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蒋介石依照1812年沙皇俄国战胜拿破仑入侵的战略,制定了一个称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他的战略却注定了他在抗战结束以后的失败。
  斯大林慷慨地向蒋介石传授秘诀。他召见中国大使杨杰将军,请他把实现国家团结的秘诀转达给蒋介石:
  “告诉你们委员长,在战争过程中,如果他希望人民不背叛他,就应该准备杀掉四百五十万人,否则,我想他不会使抗日战争赢得胜利。”……但蒋介石决不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人。
  西安事变的结果是复杂的。
  其直接结果是让人感到可以放心了,因为国共两党不再处于战争状态,都明确地表示希望把彼此的分歧放在一边。
  但西安事变的后果远远不止这些。几乎可以肯定,西安事变加快了日本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步伐。只要蒋介石明显地把消灭共产党作为首要战略任务,日本人就会继续平心静气地慢慢推行他们的高压和吞并政策。但西安事变以后,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蒋介石的战略次序起了变化。1936年11月的一份日本军方的小册子曾详细地叙述了红军长征的过程,并预言政府军队不久将和红军联合起来。第二年初,日本人还注意到一千名青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还有大批的北京学生报名参加二十九军。看到这些情况,日本军方决定加快他们侵华战争的进程。
  “我真的相信共产党已经悔悟了,”很多年以后蒋介石这样写道,“他们真诚地表示愿意和中国的其他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另外,就是在针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中,我也把他们看作中国人,并希望他们最终能再次忠于我们的国家,”
  蒋介石后来对他的决定追悔莫及,因为他认为,他在西安被俘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大伤元气,只要再发动一次“剿共”战役,就足以把共产党解决了。
  当然,那时他已不由自主,他不能指望在他拒绝抗日时还会在内战中获得广泛的支持。但当时国民党占有很大的军事优势倒是真的。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直认为西安事变以后和共产党的重新和解是很大的错误,这次和解造成了1949年的失败。
  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拍电报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下列五项原则:
  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全国的力量反对日本的侵略2、保障言论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
  3、召开各党、各界。各军会议,共同抗日救国。
  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5、改善人民生活。
  电报中说,如果南京政府接受上述观点,共产党将遵守下列五项保证:
  1、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
  2、解散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更名为“特区政府”。
  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遍的民主制度。
  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5、红军接受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导。
  按照共产党的主张接受这些建议,不符合蒋介石的性格。
  这样做意味着委员长丢了面子,因为共产党公开声明蒋介石在西安已经答应或多或少地接受这些条件(是在胁迫下答应的)。
  共产党的电报送到国民党中执委时,他们正在召开全体会议。会议的结果是11天后通过了一个所谓的“根除赤祸案”。下面是蒋介石本人录的这个决议案的内容:
  1、国家武装力量的组织和领导必须统一,以便加以有效控制和进行有效的行动,不允许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信仰的武装力量并存。因此,所谓的红军和它使用各种不同名称的部队应该完全解散。
  2、政权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先决条件。不允许两个敌对政府的同时存在。因此,所谓的苏维埃政权和其他有损于统一的组织应该彻底解散。
  3、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共产主义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违背他们的生存机会和生活道路。因此,必须停止其活动。
  4、阶级的战争是以某个阶级的利益为根据的。
  它把社会分为很多的阶级,使他们互相敌视和倾轧。
  它需要为控制其他集团而采取战争的手段或者诉诸武装起义,结果造成社会的混乱和人民的苦难。因此,必须停止进行阶级斗争。
  由于国共两党即将合作,而且事实上将组织联合阵线,斯大林解除了对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回国的长期禁令。
  就在几个月前,蒋经国还把对苏联政府的忠诚置于对父母的孝顺之上,并用一种很不符合中国人性格的方式声讨蒋介石。
  1937年4月,他回到了家里,并带来了他的俄国妻子。他离开家有十二年,蒋介石深为自己的儿子长期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而担心,他开始对蒋经国进行再教育。
  蒋经国在他的《我的父亲》一书中叙述了他的父亲对他的要求:
  ①我回国之后,父亲觉得我应该读曾国藩将军的“家书”。……[曾国藩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父亲认为曾国藩对儿子的教导同样也对我们有用。每次我给父亲写信,如果他没有时间给我一个有意义的答复,他就要我读曾国藩的某封家书。
  父亲也不断地把他刚刚读过的书寄给我。书里面有许多他自己的评注,重要的地方都划线标明了。
  鉴于我出国时还是个孩子,而且在外国居住的时间太长,父亲担心我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民族精神缺乏深刻的理解。他特别教导我要读孙中山博士的书。
  在1937年5月12日给我的信中,父亲说:“以后,你读书时应该更重视中国的道德观、民族精神和哲学。②孙文(孙中山)的政治理论是中国哲学的基础,在外语译文中不可能全面详细地论述,特别是俄文版抛弃了原书的精华。③因此,你应该在着手研究三民主义之前先把孙中山的政治理论读上两遍,当然,要全部是中文的。你还应该把你的评语写在纸上,等我检查。④在有关民生的章节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特别重要的”。⑤除了研究三民主义和类似性质的书之外,③父亲还指导我广泛阅读古典和历史书籍以及中国哲学家的著作。
  不仅如此,父亲还要求我重读我读过的书,并牢记许多优秀的部分。
  当蒋介石用这些话教育其子时,蒋经国已有二十九岁了,而且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但这位父亲正在补偿失去的时间,他觉得有许多很不幸的教育应该扫除。
  在1937年初的几个星期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逃跑时背部所受的创伤还在剧烈疼痛。但是,在一个矫正器的帮助下,他开始进行康复锻炼,不久就可以主持抗日的准备工作了。
  1937年春,中国的常规军总数达1,700,000人,还配备有59艘总吨位达15,288吨的军舰,以及一支号称拥有200架第一流飞机的空军。
  大约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任命了一位退役的美国飞行员陈纳德上尉为他的空军顾问。陈纳德有机会看到这些介绍给他的飞机,他马上宣布其中只有91架确实是“第一流的”。
