的问题,建设部印发了《关于建立和完善劳务分包制度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意见》。

   
《意见》要求“从2005年7月1日起,用三年的时间,在全国建立基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农民工基本被劳务企业或其他用工企业直接吸纳,‘包工头’承揽分包业务基本被禁止”。

   
2005年之后,建筑劳务公司渐渐多起来,也有部分工地的劳务公司与建筑工人签订合同。可是劳务公司的出现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建筑业的用工方式,只是在建筑分包公司与包工头之间又多了一级分包而已。

   
调查发现,很多包工头挂靠在劳务公司下面,给劳务公司上交一定比例的管理费,承揽工程、工人的招工、工程施工管理、工资发放等仍完全掌握在包工头手里,包工头上交给劳务公司的利润最后还是要从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所创造的利润中扣除。

   
而很多劳务公司自身不组织管理工人,是彻彻底底的皮包公司,普遍存在的是包工头以挂靠劳务公司资质的形式承包到工程以后又进一步将其分包给更低一级包工头。

   
“建设部的这个文件完全变成了一纸空文。”在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团说。

   
何正文也告诉本报记者,在一些建筑工地甚至还出现这样的怪事:劳务公司发钱的时候,工人们领了钱,门口就站着包工头或其手下的人收钱,只给工人留一两千元,其余全部收走。工资表上,甚至经常出现登记的钱数多,实际领的钱数少。

   
不过,要打破目前已经固化了的建筑业用工体制也非易事。杨团认为,可以采取“劳务公司+农民工专业合作社”的办法,让农民工通过合作社的形式组织起来,维护自身权益。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认为,真正打破包工制的用工形式,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落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建设部有关“企业应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的决定。他认为,这一决定不仅有助于解决建筑业的欠薪问题,而且使工人认清真正的劳动关系,对提高工人的法律意识、契约意识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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