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起因,上海事变

蒋介石感激孙中山对他的恩典,“总是极力寻找支持者,而不单是寻找友谊”。孙中山和他的同事早先认为“邦会”对革命是有用的。
  陈氏兄弟的叔叔和邦会帮助蒋介石从贫困中崛起……成为一个胜利之师的统帅。上海的买办和银行家资助蒋介石建立右翼政府,使蒋介石摆脱了对俄国的财政依赖。
  1927年上半年,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酝酿中的冲突终于爆发了。
  这一年是最混乱的一年,在大城市上海和广州,还有其它一些地方,共产党多次举行起义,但大都失败了。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也破裂了。
  尽管蒋此时登峰造极,但他曾有段时间在深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政府”中被撤消了所有的职务。这一年还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蒋介石辞职、蒋下野以及他第三次结婚等事件。
  1927年初,在蒋试图用自己的旗帜统一中国的道路上,存在着三大障碍。
  随着吴佩孚及其同盟者的失败,唯一与蒋对立的强大军阀是北方的张作霖。这一障碍纯属军事性的。
  政治障碍或许更加严重,既有还没有完全团聚起来的共产党,也有汪精卫周围的国民党左派。汪在与蒋发生冲突之后,迅速转向了左派。
  1926年3月20日,蒋的反共突然袭击曾使汪的职务丧失并漂泊海外,这件事使蒋很难得到汪的好感,但在这一年的9月底,汪给蒋的来信打动了蒋。汪在信中说,对于3月份发生的事情,他们之间已没有什么分歧了。蒋立即于10月3日用一种和解的语气给汪发了一封电报。
  蒋在电报中说,他打算把两个同事送往法国,以便请汪回来负责党务。
  但是,蒋并不知道汪的用意,后来,他才知道汪给他写信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他对汪的疑虑,并且使他确信,在适当时候汪会回来,事实上,直到1927年4月初汪才回来,一回来,就开始抨击蒋。
  汪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进行党内的调解缓和,而蒋则主要在前线忙于战事。虽然他以总司令的身份控制着武装部队,并且通过其他职务控制着党和政府,但他还必须对执行委员会负责。
  在该委员会中,支持他的人被动、沉默,而他的对手们则主动、活跃。这个委员会并不大,只有36个成员,但其中16个是反对派,当然,只有7位是共产党员,其他的不是左派就是激进派,他们都反对蒋大权独揽,专制独裁。
  非共产党的反对派包括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以及她的弟弟宋子文(由于受到美国的支持,他很有份量),还有被暗杀的左派领袖、财政部长廖仲恺的夫人。此外,还有宋庆龄的继子和其他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姓邓,他曾是蒋最信任的助手,后来转向激进的一方,不再忠于蒋了。他最后被蒋杀害。
  1926年10月15日至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东召开会议,通过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反蒋决议。该决议谴责个人专权,却不指名道姓。执委会还召请汪精卫回国,并赞同国共合作。
  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带着满意和希望观察着中国形势的发展。蒋介石正在用武力向北部推进革命(这正是他们需要他做的)。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机会将轮到中国共产党。的确,对于既有力量又有策略的俄国顾问和在国民党中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并不是一种奢望。
  随着北伐的推进,政府仍留在广东显得不便。蒋要求迁都南昌,因为蒋介石的军队都驻扎在南昌。
  但大多数中央委员愿意留在武汉。
  在武汉,人们曾就军人干政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另外,共产党及其左派支持者都知道,在大工业区武汉比在南昌更能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
  由于多数人主张迁都武汉,蒋作了让步,同意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不久,他对这一决定又感到非常后悔。实际上,在政府迁至武汉之前,共产党及其同盟者就来到了武昌。
  在这里,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务院的联合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非共产党左派和宋子文。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有俄国人鲍罗廷,他在背后对政策施加决定性影响。
  在12月13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新的委员会代表党和政府选举了它的领导机关。虽然该机构是临时性的、但从那以后,武汉成了反蒋中心。
  反蒋活动仍在继续进行,蒋发现自己被描述成“军阀”或“独裁者”。很多地方挂着他的肖像,肖像的一边是希特勒,另一边是墨索里尼。
  蒋怎么办呢?没有人会在对立中让步。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在武汉试图说服该委员会放弃敌对态度,但毫无进展。此时,广州政府已迁至武汉,从1927年1月1日起开始办公。
  共产党认为他们已稳操胜券。一年来,他们在各地加快了革命步伐。中共试图赢得工人的支持,尤其是赢得上海、广州、汉口等大工业城市中的工人的支持,这是他们作为虔诚的马列主义者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能离开中国城市工人人数很少而农村却有成千上万农民的这一事实。起初,中共和俄共在面对这些明显的事实办事的时候,受到了教条的束缚。
  但早在1926年,共产国际就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27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