  陈纳德是一个粗鲁、刚强、一心奉献和盲从盲信的人(赞成或反对他的人都如此说),他曾因耳聋被美国空军革职。那时正是1936年,他四十六岁。于是他找到一个到中国工作的机会。在一段时期内,陈纳德在中国备战工作中起到很大作用。
  但是,他并不能在某一时刻创造奇迹,遏制日本侵略者的第一轮进攻。
  从这时起,使局势迅速恶化的关键就来自东京了。在东京,军事集团日益强大。军方不赞成再等下去,等到中国新的“统一战线”得到巩固时才发动进攻。他们的方针是马上发动攻势,然后再谈判。
  日本军人还记得1905年他们的先辈曾经在军事上教训了沙皇俄国:他们相信,日苏不久将再决雌雄,当苏联有时间建立起军事实力时,它将重新按照传统在东亚大陆扮演日本的强大敌手的角色,因此,他们认为,尽快地进行对华战争是有意义的,这样就可以在进攻苏联时拥有这个战略基地。
  但是,日本军方还想给政治家和外交家们一个最后的机会,使中国人明白他们的想法。日本驻南京大使川越不厌其烦地提醒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注意“广田三原则”。
  广田是当时日本的外相,他提出:
  (1)彻底取缔中国的反日言论和行动;(2)签定中日反共军事协定;(3)实行日本、“满洲”和中国之间的“经济提携”。
  虽然国共两党前些时候还没有丢掉彼此间的分歧,然而这时却已经有了密切的来往。国民党官员到陕北和共产党会谈,周恩来则到庐山去访问蒋介石。
  4月底,川越回国向政府报告。日本内阁听取了他对1937年5月10日一次重要会议的讲述和他本人对此的看法,然后宣布日本正式派三个师去中国大陆。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日本的意图。
  19日,陆相杉山元公开指责中国“过于自信”,采取“轻侮日本”的态度。五天后外相佐藤尚武宣布,如果日本的声望和尊严受到损害的话,除了战争,日本将别光选择。
  面对正在加剧的紧张局势,蒋介石秘密派遣他的儿子蒋经国去陕西同周恩来就共产党改组一事进行协商,以便南京政府能给予它合法地位。
  6月5日,一个比以往政府更为好战的内阁在东京开始执政。
  广田宏毅重返外务省,这时他宣布他本人1935年炮制的“广田三原则”已不适用。
  很明显,日本在等待一个“意外事件”,或者说正准备制造一个。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有意策划,7月7日,这天是星期二,出现了一个偶然事件。那天夜里,日本军队以宛平城为假想目标进行军事演习。宛平是位于卢沟桥附近的一座高墙环绕的小城,在北平东南15英里处。日军声称他们的一名士兵失踪,想把他找回来。中国守军的指挥官回答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
  按照中国的说法,日本人随后开火了;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是中国人先开火的,但这无关紧要。日本军人现在已经找到了“意外事件”,他们将全面加以利用。六天内,两万名日军被部署在北平地区。
  对于蒋介石来说,一切很清楚,第二次中日战争开始了。
  7月17日,在庐山的一次会议上,委员长指出,和平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他说:“我们寻求和平,但我们不能不惜上切代价换取和平。我们不想进行战争,但我们可以被迫自卫。”
  蒋介石把和平条件交给日本政府,带有反击的性质。
  日本应该承认对华北的战争负责,由官方出面道歉,并赔偿损失。
  7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宣布,中国以四项原则作为和平的最低条件:
  (1)任何解决办法不得侵害中国主权及领土之完整;(2)冀察地区的行政组织现状不容非法改变;(3)中央所派官员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在北平地区)。
  作为回答,日军对中国设防城市屡屡发动进攻。7月29日,当中国“保卫和平部队”在天津进行反击时,日本用飞机进行狂轰滥炸。接着,他们攻进并占领这座城市及北平,宣布他们进城是为了“保护”人民。
  既然战争已经爆发,蒋介石就要行使国家的领导权。在向全国所做的一份报告中,他宣布,他的政府将领导全国“苦战到底”。
  在北方,共产党也一直表示抵抗日本的进攻。共产党的路线经过反复探讨,并在1937年8月洛川的一次重要会议上确定下来。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全面控制党。参加会议的代表在对日本的最后一战上取得一致意见。
  在“洛川声明”中,共产党号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把战争进行到底;动员并武装全国人民;建立游击队;铲除汉奸;主张所有政治党派活动自由;建立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全国议会以及铲除腐败,向地方征收赋税,反对投机倒把,简化税收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声明”表示,共产党将和国民党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8月21日,苏联和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南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9月23日,一份国民党的声明标志着国共之间新的联盟正式形成。
  这份重要的文件是双方各自对意识形态分歧进行一系列更动的结果,双方作这些让步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7月15日,共产党曾把一份宣言交给国民党。但国民党没有立即发表。19日,根据冯玉祥的说法,蒋介石、周恩来以及一些高级官员在庐山会谈,据说委员长承认了共产党在某些抗日前线地区建立的政权。以后,一直到8月15日“洛川声明”发表,双方都保持沉默。到了9月22日,国民党突然发表了7月15日共产党的宣言,继而在第二天的声明中又肯定了这个宣言。至少在文件中,共产党是愿意做出以前他们曾经拒绝做出的让步的。宣言列举了三个目标并承认四项义务。
  三个目标是:
  1、发动抗日战争,收复失地,为独立、自由和全国解放而斗争。
  2、建立一个民主政体。
  3、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共产党愿意承担的四项义务是:
  1、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2、停止用暴力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3、改组红军占领区的政府,使之成为抗日前线地区的民主政府。
  4、红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并接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国民党政府注意到这些承诺。它宣布:“国家的意志高于一切。”
  蒋介石和毛泽东长期以来都在为他们和他们的国家所面临的局势冥思苦想。
  两个人都有各自的计划和战略,但是毛泽东看得比蒋介石远。
  蒋介石的战略是一个为中国、为他的政府、为他本人求生存的战略。而毛泽东则想到要在对日战争中求发展,以便战争结束时能成为胜利者,他的战略是一个取得最后的政治胜利的战略。在这一点上,蒋、毛二人有所不同。
  蒋介石对1812年沙皇俄国胜利地粉碎拿破伦入侵一事印象颇深,他制定了一个被称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当敌人进攻时,中央军就向后撤退,实行焦土政策,把既没有食物也无栖身之处的地方丢给侵略者,不求迅速决战。这样日本将深深地陷入中国广阔的内地,到一定时期日军的战线就会过度延伸,它的交通线将达到并超过其后勤补给的最大限度。
  蒋认为,当全面侵华的日军被无休止的战争弄得筋疲力竭、精神崩溃的时候,决战的时刻就到了。
  从侵略者和反侵略者的力量对比来看,蒋介石的战略是有意义的——但在军事上、心理上和政治上,他的战略却注定了他在抗战结束以后的失败。
  就在他进行大踏步的军事撤退时,共产党在广大的沦陷区开展了活动,通过骚扰日军表现出了他们爱国的英雄主义。通过对他们所控制的甚至是远离抗日前线地区的卓有见识的改革,共产党将人民集合到自己的旗帜下,在人民中“如鱼得水”
