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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在莫斯科时,蒋介石读到一份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文件,立即说到:“我太绝望了!看看它都说了些什么?这么忽视一个友好的党,它怎么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呢?”
  蒋介石写道:“……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确信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
  许崇智战败后,率其余部逃到福建。1922年10月13日,他占领了福州,孙中山立即给予嘉奖,并任命他为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
  由于其他部队的配合,这支忠诚的军队于11月15日进抵广州,陈炯明不得不躲藏起来。几个星期后,形势变得明朗化了。1923年1月21日,孙中山返回广州,又恢复了他的军政府。
  反复无常的蒋介石总是要有命令或召唤才回到孙的身边。
  在重新收复广东前,他又借故跑到上海。于是,孙中山又给他写了封信,此信是所有信中最严厉的一封,对蒋进行了批评和劝告。
  蒋介石回到广州,孙中山刚恢复军政府,蒋介石又请假去上海医治眼病。那时,他的确患了眼疾,尽管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病。
  上海这个港口城市,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一直吸引着蒋介石,蒋介石参加革命的引导人陈其美,曾带他去过黑势力“青帮”的地盘,那条街到处都是妓院。
  在那里,蒋介石遇到一个妓女陈洁如,被她迷住了。蒋介石不久便与陈洁如结了婚,并居住在一起,直到后来蒋与宋美龄结婚,蒋与陈的这段浪漫婚姻才告结束。
  在北伐期间,陈洁如在蒋的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扮演了日后宋美龄在蒋的生涯中扮演的角色。陈洁如容貌娇艳,且知书达礼,蒋的朋友和部下都十分尊重她。
  “青帮”成了蒋的保护人。
  1927年秋,臭名昭著的“青帮”头子杜月笙资助陈洁如去美国。陈洁如在美安顿下来后,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她前往西海岸,在旧金山附近买了一幢房子居住下来。
  1967年她写完她的自传,交给纽约的一个出版商出版,但是台湾当局不惜巨款买下了该书的版权,使其出版计划夭折。
  陈洁如得到这笔钱后,十分富有,她移居香港,直到1971年去世。她的骨灰运回了加利福尼亚,并埋葬在那里。
  那时,蒋除了眼疾外,其他一些事情也将他留在了上海,直到4月20日,他才返回广州。然后,他立即投入了与那里的叛军的战斗,这段时期,局势一片混乱,进攻与反击、忠诚与背叛、好运与恶运、敌对与竞争,错综复杂,变幻莫测。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孙中山的权力越来越不稳定了。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决定联合新的盟友——莫斯科新政权领导人,以改变他的运气。
  1918年7月4日,苏维埃政权刚成立不久,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宣布,苏俄单方面废除历代沙皇与中国及以中国为代价而与日本和其他国家签订的协议和不平等条约。除了1919年7月25日的宣告外,苏俄又于1920年9月27日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并正式通知了北京政府。
  这一系列友好的声明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欢迎。最初,苏俄并不重视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只把它看作南方的一个小集团。苏俄频频向北洋政府提出各种建议,但是在西方列强和日本控制下的各届北洋政府均加以拒绝,于是,苏联人决定发展与国民党的关系。与此同时,孙中山意识到他的权力基础很不牢固,指望西方列强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响应苏联人的建议。
  苏联的利益并不一定都要由苏联人来代表。1919年列宁建立共产国际,以把革命推向世界各个角落。
  第一个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是斯内弗利特,化名为马林,他以旅游者的身份于1921年春来到中国,并前往广西会见了孙中山,这次见面,孙中山给马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马林认识到国民党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
  1922年1月,广州和香港爆发了海员大罢工,马林发现国民党很好地组织了这次新型的中国工人运动。
  回到莫斯科后,马林建议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以期从内部控制它。这一建议与十月革命后派往中国的另一个苏联代表的报告内容完全相反,该报告赞成与北方军阀发展关系。
  1922年8月,马林与孙中山在上海再次举行会谈。马林建议孙中山吸收共产党的群众宣传和群众组织等经验;而蒋介石则总是主张采取军事行动。看来,孙中山采纳了马林的全部建议。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如何呢?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都不懂俄语,也没有人在苏联接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正是马林和共产国际的另一代表魏金斯基,把各地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召集到一起,于1921年7月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而标志着共产党的成立。
  马林和魏金斯基都出席了会议。12个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有毛泽东。
  但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真正缔造者陈独秀和李大钊未出席,陈独秀当选为第一位总书记,但不久他就脱离了中共。