  当然,毛是真正理解农民的,他也是一个组织天才。只有他能将那些民众组织起来,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1925年至1926年,国民党曾让他担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后来,他又在武汉担任了农民协会主席。他于1927年3月写了一篇报告,是在湖南省五个地区现场调查的结果,文章字里行间充满着力量和对农民的情感。他认为,农民运动象暴风骤雨,象狂飙,能将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统统扫进坟墓。
  然而在当时,问题的实质在于:共产党是将局势控制在自己手中,还是继续让国民党领导革命,只在国民党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再前进时,共产党才取而代之。
  斯大林和他的使者叫他们不要走得太快(有一个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个人就是托洛茨基。他总是鼓励他的中国同志与国民党断绝关系,走自己的路)。
  如果中共一味听从俄国人的话,他们就会不知所措。共产国际曾派美国人厄尔布劳德、法国人雅克·杜瓦特和德国人托马斯·曼来到中国。1927年初,这些人在广州和武汉发表鼓动性演说,其主题之上是促使外国军队哗变。
  这使在租界中的“洋鬼子”不再感到安全,他们的脚下开始“地震”了。与外国来的共产党相比,武汉政府几乎没有鼓动性.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示威者们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该死的帝国主义”。政治压力开始了,“反革命分子”被强迫罚款,有的被处死。在汉口,有27家本国的银行被迫关闭。
  蒋没有卷入其中。他把中国的灾难无条件地归结为外国的掠夺,但他并没有断绝与其极端憎恨的外国人的联系。
  事实上,1926年8月20日,在北伐开始的时候,他发表过一项宣言,表示只要外国人不妨碍北伐运动和国民革命军的行动,不管他们的国籍如何,对他们的财产将给予保护。
  虽然蒋的部队在攻下汉口数月之后于1月3日发生了严重的反英事件,但在一般情况下,国民革命军在许多城市执行了这一命令。
  当第6军的部队3月24日进入南京时,对外国的机构进行了攻击和掠夺,蒋对此很恼火。在这些机构中,有商业公司,罗马天主教会,还有英、美、日的领事馆等,大约有12个外国人丧生。
  为了躲避士兵,也为了躲避外国舰艇报复的炮火,百姓们纷纷躲到城墙脚下。
  蒋来到现场,对第6军的第3师采取了无情的行动,缴了他们的诫,并处决了30一40人。
  后来据说共产党的政治委员插手了这一事件,(蒋写道)“他们希望挑动外国势力和革命军发生直接的冲突”。但正象吉勒麦兹所指出的那样,很难看出对外国租界的掠夺会给共产党带来什么好处,那很可能只是一次军队违纪事件。
  很快,蒋在上海陷入了更严重的麻烦之中,在周恩来等人组织的80万工人罢工配合下,国民军1927年3月22日攻占了上海。
  共产党武装了工人纠察队,接着便发生了残酷的巷战。在此过程中,约有200名工人被打死,1000名工人被打伤。随后,他们建立了临时市政府,使局势有利于自己。
  蒋在南昌的司令部里,注视着这些事情,心里憋着一股怒火。开始是左派在武汉建立政府,对他在国民党中的权威表示蔑视;现在,共产党又夺取了上海。
  他发表讲话,但不起作用。他时而调和,时而挑衅,在3月10日的一篇讲话中,二者兼而有之。他说:
  他没有打算不与共产党合作,而且还主张把他们拉进国民党。但是,共产党现在已达到力量和声望的顶点,如果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加控制的话,他们将给国民党带来灾难。他说他不反共,他感激共产党的支持和同情,但共产党不能在国民党内谋求优势,压制国民党中的温和派。
  武汉政府没有理睬蒋的指责。中央执行委员会撤消了蒋作为政治委员的职务,使其总司令之权隶属于新的军事委员会。
  他在国民党中的所有重要职务,都转给了他的对手汪精卫。那时,汪正在从法国返回的途中。该委员会还通过发表公告对他进行谴责。指责他是专制者和独裁者,说他的统治保护“官僚、商人和其他机会主义者”。按照蒋的说法,是共产国际劝汪精卫经莫斯科回国的。尽管他们之间发生过一些事情,但蒋明显对汪的回国仍抱着希望,认为他的老同事会因汪的回国而被重新启用。汪1927年4月1日回国后的几天里,蒋和汪在上海会晤了好几次。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根据蒋的建议,一个姓吴的国民党人参加了“清党”会议的讨论,此人是蒋在控制委员会中的忠实信徒。
  会议的重点是讨论“清除共产党”的问题。当他们干这件事的时候,一些远离革命的地主和富人发现他们有救了。吴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中对共产党和鲍罗廷进行了攻击。
  4月5日,汪同来上海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重申共产党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进行了辟谣。因为有谣言说,共产党企图破坏国民军,并攻击租界;而国民党准备解除共产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将共产党开除出党等。
  同日,吴等人决定“清党”,他们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有关方案。6日,北京和上海是多事的一天。在上海的所有武装集团接到通知,从今以后,他们必须按军纪行事,任何反对行动,将以叛乱论处。
  在北京,张作霖派警察搜查了苏联使馆,使苏使馆人员大吃一惊。
  他们在苏使馆中发现的东西。比张本人希望的要多。中共的建党人之一李大钊和另外35名共产党员在那里避难。张作霖当时的外交部长宣布中断与苏联的关系,并且通知苏联人回国。
  4月28日,张下令杀死了李大钊及另外19个共产党人。
  蒋依然面临着如何使在武汉的敌手溃散的问题。
  中央执行委员会撤消他各种职务的消息,使他感到沮丧。
  李宗仁也为来自上海的消息所震动,便离开安徽前线来到上海与蒋会面。他到达上海的时候,正值蒋接到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要求辞职的电报,蒋说:“如果连第一军都不能稳定的话,那我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李回答说:“如果你也不干了,那么事情就糟了。当前的危机主要是共产党企图消灭国民党。”他建议蒋马上通电其他军界的支持者来上海“清党”,他自己的第七军可以召集到南京,授权在那里“清党”,蒋接受了他的建议。
  4月6日,正是张作霖派警察搜查苏联大使馆的那一天,汪精卫到了武汉。
  第二天,支持蒋介石的军官到达上海,他们立即与蒋、李和上海警备区司令白崇禧秘密商议,讨论“清党”问题。
  8日,蒋建立了一个临时行政委员会,以取代共产党建立的临时市政会。