  (毛泽东语录中的话)。
  值得怀疑的是蒋介石是否想到过这些。他总是想在对付日本人之前消灭共产党,到后来他也可以宣布自己一贯正确。但是,毛泽东所清楚地预见到的社会和战略时机却出于他的政治构想之外。
  他认为,如果抗战胜利,他将在光荣和胜利的气氛中获得政治上的胜利,而且他的力量将大大超过共产党。但他几乎不能预见到日本是在斯大林的军队控制东北的情况下投降的。他也没有预见到由于中国当时的情况,美国人可能出现的不利于他的倾向。他更加预见不到毛泽东将会创建一支不可战胜的农民军队,这支军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渴望国民党早日垮台。
  但这些都是以后的事。这时面对的现实是日军的残酷进攻,在抗战初期,北平和天津迅速陷落。蒋介石决定放弃华化,他的主力将集中在长江一线。除了华北,他决心让日军为占领每一块土地而付出代价。
  为了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理由,蒋介石决心不顾一切,决定不仅在上海进行防御,而且主动地寻求战机,在军事上,这种决定毫无意义,而且也遭到德国军事顾问们的反对。
  谁都清楚,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将遭到武器先进的日军飞机的轰炸。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他用一些最精良的部队去冒险,而不保存实力,以备以后无疑会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战役之用。
  这是军事常识,但是蒋介石想向日本人和整个世界表明,他做出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必须让日本明白,这次不同于1931年和在此之前的几次军事侵略;他们面对的是全中国人民的抵抗。
  保卫上海的战役开始于1937年8月8日,直到11月8日结束——历经三个月的残杀,中国军队付出伤亡几十万人的代价,准确数字不得而知;日本军队的损失是伤亡六万人。战斗发生在距离租界区五英里的地方,大部分战斗在中国居民区进行。一天,一个中国飞行员准备袭击停在黄埔江一个码头上的日本战略舰,由于错误地判断了目标,他把炸弹投在拥挤的租界商业区,炸死一千多人。
  在淞沪决战中,有三位要人伤亡。其中之一是英国大使许阁森,他正乘车从南京到上海,一名日本飞行员用机枪打中他的脊推骨,还有一个是蒋夫人宋美龄,当他的司机为躲避敌人的袭击把汽车开到路边时,她受了重伤。和她在一起的是w·H·端纳,他也伤得不轻。
  在上海会战期间,委员长不断地和每一位将领保持电话联系。他每天晚上平均断断续续地睡上三四个小时,他还两次亲临前线视察。最后,日本人从南面包抄了中国军队,使中国军队全面溃退,乱哄哄地撤向南京。
  这场战役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震惊了日本侵略者。它向世界表明,中国人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能够拼死战斗。
  在11月9日纽约《时代》记者蒂尔·德丁的一次谈话中,蒋介石警告说:“敌人没有认识到中国领土是不可侵犯的。中国是打不垮的。只要在敌人的侵略下还有一块自由的中国上地,国民政府将永远是至高无上的。”
  几天后,一次新闻茶会突然被日本的空袭所打断,外国记者描写到蒋介石怎样走进花园,当炸弹落在他身旁时,他怎样奇怪地观望着。生理上的恐惧从来就不是他性格的特点。
  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进行迂回包抄,把中国军队赶出上海,在日军登陆时,他们带着许多折叠船,用以通过太湖运输增援部队,太湖是位于苏州的内陆湖——它是上海和南京之间的天然防线。日军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迅速挺进震动了全国。蒋介石携夫人于12月7日离开南京,这是日军到达的前两天。临走之前,按照他比较赞许的象征性礼节,他祭奠了位于山坡上的中山陵,并发誓为实现孙博士的理想战斗到底。后来他在汉口建立了临时政府。
  南京守军坚持了两天。两天之后,面对日军的不断空袭,在日军11日进入外城之后,南京陷落了。日军怀着疯狂的杀人欲,在他们的指挥官谷寿夫的放纵下,疯狂地进行烧、杀、奸、掠,多达10万名中国军民惨遭屠杀。世界舆论为之震怒,就连日本内阁也觉得有必要把谷寿夫召回国。
  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头五个月出现的不仅是包括中国首都陷落在内的灾难性军事失利,而且还有外交上的大失所望。
  蒋介石曾指望西方民主国家的帮助,但没有一国肯帮助他,这时正是欧洲推行绥靖政策的时代,也是美国实行。“孤立主义”的年代,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声明,认为日本在中国的行为是对1928年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和1922年九国公约的践踏。但是,美国没有向中国提供援助,属于私人所有的美国废钢继续运往日本。国际联盟也谴责日本,但无济于事。
  11月15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列国会议决定在中日争端中无限期地中止九国公约。日本很清楚西方舆论的和平主义色彩,因而采取不对中国宣战的办法,钻国际法的空子,使各国陷入道德上进退两难的困境。
  英国卖给蒋介石几架飞机,但拒绝同时提供枪支。澳大利亚拒绝使用一架被派往美国的波音飞机同中国进行联络,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卷入中国事件的决心如此之大,以至于面对日本人不寻常的挑衅行为他们也无动于衷。
  一艘英国轮船被日军炸弹击沉,这艘“瓢虫”号是被岸上的炮火击中的。后来又出现了臭名昭著的“帕内事件”,一艘美国炮艇“帕内号”在12月4日被日本空军击沉。日本飞机低空飞行,用机关枪扫射企图乘划艇逃走的幸存者,结果死3人,伤17人。
  德国人的态度模棱两可。1936年11月,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德国军事教练团仍在蒋介石的部队里任职。
  1937年11月底、日本人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洽,请他把日本结束战争的条件转交蒋介石。12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陶德曼大使。他丝毫也不相信日本的条件,但还是一言不发地听着。日本要求承认“满洲国”;建立非军事化地区;中国同反共产国际集团合作;签订中、日和“满洲国”之间的经济协议;改变关税壁垒;中国对日本进行“必要的赔偿”等。蒋介石说明他对这些条件不感兴趣。
  不管怎样,当日军逼近南京时,德国人撤走了,那时他们以为不久就能强加给中国一个强制性的和平。
  只有一个大国能在中国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那就是苏联。
  8月21日的互不侵犯条约事实上和国共之间的第二次合作一样,为苏联援助中国铺平了道路。
  斯大林并不比西方列强的首脑们更愿意卷入中国的冲突,但他充分认识到日本有对苏联远东地区进攻的计划,因而想让,蒋介石尽可能地损耗日本的兵力。蒋介石通过中国驻莫斯科大使杨杰将军了解到斯大林的意图,就派他的密友、前教育部长陈立夫到莫斯科商谈一桩武器交易。
  1938年初,苏俄向中国贷款1亿美元。此后不久,苏联的武器和装备通过中亚从陆路运往蒋介石的部队。在规定的期限内,中国相应地把钨、羊毛和茶叶运往苏联作为偿还。1939年7月,苏联又一次向中国贷款1.5亿美元。苏联还派出五架苏联飞机,并配备驾驶员,以加强中国的防空力量。
  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的努力失败以后,德国军事教练团撤走了,也有一些人以个人名义自愿留了下来。
  大批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成员来到中国——大约有500人,其中有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名声大震的将军:朱可夫和霍可夫。
  那时苏联国内的“肃反”正在全面展开。
  12月底,斯大林慷慨地向蒋介石传授他当时的经验,他召见中国大使杨杰将军,请他把实现国家团结的秘诀转达给蒋介石:
  “告诉你们委员长,在战争过程中,如果他希望人民不背叛他,就应该准备杀掉四百五十万人,否则,我想他不会使抗日战争赢得胜利。”
  他解释到:在苏联,任何嫌疑分子都会立即被逮捕,送到内务部。一旦进了内务部,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西伯利亚就是地狱。
  尽管蒋介石偶而也表现得毫无怜悯心,但他决不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人。
  然而不久,他就对惩罚感兴趣了,他发现迅速处决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惩治办法。
  山东军阀韩复榘由于不遵守委员长的命令,率领所部撤出山东,把山东让给了日本人。委员长下令逮捕他,送交法庭判决,并于1月24日将其处决。同月,还有另外九名军官被枪毙,三十名军官因有背叛嫌疑而被革职。
  但是其他军阀却受到重用,在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包括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和白崇禧,白崇禧还担任了总参谋长。特别是冯玉祥,他从韩复榘的死中捞到好处,把韩的侄女纳为妾——后来冯玉祥夫人把她从家里赶了出来。
  南京陷落以后,蒋介石放弃了他所有的行政职务,他辞去行政院长之职,让孔祥熙继任。
  从那时起,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他曾决定集中精力进行一些军事战役。
  其中一部分战役取得胜利。例如,在山东南边的八庄,日军在现代意义上的直接战争中受到第一次沉重打击,损失4.2万人。在郑州会战中,国民党用炸药炸开黄河大堤,致使河水泛滥,几干名日军被淹死,洪水还吞没了日军许多大炮和其他装备。
  但很多无辜的百姓也在洪水中丧生——到底死了多少人已无从知道。蒋介石人为地制造的洪灾淹没11个城市和4,000个村庄,共计两千万农民被迫离开家园。
  正是诸如此类的事件使得千百万默默无闻的农民不断地远离国民党的统治,转而热烈地欢迎中国共产党。
  虽然蒋介石已经辞去了日常行政职务,但他希望他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确认。1938年3月29日至4月2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适时地授予他这种权力。他当选为党的领袖(总裁),对所有国民党的决定拥有最后裁决的权力。
  他需要一位副总裁,于是毫不犹豫地选中了他的对手汪精卫,汪很有才能,也很不可靠,但是,让其担任公职,接受领导比让其逍遥自在和密谋策划更为安全。
  汉口时期一直到1938年10月告一段落,身临其境的外国观察员报道了这个国民党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面对死亡的危胁和强敌入侵的压力,在混乱中达到了一致的和谐与统一,一些作家和记者以及有才能的专家来到这个临时作为首都的工业城市,为抗战尽他们的一份力。国共两党携手工作,在内政和军事计划上进行合作。
  蒋介石本人住在武昌,每天早晨乘渡船过河到汉口的政府办公室。
  一次对他本人住处的空袭炸死了他的十名警卫,迫使他放弃原来的消遣方法:在街上散步,也不管有没有灯光,身边有没有警卫,空袭时正在召开一个不寻常的外国记者招待会,可能是某个记者把这个情况透露给了日本人,这使得蒋介石几个月里都不愿接待任何外国记者。
  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混乱。
  在此之前,尽管经受了不断的内战和自然灾害,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
  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了繁荣的纺织和消费品工业,这些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其它沿海城市。但是几乎不存在什么重工业,战争爆发时,钢的总产量每年不超过10万吨。在战争开始之前,蒋介石召见他手下很著名、很有能力的经济事务部部长翁文(氵颖)博士,让他制定出一个把工厂和工业全面转移的计划。
  翁文(氵颖)为人和蔼,工作卖力,而且非常廉洁,他在某个时候完成了这个计划,1937年7月,日本一发动进攻,大转移就开始了。
  上海的企业家和商人行动缓慢,他们希望能保护自己的财产,只有14,000吨的设备能在上海陷落前转移。从现代化的上海机器厂和其他工厂运出来的机器被装上划艇,用树叶和树枝掩盖起来,然后运往长江上游。日本飞机一出现,就马上用芦苇把船伪装好。在其他地方,设备的转移工作是迅速而有成效的。
  在远离东部地区数千里的西部四川省,工厂和钢铁厂重新组装起来,一些设备厂则隐蔽在山洞里,中小学和大学也向西部转移,到1939年秋,在大学注册的人达4万——比战前的最后一学年多8000多人。基本力量和设备的保存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以后,日本攻势暂停,他们希望蒋介石不久就能投降。
  当他们发现蒋介石并无放弃抵抗的迹象时,就又发动了新的进攻。当日本人深入中国内地时,千百万中国老百姓在他们到达之前拥挤在道路上,做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迁移。澳门和苏州在5月失守。6月,开封和安庆沦陷。
  同时,在遥远的地方,日军决定试探性地进攻苏联远东军。1938年12月7日,日本驻苏大使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朝鲜及苏联和中国的接界地区,宣称这个地区应归属“满州国”。在随后的军事冲突中,日军先是取得了胜利,接着又在8月11日被击退了。
  对于蒋介石来说,从象征和心理意义上讲,最坏的新闻莫过于广州这个革命的城市不幸在10月21日失守。在城市陷落之前,敌人无休止的轰炸使3000人丧生。
  四天以后。汉口这个临时首都陷落了。在10月25日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一篇讲话,他说:“尽管敌人暂时占领了武汉,但他们耗费了十一个月的时间,伤亡数万人。他们占领的只是一片焦土和一座空城……从现在起,我们将全面开展抵抗运动。”
  蒋介石曾想在岳阳建立临时指挥部,岳阳位于武昌和长沙之间,但是他发现这座城市大火冲天,用来制造焦土的火焰正在蔓延。他认为毁城为时过早,因此把两名高级军官送交法庭审判,予以枪决(原文如此——译者)。
  依靠微弱的空军,中国人面对日军不断的空袭几乎无能为力。但是,1938年2月24日,中国空军在台湾的台北上空击落四架日机。5月20日,中国的大型单翼飞机向日本撒下很多传单,表明日本人没必要躲避中国人的空袭,中国人并不象日本人那样肆意屠杀和平居民。
  这一年不仅对后退的中国人,而且对进攻的日本人来说也是艰苦的一年,霍乱和疾病使日本人损失惨重。
  但是,在1938年底,日本就宣布他们占领了有1.7亿人口的1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
  日本还令人难以置信地宣布,作为死亡5万日军的代价,80万中国人在战争中被打死。此后,日本停止了大的攻势。第二年,日本也没有进一步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这种形势出现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安顿下来。他们的军队现在和海上断绝了联系,除了苏联的援助物资取道陆路从中亚和缅甸公路运进之外,他们完全处于战略上的孤立状态。
  对于蒋介石的“大撤退”,日本军事战略作家末至磨在他七十年代的著作《日本的血腥战争》中有这样的描写:
  尽管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落后、缺少训练而遭受重大损失,他们仍然拥有七百万一线作战力量,不断骚扰日军,使他们疲惫不堪。
  实际上,使日军很头疼的是中国军队“以撤退代替进攻”的战略。虽然存在着区域性的战斗和小规模冲突,但是一般说来,中国军队是以撤退(而不是进攻)来达到他们的战略目的。
  中国领土“广阔而纵深”,中国军队行动迅速。
  疲乏的日军迫不上他们,特别是在供应线经常被切断之后。
  正因为如此,中国军队的主力一直没有遭受决定性的打击。日军几乎是顺利地占领了城市、据点和铁路……但他们要照顾如此之大的地盘,这无疑是一种失败。
  从中国军队的角度来讲,这当然并不是一种胜利;但从另一方面讲,也不是一个失败。中国人使战争向内地发展,从而在那里展开决战。