  后来李大钊被北京军阀杀害。12个代表中至少有6个脱离了共产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了马林仕途受阻。
  最初,中共弱小并力量单薄,基本为共产国际所控制。
  1922年8月,马林在与孙中山第二次会晤后,正式建议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尽管中共党内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但这一建议还是执行了。孙中山表示欢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
  “媒”已作成,就差举行婚礼正式结婚了。莫斯科派了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原驻柏林大使越飞来完成这一使命。
  1922年8月,越飞来到中国,在与北京政府建立关系的努力又一次受挫后,他前往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会谈。
  1923年1月26日,双方发表了《孙越公报》,双方表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或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公报再一次宣布苏联放弃在中国的任何特权,但仍保留中东铁路——这条铁路是俄国人1917年得到的。
  孙中山和越飞之间达成一个默契,那就是苏联共产党将按照共产主义路线改组国民党。1923年10月6日,苏联政治局委派能干的鲍罗廷来进行这项工作。正象这一时期的许多俄国革命者一样,鲍罗廷用了假身份,他是个犹太人,出生于立陶宛。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完成了改组任务,从此,国民党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半年开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另外,设立一个小规模的常务委员会,由五至九人组成,这相当于标准的共产党政治局。
  这一系列措施使共产党获益匪浅,尽管它的人数仍然很少,但它开始在人数众多的国民党内部发挥作用了。
  上述这一切,正是蒋在下一个阶段的活动的历史背景。
  孙中山已决定联俄联共,他计划派他的部下去苏联考察并向他汇报,他选中了蒋介石。
  1923年8月5日,蒋在上海与马林商谈了出访安排。9月2日,蒋由三个助手陪同,抵达莫斯科。他在苏联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首都莫斯科。11月29日他们离开了苏联,并于12月15日回到上海。
  蒋介石一行是前去考察苏联革命成功后的党的体制以及政治和军事组织状况。
  有关蒋的传记里说,蒋对他在苏联亲眼目睹的苏联革命非常失望和不满。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解释了其原因。在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里,蒋介石表示了对革命的信心,他认为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中国革命运动,将在两三年内取得成功。他宣称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建议共产国际多派些人去考察。
  在莫斯科时,他读到一份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文件,立即说到:“我大绝望了!看看它都说了些什么?这么忽视一个友好的党,它怎么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呢?”
  蒋介石一行参观了彼得格勒的海军研究所和其他一些军事学校,并在克伦斯塔参观了海军基地。没有人谈论两年前在这儿发生的一次叛变。但从当地人和海军人员的态度来看,这一事件已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他们会晤了一些部长及一些地方官员并参加了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代表大会。蒋写道:
  “我很快就察觉出苏联社会各部门及苏联共产党内存在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激烈斗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这是我出访苏联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一直呆在国内,我们恐怕永远不会发现这些。”
  国民党的一些较为婉转的有关苏联的参考资料也未改变蒋介石对苏联体制的看法。
  还有一个原因导致蒋失望和不满。蒋试图与苏联解决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尤其是外蒙古问题。在头一年元月份的《孙越公报》中,苏联代表明确表示,苏联“无意继续奉行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帝国主义政策,也无意使它脱离中国”。
  但是,只要蒋介石一提起这个问题,苏联人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态度强硬,毫不妥协。事实上,正是在苏俄当局的策划下,于1919年7月6日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会放弃对它的控制。
  蒋介石希望列宁能会见他,但这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此时已处于昏迷状态,蒋介石与契切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托洛茨基等人见了面,尤其是与托洛茨基进行了几次长谈。
  使蒋介石吃惊的是,许多苏联领导人都十分敬重孙中山,而且最真诚与国民党合作的多是犹太人。
  托洛茨基引用列宁的话说,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苏联将给予全力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他请蒋转告孙中山:“苏联将支持他的民族革命,将给予积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苏联不会直接出兵。”
  列宁的病情日益恶化,蒋注意到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国际派和以斯大林为首的国内派为争夺权力的斗争已日趋显著(蒋介石当时似乎没见过斯大林)。