  10日,蒋及其支持者(自称是清查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以政令形式通过了各种方案。所有的入党申请暂时停止,任何重新登记的党员必须受到3个月的调查,每个党员必须每两周向其所在支部报告自己的政治活动。会议还决定,取消武汉政府,国民党中央总部迁至南京。
  随着为蒋的行为作辩护的“清查令”的施行,蒋开始准备进攻了。1927年4月11日,蒋发布了一项密令:没收2700名共产党工人纠察队员的枪。12日,蒋的支持者采取行动,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南京和上海同时进行“清洗”。
  李宗仁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没有李的支持,“清洗”是不可能的。然而,上海的详细情况是不清楚的,有关这一事情的报道比较混乱。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国民党让当地流氓穿着工人制服,根据约好的信号,这些假工人突然袭击了全市所有工人阶级的组织,并且无论他们是否抵抗,一律将他们打死。
  还有一种说法是,蒋在进入上海之前,事先与上海有权势的赌场主、鸦片商、秘密社会的头目杜月笙达成了协议。
  据说,青帮流氓屠杀了数千名工人领袖和富于战斗精神的工人。共产党的官方数字是,300人被打死,5000人失踪,一些很有前途的青年共产党干部,在那天的战斗中和在13日的总罢工流产后被处决。
  在那些被逮捕或被处决的人当中有周恩来,但他与一个师长的兄弟一起逃出来了,那位师长的兄弟是周在黄埔的学生。
  蒋介石本人没有把这些事件讲清楚,他的解释是委婉和隐晦的。他说4月12日,为了防止共产党暴动,国民军在当地工会和商会的配合下,缴了红色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并将共产党破坏分子置于监视之中。对上海发生的这种情况,不得不进行控制。
  根据国民党开列的清单,当时缴获的武器总计有3000支步枪,20挺机关枪,200支毛瑟枪,400支手枪,80万发子弹,几推车斧头和2000支长矛。
  那么,蒋与当地帮会是什么关系呢?
  先说红帮,它是在“反清复明”中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从太平天国起义中成长起来的地区性和政治性组织,这一组织与义和团有联系。它崇尚敬老和其他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并热衷于迷信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帮演变成了一种流氓团伙。
  青帮是作为红帮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不久在长江以南有了自己的势力,其总部在上海,青帮沿着长江扩展势力,他们招收水手和搬运工,从事非法经营,并收买人心。他们通常依靠三种途径来保证财源:贩卖毒品,开设妓院和进行赌博。
  蒋介石本人从未加入过帮会,但他的确与帮会有过密切的联系。他早期的靠山陈其美在上海担任军事长官的时候,就是帮会的一员。或许蒋认为这些帮会对他有用。
  他感激孙中山对他的恩典,总是极力帮助寻找支持者,而不单是寻找友谊。孙中山和他的同事早先也认为这些帮会对革命是有用的。
  青帮的主要头目是杜月笙,他帮助过蒋介石。陈其美的侄子——陈立夫从1925年至1929年是蒋的私人秘书。在他的弟弟陈果夫的帮助下,他领导着称之为“CC派”的国民党右翼。
  按照中国的习俗,蒋介石将陈氏二兄弟认为亲侄,以报答陈其美的知遇之恩。
  上海事变时,陈立夫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同时还管理着国民党组织部。1926年3月20日,他被任命为该部部长。1974年当我在台北采访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创建了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中统后来由陈立夫的兄弟陈果夫接管。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内部安全机构,中统在大专院校,新闻界和其他“文化”组织中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国民党所办的全部报社社长都是为中统服务的。大专院校中的训导长也同样是为中统服务的。中统还在各个城市和省份设立了自己的网点。
  类似的另一个机构是军委调查统计局(军统),由戴笠领导,主要从事特务活动,还管理所有的秘密监狱。它是按照纳粹的盖世大保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社会各界都有代理人。
  陈果夫是从称之为“A·B团”的秘密的政治社团中进入国民党组织部的。
  “CC派”及他们的秘密组织帮助蒋介石保持和扩展势力。
  1920年初,当陈氏兄弟的叔叔和帮会在上海帮助蒋从贫困中崛起的时候,蒋当时还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里,在上海交易所从事经纪人的工作。其他曾帮助过蒋的人还有,银行家钱某和船主虞某(后来成为商会主席)。
  当蒋介石1927年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穷困的青年,而是一个胜利之师的统帅了。
  银行家们和帮会用大量的“贷款”资助他。作为回报,他帮助他们消除军队的侵扰,结束当时还在武汉持续的停业状态,并从共产党工会的制约中解脱出来。
  有一种看法认为,蒋在摧毁共产党纠察队过程中接收了1500万贷款,后来又接受了3000万贷款。这些钱或许只是名义上的贷款,第二笔钱似乎是很不情愿拿出来的。据说商人们事先接到一个“军界要求资助”的通知,说是如果这样做就不会遭逮捕。
  有一个很知名的实业家因为不愿意资助50万元,结果被关进了监狱。醒悟之后,他愿意出一半的钱以担保释放,并且这些钱是无偿的。
  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上海的买办和银行家资助了蒋即将建立的右翼政府。而且,他们还使蒋摆脱了对俄国的财政依赖,这就使他有了更多的策略上的自由。
  1927年4月12日的政变,标志着蒋介石与受国民党左翼支持的共产党之间的最后决裂。
  从此以后,尽管有一些暂时的表面合作,但两党之间的裂痕最终无法弥合。大唐中文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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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经过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初步积累了反正两方面的经验,为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背景和准备