  日本军队的传统战略是突破敌人的前线,把敌人劈成两半,进行迂回包抄和各个击破。但是这种战略对中国军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在日军突破之前,他们就会转移到另外一个阵地。从技术上讲,中国军人很有灵活性。
  那时,有人建议日军应该缩小战区,主要驻守华北、南京和上海。
  但中国军队遵守“撤退代替进攻”的原则;一旦日军撤退,他们就进行追击……结果,在这个有广阔土地的国家,一场战略对峙持续了四年半。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包括死于战时疾病的人,日军人员损失已达115万人。
  这份日本人的叙述有助于纠正这时侵华日军的声明,虽然作者错误地估计蒋介石想在内地进行“决战”。
  这年年底,日本人又进行进一步的“和平”试探,这一次是由首相近卫在12月22日发表公开讲话。他声称:中国正在为“新生”
  作准备,它现在可以加入新的东亚经济秩序。
  这月初,早已和日本人有秘密接触的汪精卫企图说服蒋介石接受日本的条件。他做过两次努力,一次是在12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务会的一次会议上,另一次看来是16日他和蒋介石之间的一次情绪激动的私人会谈。
  汪精卫的一个同伙陈公博后来披露,汪精卫曾两次很信任地对他谈了自己的想法,时间是1938年11月月初和月底。
  在第一次谈话中,汪精卫告诉他:和日本人媾和的机会正在丧失。从谈话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汪还补充说,一旦时机成熟,他将离开重庆。
  第二次,汪精卫通过一份电报要求陈公博从重庆到达成都,他告诉陈:中日之间和平的时机已经成熟。日本首相公布了下列原则:
  1、承认“满洲国”。
  2、在内蒙古签订双边反共产国际协定。
  3、在华北进行经济合作。
  4、废除外国特权和领事裁判权。
  5、双方互不赔偿损失。
  如果中国同意这些原则,日本将在两年内撤军。1938年12月20日,汪精卫离开重庆,假装到昆明去,但在烧掉自己的船后,他到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
  在汪精卫的出走中,有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根据冯玉祥的说法,汪精卫的妻子两周前就带着全家和行李乘飞机离开了。那时,出入重庆的交通全部控制在军统局戴笠手里。普通的乘机旅行者要先登记,经过审查和批准,而高级官员则需要蒋介石本人的批准。
  既然汪精卫和他的随员乘机去了昆明,在他离开之前戴笠怎能不向蒋介石报告呢?汪精卫不可能乘飞机“溜出”昆明,如果蒋介石想截住他一定会成功。
  因此,后来没人能接受这种说法,即蒋介石本人对汪精卫要在南京建立一个傀儡政府的最后计划一无所知。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开除汪精卫。
  在此前不久,即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拒绝了日本的条件,他反驳道:“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新生’,实际意味着一个独立主权的中国的灭亡和一个受奴役的中国的出现。所谓的‘新秩序’的前提是中国沦为奴隶国家,并和日本一手炮制的‘满洲国’拴在一起。”
  在对峙中,悲惨的一年过去了,但是,更多的考验即将到来。

对国共合作一段蜜月的奖励,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姿态。蒋介石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
  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不乘胜转入进攻。但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到内地,按兵不动。
  毛泽东不愿让八路军冒灭亡的危险,断然拒绝了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打击中国北部的新增日军的请求。
  当年在重庆的人们还记得,那时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而现在它又成了一个普通的城市。
  在1938年中国大溃败之前,重庆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它是四川的一个商业口岸,省内的丰富物产都由这里运出。它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把中原大地与高耸的喜玛拉雅山连接在一起,1938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了重庆,使其人口由20万猛增到100万。
  这些新来的人当中有政府官员、商人、金融家、仆人和其他各种人,他们一呆就是六年,在这期间,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学会了如何忍受重庆寒冷潮湿的严冬、闷热难当的酷夏以及明沟散发出来的臭气。
  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和广东人来势如潮,而四川人倒成了少数。最后,日本战败,这些外省人纷纷离去,重庆又重新成了从前那个无人间津的边远地方城市。
  在这些新来的人中,有二、三十万是穷人,他们全挤在旧城的城墙内。而那些富人、不那么穷的人或更有办法的人,则在城周围的山坡上建起了豪华程度不同的住宅或别墅。其中最气派的一幢位于长江边的黄山;是委员长和蒋夫人的寓所。
  当然,委员长在总部大院里还有一个市内的住处。后来,他又在城市的另一边修建一组别墅,作为他款待国宾的地方。
  1938年12月28日,美国的陆军武官瑟夫·w·史迪威到蒋家的市内住所拜访了他们。这是一次很简短的会谈,只进行了十五分钟,态度十分诚挚,与后来他们之间的激烈争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在汉口的最后那几天里,史迪威就见过蒋夫人,他们俩很投缘,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次在重庆,史迪威却是头一次见委员长。
  尽管会谈气氛融洽,但史迪威却对这位中国领袖印象不佳,他在一个月之后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他的这种看法。
  他认为蒋介石对其指挥中一直存在的混乱局面负有直接的责任。他还批评蒋介石对部下不信任,并认为这是因为蒋介石想独揽大权,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胁。
  史迪威是个精明而难于相处的职业军人,他了解中国,而且懂中文。他对达官显贵没有敬仰之情,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这并非是出于什么策略。他的浑名“刺儿头”很能反映他的性格。
  头一次见蒋介石时,他的使命已将近结束,他们间的那些大吵大闹发生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
  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已不再是蒋介石最担心的事了。相反,两个国内问题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卫和共产党。
  一月份,委员长派王鲁樵到河内跟踪汪精卫,此人二十五岁,毕业于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的警官学校。他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他找到了目标,但没有打中,却击倒了汪精卫的一位朋友。后来,他又从河内一直跟踪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劳苦换来的是被法国入关了六年的监牢。
  共产党是个更让蒋介石头疼的问题。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党在两百人的国民参政会议中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战时最高决策机构。