  使蒋介石担忧的是,中苏合作是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上的,蒋认为,一旦苏联政权得以巩固,它就会恢复沙皇时代的帝国野心。
  蒋介石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把这些都写了出来。1924年3月14日,他从奉化给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员发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苏联共产党不值得信赖,并且他在苏联遇到的党员,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他继续写到:
  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蒋介石的这封信在国民党常务委员中进行了传阅。但是,他的信和报告在国共合作的热烈气氛下,丝毫没有产生作用。
  当蒋介石不在广州时,鲍罗廷正好到来,在廖仲恺的建议下,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
  孙中山看来完全被鲍罗廷的个人风度和性格迷住了。
  鲍罗廷是个典型的世界主义者和革命冒险家。他幼年时被送往美国,在那儿接受教育。后来他在芝加哥开办了一所商业学校,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鲍罗廷是他的化名,共产国际先后派他去过墨西哥、苏格兰(在这里被驱逐过)和土耳其。
  鲍罗廷来到广州时,还带了一封苏联的信函,宣布放弃沙皇时期侵占的中国领土。
  鲍罗廷很快赢得国民党领导人的信任,这不仅是由于他的个人风度、他的真诚,而且是由于他的个人信念及对三民主义的完全支持。
  蒋介石12月中旬才返回广州。他回到中国后,先回了溪口。孙中山再次对蒋的目无纪律感到不满。1923年12月24日他发了封电报给蒋,说他此行苏联责任重大,应速回广东报告旅苏情况,详细制定中苏合作计划。他还写到,我们尊重你关于政治形势的意见和你的建议,我们想与你商讨此事。
  蒋介石不甚情愿地中断了他的个人安排,回到了广州。他向孙中山解释说,在他去苏联之前,他十分相信俄共是真诚的,是愿意帮助国民党的。但是,苏联之行使他失望了。从短期利益来看,“联俄容共”可能会形成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力量;但是从长远来看:苏联的世界革命计划比老的殖民者对中国的独立具有更大的威胁。
  同以往一样,孙中山又一次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他认为,目前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国共合作,对待共产党的唯一办法是,将他们置于国民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这样,就能进行北伐,而一旦北伐胜利,就能实现三民主义。
  蒋介石徒劳的努力使国民党领导人开始有所戒心,回答他的是一连串的反问:难道苏联没有承认国民党是唯一能领导民族革命的党吗?难道不是苏联敦促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其领导吗?越飞不是承认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吗?
  根据国民党的官方档案,孙中山的最初政策是“联俄容共”,但是中共按照自己的做法,将其理解为“联俄联共”。
  蒋回到广州后不几天,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忧心忡忡的蒋介石参加了大会,他发现国民党党员已经开始受新加入的共产党员的影响。
  这些中共党员很好地利用了他们与苏联的特殊关系,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李大钊在大会上发言说:
  “我们作为个人而不是组织加入国民党。也许有人说我们是双重党籍,但是不能说国民党是党中有党……我们加入国民党并同时保留中共党员的资格,这是公开的值得赞扬的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行动。”
  蒋回忆说,李大钊的讲话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国民党的所有疑虑都消失了,国民党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然而,中共党员通过秘密组织,迅速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
  大会正式通过了鲍罗廷起草的章程,李大钊和毛泽东等八名共产党员被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月24日,大会即将闭幕时,蒋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主席,筹划在距广州14英里处的黄埔岛开办学校,并被提名为军校校长。蒋对与共产党合作越来越表示怀疑,再次提出辞职,并将筹备工作留给廖仲恺,自己回溪口老家去了。孙中山又一次发信和拍电报催他,提醒他要服从革命的需要。直到4月份,蒋才听从催劝,返回广州。
  孙中山认为军校是国家统一不可缺少的工具。他迫切需要一支训练优良的队伍去扫除军阀势力。
  苏联答应提供武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军校。在莫斯科时,蒋介石就与苏联红军高级将领讨论过有关的细节问题,在他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途中,他还会见了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加伦将军。
  蒋介石最后同意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他提出由加伦将军作他的参谋长。苏联方面同意了这个要求,这样加伦来到了中国。
  廖仲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他的副手是留法的年轻有为的中共党员周恩来。
  蒋对加伦十分敬重。“在我看来”,蒋写道:“他是个杰出的苏联将军,也是个很有理智的人和很好的朋友。最不同寻常的是他身上丝毫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迹象。”
  在后来的日子里,蒋又多次要求斯大林再派加伦来华,这些请求多数未被答复。1939年,斯大林告诉国民党驻苏大使,加伦由于迷恋一个日本女间谍而不忠于国家,已被处决。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宣布黄埔军校正式创建,这表明中苏之间、国共之间的军事政治合作已经开始。
  