1926年,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更日趋反动。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并开始做积极的准备。为了进行反共策划,他首先从广州招来了戴季陶、吴铁城等一大批国民党右派分子。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曾任中央宣传部长,孙中山逝世后,他即积极推动开展一个“自异于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的反赤运动”。1925年5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他在上海萨坡赛路慈安里设立了一个“戴季陶办事处”,专门从事反共着作,先后炮制了《孙文主义的哲学之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宣扬所谓的“孔孙道统”,妄图用孔孟之道歪曲孙中山的思想,曲解三大政策,阉割其革命内容。戴季陶主义一出笼,立即成为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动活动的理论“旗帜”。蒋到南昌后,立即电邀他北上,共同策划清党反共事宜。

随同戴季陶一起前来的还有吴铁城。他曾任广州公安局局长,也是一个着名的国民党右派。据吴铁城自己回忆,早在中山舰事件之前,他就建议蒋介石制裁共产党,表示可“以我公安局现有特别户籍的登记材料,即行逮捕首要的共产党员十数人,而后,用一艘轮船将彼等运往中山县附近一小岛,或送往上海。至次要分子暂行予以拘禁”。蒋表示“考虑再说”。中山舰事件后,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假意将他撤职。为了实行反共,蒋介石特邀他来南昌,不久,就派他去日本联络。