  起先在汉口,后来在重庆,共产党都有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长驻代表团。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是张治中将军,副主任是周恩来,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许多左翼党派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后来担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对戏剧电影的创作、上演和制作实行全面的控制。北京大学的一位姓张的教授,是个同情马克思主义者的留德哲学家,担任政治部机关刊物《战时文化月刊》的主编。埃里克·周从1938年12月起曾在张的手下当过七个月的副主编。据他讲,张与周恩来交往密切,而且只雇左派人士(当时也包括埃里克·周)
  做编辑人员。张同时也是国民参政会议中的一位积极的代表。
  当时一些地下共产党人成功地打入了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机构。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银行担任管理工作,并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还有王炳南,他在CC团的据点社会福利部负责组织工作。后来,在国共和谈时,他却成了周恩来的主要发言人,后来又出任北京驻华沙的大使,在50年代后期,就台湾的地位以及其它有争议的问题,与美国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他的德国夫人安娜是孙中山夫人的秘书,常常和外国记者和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们提供新闻或政治传闻。
  在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容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容忍了他,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影响到苏联给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对这段蜜月的一个奖励就是,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委员长的姿态。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他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一群来自各国的左翼作家出现在重庆,为建立这种新的形象出力。
  同样是这批人,后来反对蒋介石,为他塑造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万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时却让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仅仅是温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在汉口,曾出现过磨擦。1938年秋,当周恩来重新提出以往允许国民党共产党双重党员身份的做法时,蒋介石原有的对共产党意图的怀疑进一步加重了。他立即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力量解散红军,并使红军战士以个人身份合并到国军中去。
  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怀手下的两万陕西红军于1937年8月改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名义上讲,朱德的部队受辖于北方山西省的阎锡山将军,但实际上,八路军接受的是毛泽东的命令。
  1938年春,长江以南的红军零散部队又得到允许,在叶挺手下改编成新四军,名义上接受国民党将军顾祝同的指挥。
  根据共产党对这场爱国战争的官方历史记载,八路军由1937年的45000人增加到1940年的400000人,而新四军则在同期由15000人增加到100000人。这里,1937年的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对于1940年大大增加后的数字,却没有理由怀疑。
  共产党在敌后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力组织群众。在绝大多数地方,农民受尽了日本人的蹂躏,都十分愿意加入共产党,而共产党反过来则十分注意不脱离农民。通过发动农民,共产党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1939年5月,当寒冷季节里笼罩着重庆的大雾散去时,日本人便开始了在这座城市的空中轰炸。头一次空袭是在5月3日,造成5000人伤亡。
  防卫的人既没有高射炮,也没有可以躲避空袭的地方。这次空袭一结束,蒋介石和他夫人就露面了。和往常一样,蒋介石训斥了他那弱小的空军的几个指挥官,指责他们太无能。
  他命令何应钦负责群众的撤离工作,自己则隐居到最近的一座山上,静静地思考中国的问题。
  空袭一直延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到1940年春天又开始了规馍更大的轰炸。这时,人们才终于建好了足够的防空洞和掩蔽处。轰炸得最厉害的是1941年,最长的空袭间隔是五个小时.最短的只有一个半小时,就象在德国狂轰滥炸下的伦敦一样,重庆遭了殃。
  在1930年的5月,日本人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他们对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的边境进行了攻击,以试探苏联是否决心参战。
  对此,俄国人予以了猛烈的还击。呆在中国无所作为的朱可夫将军正闲得发慌,8月20日,他带领俄国人和蒙古人奋起出击,重创日军。这下东京得到了它想知道的答案。
  但是,仅仅三天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日本人和全世界大为震惊:苏联与纳粹德国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
  现在,日本不仅知道苏联人如果受到进攻就会反击,而且也知道他们不能指望德国人,协调一致的战略是不会有的,尽管还有一个反第三国际的协定。使日本人尤为伤心的是,当时他们正在和德国人商讨建立一个对付苏联的联盟。结果这个会谈很快就中断了。
  从九月份起,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势力扩展到了北方的陕西。河北、山东以及长江下游的江苏和安徽。
  1939年8月28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P·J·尼赫鲁,在蒋介石的山庄会见了蒋氏夫妇,三个人在日本的空袭声中谈了好几个小时。
  从那时起到这年年底,蒋介石的军队失去了长沙,后来又收复了长沙,并在一场战斗中把日本人赶出了广西。此间,中国南部的昆仑关几经易手,最后在12月31日的决战中又重新被中国人控制。
  这时,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乘胜转入进攻。
  后来,这种消极的做法使史迪威大为恼火。但是蒋介石的战略是撤到内地,按兵不动。他已经如愿以偿地挫败了日本人的锐气。他没有求胜的计划,他只求生存,只求在持久力上超过敌人。
  他猜测,美国人迟早会被拉进这场战争,到那时,他将是牵制了一百多万日军的有功之臣。也许连苏联人也会卷进这次战争。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已经帮了斯大林的大忙,他们转移了威胁苏联的日军大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何要在军事上竭尽全力,把他将来用于对付共产党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消耗掉呢?
  蒋介石的固执将在他后来的失败中再次表现出来。
  当他坐等日本人进攻时,共产党更加深入地打到了日本人的后方。他们并非每仗都打,但他们打的仗足以让人觉得他们已转入了进攻。日本人不时地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烧毁村庄,犯下了种种暴行。
  但是每次报复之后,共产党越变得更强大了,人们对他们所抱的期望也越来越大。而蒋介石在重庆或坐等观望或不安地来回踱步,总是固执己见,他没有看到,他这种按兵不动的做法正在为他开辟一条通向垮台的道路。
  即使在战争已经爆发之后,蒋介石仍无法完全摆脱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
  军事历史学家陈晓伟将军1957年在香港曾和埃里克·周谈起过这一点。他说,蒋介石把整个战场划分成若干个独立的战区,其目的在于建立独立的作战单位,让每个单位自己去抵挡进攻中的日本人。这样,日本人向内地推进得越深,他们在所经过的战区就会遇到越多的抵抗。
  这个计划的弱点在于,各战区的指挥官没有按照所期望的样子去做。各省的部队在保卫家乡的战斗中打得不错,但他们没有准备到远离本省的地方去抗击日寇。光这一点就足以使国军无法转入进攻,即使蒋介石愿意把他直接控制的装备和训练较好的中央军用于进攻而不是防御。
  总的来说,国民党的军队在打游击战方面无法与共产党相比。
  蒋介石曾在湖南省的衡山地区开办了一个训练游击队伍的学校,以达到从后方骚扰日军的目的。
  冯玉祥来到这个地区,看到5000名年轻精壮的村民正在省长的手下接受游击战的训练。然而,他们的热情弥补不了训练上的不足。训练时间太短,实战训练不够。因此,冯将军预言,这些游击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此话果然言中。
  国民党雄心更大的游击计划是在河北省。在冯玉祥的推荐下,委员长任命鹿钟鳞担任河北省省长兼河北和察哈尔的总司令。当时,河北省政府已撤退到洛阳。鹿钟鳞从洛阳出发,过黄河,向北进发,到达河北时,他召集了300000到400000自带长枪的民兵。带领他们骚扰日本人,并重创敌军。
  但是,蒋介石每月在他们每个人身上花的钱还不足六元,而当时一顿简单的饭就不下一百元。(原文如此。——译者)尽管有爱国之心,但每月六元钱活命都不够。结果,这个计划以失败告终。
  但是,有一个地方的国民党游击队的确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山西省西北部的游击队,这个地区因出产煤和其他的矿产对日本人极具吸引力。
  战争初期,日本人就占领了省会太原,并控制了铁路,但是他们没能打垮山上的游击队,在整个战争中,这批游击队几乎随时都可以下山来,重创日军。他们一共钳制了500000日军。
  1940年头几个月里,最让人震惊的新闻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政治上的:汪精卫完全成了日本人的傀儡。
  当他1938年底逃到河内时,蒋介石所作的唯一的公开反应就是在1939年1月7日发表一个声明,说明他和汪精卫事先没有讨论过与日本讲和(这不是实情)。
  过了许多年之后,有人让霍林顿·唐站出来说,蒋介石当时是想给汪精卫留条后路,让他再考虑一下他的行动。
  我们已看到,实际上蒋介石已派了杀手去刺杀汪精卫。当看到刺客显然不可能成功时,蒋介石的政府在1939年6月8日发出了捉拿惩罚汪精卫的命令。
  7月9日,汪精卫指责蒋介石在“为赤色分子帮忙”,要把中国引向灭亡。随后,他宣称自己是“正统的中国国民党”的领袖。这个伪国民党开了一个“第六届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汪精卫为“主席”。
  到1940年1月底,日本首相米内光大将又提出了一项“和平”建议。他间接地提到由汪精卫来组织新政府,在这个政府里,“甚至连蒋介石将军”和重庆的其他官员也都可以接受。一个月之后,有报道说,汪精卫“政府”已与日本签定了“八条协议”。
  所有这些行动的高潮是在1940年3月30日,这一天,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整个过程像一出奇特的闹剧。汪精卫不仅把自己的党称作“国民党”,并全部照搬国民党的口号,而且还使用孙中山设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这样一来,重庆和南京两个首府上空飘的是相同的旗子。
  汪精卫的“政府”甚至还征集了一支军队,他们给被抓来的“士兵”两个选择:要么参加这个军队,要么枪毙。毫不奇怪,这支军队有许多人开小差。1941年9月,在河南北部,30000名汪精卫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日本军官,转到了蒋介石这边。
  日本一直等到11月30日才承认它的傀儡政权,“满洲国”
  也跟着承认。1941年7月1日,德国和意大利以及轴心国的卫星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相继表示承认汪伪政权。西班牙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在重庆,蒋介石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把汪精卫的一个同谋石友三送上了军事法庭,并将他处决;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155名被认为是暗中支持汪精卫的人。
  传统的看法显然认为汪精卫是个典型的叛徒和傀儡,是一个卖国贼。
  但是,所有这些情况实际上要比战时人们所看到的复杂得多。汪精卫曾是孙中山最亲近的一个学生。在权力斗争中,他败在了蒋介石手下,受到了排挤。但是,他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并不能作为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所为的唯一解释。
  据陈公博讲,他是在1932年就对抗日产生了疑虑。在此之前,他是支持抵抗的,但是长城古北口之战使他十分失望。从幸存的中国将领那里,他得知士兵们根本无法抵挡日本人,因为他们的武器与敌人的相比大落后了。这件事使汪精卫认为,讲和比抵抗强。
  1946年,《大公报》的创建者之一胡霖告诉埃里克·周,汪精卫在1932年的欧洲之行以后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共派。
  从此以后,在私下的谈话中,他常常自责曾领导过国民党的左翼。他认为,欧洲对共产主义的担心超过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担心。他把“真正的中日合作”看成是亚洲的一个稳定因素。
  但是,由于害怕分裂国民党,他的这些思想一直到1935年才公开。当时,他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向政界、商界及文化界的人士传播他那些与日本讲和的主张。
  随后,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必须承认,与法国沦陷后的贝当和拉瓦尔相比,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没有那么多可为其辩解的理由,因为中国还没有被打败。
  尽管如此,汪精卫似乎已完全相信,在日本强大的武力面前,中国不可能获胜,而且,与全面失败后强加的和平相比,在1939年或1940年进行和谈会产生更宽松的条款。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今后将拒绝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对于汪精卫及想法和他一致的人来说,这个声明使和谈的可能性完全破灭了”。如果日本人推翻不了蒋介石,又不与他打交道,那么前景将是无止境的战争。
  唯一的办法看来只有以另一个政府领导人取代蒋介石,此人要有一定的履历和声望,必须是讨日本人欢心的。只有汪精卫自己符合这些条件。
  起初。日本人自己选中了老牌军阀吴佩孚作他们的傀儡。
  但是他轻蔑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殷勤表示,日本人曾暗示汪精卫,他们准备在敌对状态结束后的两年内从中国撤走其军队。
  但是,一旦他“就职”,日本人就根本不愿再作这种承诺。
  事实证明蒋介石选择抵抗是正确的。
  对于蒋介石和中国来说,1940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的年份。