蒋介石招来的另一个,是在天津隐居的黄郛,黄郛因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去了北京,先后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并一度代理过内阁总理。蒋介石进驻南昌后,两次去信邀他南下,后又派张群亲去天津相请,年底,黄郛来到了南昌。

12月31日,被蒋介石称为“良师”的张静江和陈果夫等人,随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来到南昌。张静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二届二中全会后,出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因他是个跛子,把主席的位子让给了蒋介石,北伐期间由他代理。他利用职权,伙同组织部长陈果夫,强行解散了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广州市党部,并向各地安插亲信,进行窃权活动。同时对广东的工农运动大肆镇压,残杀农会干部,派流氓烧毁了省港罢工委员会。

这些人糜集南昌,在蒋介石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动的核心。1927年1月20日到25日,蒋介石等人冒雪登上庐山,包下了一座仙岩旅馆,开始进行密谋策划。密谈数日,主要由黄郛献计,决定如下: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按照在庐山所定的方针,蒋介石立即积极行动起来。他从武汉一回到南昌,就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展开了攻击,他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说鲍罗廷在武汉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的顾问职务。他又公开提出了驱逐鲍罗廷。蒋介石集中全力攻击鲍罗廷,原因有二:一是他“感觉到除鲍罗廷以外,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皆是些政治上的无能之辈。……而只要鲍罗廷在,他就不能取得支配地位”;二是他力图把他的反苏活动,说成是只对某个人不满,借以掩盖其反苏的真正目的。

当时,有人指责蒋介石“疏俄亲日”。对此,蒋介石一面表示:“联俄政策,为总理所遗留,目前虽有其代表日久骄纵,对本党领袖多方压迫,但中正认此为其个人之行动,与苏联以平等待我之精神,不相牵涉,无论其个人态度如何,吾人对于苏联,决不改向日之关系。”一面却说:“为什么要联合苏俄,就是苏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国,苏俄既不放弃以平等之精神待我,我们那能放弃联俄政策。……不仅日本,无论哪一国,如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未始不可以联合的。”又说:“我们联合苏俄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意义上头,所以就要联合苏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反对他们,这一句话我早已讲过的。”

对于共产党,蒋介石自己讲:“我在广州时,对共产党的行动,时刻留心。”“我所抱打倒共产党主张,在广州即欲实行,不是今日始有此决心,惟在广州苦于说不出口,又恐势力不敌,致国民党亡于我蒋某之手,故忍痛至今。”北伐开始后,进军十分顺利,蒋介石却哀叹说:“我军虽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陡增,共产党在内做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庐山密谋之后,蒋介石就公开叫嚣要制裁共产党了,说:“现在有一种谣言,说中正现在对于共产党的同志有不信任疏远,并且有反对他们的倾向,其实并不能这样说的,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向来是扶助共产党的,……但是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共产党将来强大起来了,如其党员有跋息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现在共产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如果还同从前一样的态度,那我就不是立在国民党员的地位,我就不能作国民党党员。”又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说起来,共产党的成败是要我负一份责任的!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在李烈钧就任江西省主席的典礼上,蒋介石再次发表演说,谓共产不过为经济发展之一方法,有数国情形或适用之,但若中国采行共产制,则为大害,徒使中国倾覆与革命耳。

1月26至27日,蒋介石在庐山又接见了日本海相财部彪派来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蒋介石的老师,二人进行了长谈。蒋向他强调说:“我理解满洲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又说:“我欣赏币原外相的演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

1月下旬,蒋介石还会见了日本驻九江总领事江户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件;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