  西欧的战争灾难给中国带来了不利的后果。利用法国的沦陷,日本向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碟,要求它关闭由河内到中国的铁路。英国人退出敦刻尔克之后也是元气大伤,并陷入了孤立,利用英国的困境,日本要求英国立即关闭香港边境和缅甸公路.否则将以战争相威胁。温斯顿·丘吉尔在绝望中求助于罗斯福总统:如果战争到来,美国会帮助英国对付日本吗?然而,当时美国自己也很虚弱。而且,在罗斯福看来,让他的国家为挽救大英帝国的家当而卷入一场战争,在政治上是无法考虑的,7月12日,英国入关闭了缅甸公路。让他们的良心得到一点儿安慰的是他们加上了一个附带条件,即只关闭三个月,再给中日一次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
  对于委员长和他的政府来说,这是一次最大的打击;因为当时,缅甸公路是中国唯一一条与外面世界联系的通道。
  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声明,正式指责英国的决定违背了现有的中英条约。
  然而,中国对此无法再做什么,因为他们和英国的处境相同,都是面对凶恶的敌人孤军奋战,没有盟友。在日本,米内光内阁在这个月垮台,近卫重新担任首相。为了守信用,他遵守对英国的许诺,的确又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这一次,日本建议给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和山东这五个北方省份以特殊的地位,并承认汪精卫政权,对“满洲国”将来的地位问题延期作决定。和往常一样,蒋介石对此未予理睬。
  10月12日,看到在中国的和平努力没有什么效果,英国人又开放了缅甸公路。
  在蒋介石看来,英国人改变了原来那个残酷的决定,这表示他们从根本上重新肯定了中国的地位,至此,他已坚信,日美之间的冲突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出现。
  因此,他宣布,中国完全与英国和美国站在一起,共同对抗轴心国的侵略。这样一来,即使日本提出很体面的条件,国民政府也会拒绝商谈。这些决定是1940年11月宣布的,在蒋介石的所有将领和顾问中没有一点异议。
  蒋介石在抗日期间受到的另一个重大打击来自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1941年4月13日,苏联出人预料地与日本签定了五年的中立条约。在蒋介石看来,斯大林变幻无常的政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斯大林一直在为中国提供军需品,以对付日本人。
  可是现在,俄国人却玩世不恭地置1924年的中苏协议和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于不顾,使日本人不受苏联在其亚洲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让他们放开手脚,在中国为所欲为。
  这次打击对蒋介石显得尤为沉重,这是因为仅仅在两天前,即1941年4月11日,苏联驻中国大使还向中国政府保证,俄国绝不会出于自私的考虑而牺牲一个友好国家的利益。
  在上个月,中国人对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结束访德后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一直十分关注。但是,这位大使说,苏联政府给予松冈洋右的只不过是一般的外交礼遇。在苏日新签的条约中,日本承认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共和国,而苏联则承认“满洲国”。
  多年以后,蒋介石在他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提到这件事时说:
  1941年4月的中立协定只是俄日庞大阴谋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个阴谋中,外蒙古、新疆、西藏和陕西省的潼关山口都将划归苏联。
  蒋介石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美国的帮助。
  1941年5月10日,在美国大使纳尔逊·T·约翰逊的告别晚宴上,委员长对美国说了一番带鼓动性的恭维话,他说:
  “我坚信,世界上任何胆敢以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为敌的国家,都必定会遭到灭亡。”
  斯大林与日本签定的“中立”条约无论从政治上看还是从战略上看,都是对苏联有利的:它对纳粹德国与苏联的协定是一个补充。苏德协定起初给两个反共伙伴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现在的苏日协定则进一步使苏联受到威胁的边境得到了某种不受侵犯的保证。
  然而,这个协定并没能保护苏联,就象与希特勒签的那个协定一样,没能阻止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
  当希特勒的军队向莫斯科开进时,斯大林呼吁中国共产党打击中国北部的新增日军。按照他的考虑,这种牵制能使他得以把东部边境上的苏军撤到其欧洲地区,以用于防御。但是毛泽东不愿意让他的八路军冒灭亡的危险,因而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
  9月份,别无他法的俄国人只好把远东军转移到欧洲前线,这时朱可夫才得以把纳粹的进攻阻止在首都的郊外。
  但是,这时的日本并不打算入侵苏联的远东地区。相反,他们的计划是打击美国的海军,横扫东南亚。问题在于,“中国事件”已经拖了四年多,仍然牵制着日本的大部队。
  这样,在1941年9月,东京又作了一次“讲和”的试探。这一次,他们暗示将接受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的和解。但是蒋介石仍不愿和他们来往。
  委员长发现美国的态度很难捉摸。1940年夏,美国政府停止了对一些国家废钢铁的出口,其中包括日本。如果日本进攻美国,毫无疑问,中国将得到美国的全力援助。
  但是,是哪个中国呢?1941年2月,罗斯福总统让他的行政助手劳克林·柯里给蒋介石带去了一个令他不安的口信。柯里与委员长的会谈不下十次。第一次会谈时,柯里就转达了罗斯福的口信,大意是:在他眼里中国的共产党看上去更象社会主义者,这样,目标当然就应该是国共合作。
  柯里希望与周恩来见面,委员长对此没有反对,但是,当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与第三国际的关系时,蒋介石严厉地指责了这位总统特使。在蒋介石看来。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情报传到罗斯福总统那里已有多时了。
  随着1941年一天一天地过去,罗斯福总统与日本人的对抗越来越强。7月份,他冻结了在美国的日本资产。8月,他警告日本,如果他们进一步采取对亚洲实行军事占领的政策,将会迫使美国“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保护美国的权利和利益。
  10月17日,近卫下台,取代他的是军国主义的头子东条英机,随后,日美在华盛顿进行了毫无结果的谈判。
  12月7日,日本人在未作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轰炸了夏威夷的美国舰队以及香港与马来亚的英国军队。这一天,美国在珍珠港损失了5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77架飞机。有2343人死亡,876人失踪,1272人受伤。
  第二天,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中国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蒋介石在拍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说:“在我们新的共同战斗中,我们将竭尽全力,与你们站在一起,直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从野蛮势力的祸殃中以及无止境的背叛中解脱出来。”
  至此,“中国事件”已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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