不久,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军部的代表永见增辉和松室孝良。此二人带着戴季陶的介绍信来见蒋。蒋更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愿意中日提携,共同防共。”蒋介石还接见了日本政治家山本条太郎。二人会谈后,山本回到北京就向记者宣布,蒋介石是最出色的军事领袖。随后,蒋介石就派黄郭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联络。他向矢田表示,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

蒋介石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同时,还通过两条渠道与美国建立了联系。一是通过王正廷去上海与美国联络。1927年1月26日,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王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汉口事件不会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他还透露,正设法收买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可成立一个委员会实行统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

蒋介石还通过孔祥熙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建立了联系。孔祥熙是广东省的财政厅长,他通过英国人寇罕与詹金斯联系,寇罕曾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保镖。詹金斯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向国务院报告说:根据寇罕的情报,“如果列强要把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应当现在就同蒋将军建立直接的联系”,又说:“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英国和其他列强愿做俄国人正在干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并制止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3月初,蒋介石

又通过他的美国朋友诺曼,向美国官方作了与上述电文相同的表示。

蒋介石还派员到英、美、日、法、意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者清楚地看出,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局面的人物”,特许他带着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侵华军队帮助其镇压革命。他们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

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江浙财阀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蒋介石和他们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江浙财阀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蒋介石的好友。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去武汉时,曾在宁波会馆召集江浙资本家和其他工商界的头面人物秘密集会,蒋在会上明确表达了他反对武汉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的立场,得到与会者的赞赏。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虞洽卿也专程到南昌,与蒋介石进行了密谈,双方达成了交易,蒋要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支持他,虞要蒋明确表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迅速见诸行动,把正在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压下去。虞洽卿还参加了庐山密谋。回到上海后,江浙资产阶级撇开原有的拥护孙传芳的上海总商会,另组一个拥护蒋介石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由虞任会长。

3月初,蒋介石又派张静江去上海,加强与江浙资产阶级的联系。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50万元,帮他解决了年关的急需。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4月1日,又垫付了300万元。上海棉纺业的荣宗敬拍着胸脯说:“要铜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要多少,我出多少。”蒋介石曾感谢地说:“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已议有办法,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当黄金荣得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就是他的徒弟蒋志清时,颇为得意。3月中旬,蒋介石特派代表王柏龄和陈群先后到上海,带着秘密使命化装潜人了黄公馆,先与黄金荣会晤,然后由黄召集张啸林和杜月笙来密商合作反共清党事宜,并负责统一指挥。然后,杨、陈两人又到杜公馆再次密谈。杨虎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载,在上海反共的关键时刻,“与当地闻人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杜月笙等深相结纳,请其协助”。在“三大亨”里,杜月笙最为坚决地支持蒋介石,他认为机不可失,只有参加反共,将来才有政治地位。于是,上海帮会决定投靠国民党。在历史的抉择面前,最活跃的要数杜月笙,其反共的积极性要高于黄金荣。于是帮会首先拒绝汪寿华方面的种种支持与要求;其次监视中共和纠察队;再次恢复“中华共进会”,召集旧部,建立武装力量,决定必要时对纠察队“施展铁腕”,“一举加以解决”。黄金荣、杜月笙等还向蒋介石表示:愿意承担反共的具体工作,
“全力协助,义无反顾”,“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不久,他们就带领一批“中华共进会”匪徒扑向上海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发生摩擦,为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找到了借口。

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蒋介石定下“整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3月28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着,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古应芬、黄绍?、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汪精卫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4月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因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1]

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骗手段麻痹群众。他刚到上海,对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他派军乐队将一面写着“共同奋斗”4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蒋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绪后,离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监督执行其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计划。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定的态度。但是,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共产党的政策很快发生变化。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麻痹。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信。之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军、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抵抗反应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五月紧急指示”,大意为:

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

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

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

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5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要成立以着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那些迫害工农的军官。

这份文件被汪精卫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手中得到。国民党高层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要武装夺取政权,决心清党。

合作全面破裂

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是为“宁汉分裂”。

同年5月21日,湖南的汪精卫政权下属的一些反共军队发动马日事变。6月5日第三国际代表罗易转发电报给汪精卫,要求其增加共产党对武汉政权的掌控,并处分反革命派,扩大农工武装运动。7月,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武力夺取武汉政府权力之策略后宣布“和平分共”,遂决定取缔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8月1日共产党以“南昌起义”进行全面摊牌。武汉国民党右派在8月开始清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全面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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