孙中山遭受了陈炯明叛变这个一生中最惨痛的挫折和失败后,在苦闷中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总结了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开始了一生中伟大的转变。他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为恢复广东革命政权,建立国民革命的战略基地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孙中山与苏俄特命全权代表越飞(A.A.ИoФФe)在上海经过多次会谈,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中国民族统一事业,将得到俄国人民热烈的同情和援助。

孙中山对于联俄联共的工作,在1923年下半年取得了重大进展。7月31日,俄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建议》,8月2日鲍罗续М.М.БороДИН)即同苏联新任全权代表加拉罕(Л.М.Карахан)启程赴华。几乎与此同时,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8月16日启程赴苏,“详细磋商”国民党与苏俄的合作。

孙中山的全权代表

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代表团访问苏俄的主要使命是寻求军事援助,首先是争取苏俄同意支持和援助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落实有关西北作战的具体方案。

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酝酿已久。从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解密的苏联机密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20年9月,孙中山和来自苏俄的刘谦在上海开始秘密接触,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进行商讨。刘谦回国后,于10月5日向俄共阿穆尔州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计划,说孙中山主张把中国南方和苏俄中部、远东的中国革命力量统一起来,在中国西北新疆地区集结兵力,向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发动进攻。1922年9月。刚从陈炯明封锁的粤海冲出来到上海的孙中山、蒋介石,在与苏俄军事代表赫克尔(А.И.Геккер)秘密会见中提出:希望苏俄给予军事援助,帮助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会谈中又提出此要求。5月1日越飞从日本东京热海转给孙中山一份苏联政府的绝密电报,内称:“第一,我们认为广泛的思想准备工作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您的革命军事行动和您领导的尽可能集中的机构的建立都应以此为基础。第二,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二百万金卢布的款项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款项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五万金卢布。第三,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额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四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的条件。第四,恳请将我国的援助严守秘密,因为遇公开场合和官方场合,即令在今后,对国民党谋求民族解放的意向,我们也只能表示积极同情而已。”

孙中山收读这封电报后的喜悦心情是不难想见的。5月12日他致电苏俄政府和越飞说:
“贵国5月1日复电使我们感到大有希望。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政府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

越飞的助手、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南方的代表马林——亨克·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H.H.Sneevliet)在向越飞转发的孙中山发这一电报时同时说:“赴莫斯科代表可能是张继和蒋介石。”这表明,在广州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的马林,已经从孙中山那里知道了赴苏代表的初步人选。

蒋介石在此期间,紧紧追随孙中山,参预与苏俄军事合作问题的研讨,在日记中有好几处“商议赴苏考察事宜”记载。孙中山拟定的“西北军事计划”原则方案是:背靠苏俄,在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建立军事基地,集结和训练军事力量,从蒙古南部向北京发动进攻。

7月25日,蒋介石从家乡来到上海,紧张地展开了出访的各项准备工作。8月5日,他秉承孙中山旨意,与马林和汪精卫、张继等人商讨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诸事项。经研究,确定蒋介石任团长,成员为:沈定一(浙江萧山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省第一届议会议长。1920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早期党员,不久脱党);张太雷(江苏常州人,中共党员。1921年在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处中国科书记,时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邵元冲(浙江绍兴人,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受孙中山之命,考察国民党海外组织,时为孙中山派驻欧洲的非正式代表,正在英国);王登云(陕西醴泉人,长期留学英国,曾任旧金山华文报纸主笔)为代表团英文秘书。

孙中山在致函列宁(В.И.Ленин)、托洛茨基(Л.Д.Tpoцkий时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契切林(Г.В.Чичерин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和致电加拉罕中,均称蒋介石是“我的总参谋长和最可信赖的代表”,他“已被授予全权”,“可以用我的名义进行工作”。

蒋介石对此次受命赴苏,更是抱有极大热情和希望,他不仅认为能得到苏俄的军事援助,将“以期根本解决此国是耳”,而且“为个人计,则亦甚得也”。[NextPage]

拟定《中国革命的新前途》

蒋介石一行于8月16日从上海启程,8月25日经满洲里进入苏境,9月2日抵达莫斯科。他们很快就开始紧张的工作。9月5日,往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谈到孙中山希望早日支付第一批援款,当即得到满意答复。7日,与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Я.Э.Рудзтак)会见两个多小时,听取苏俄革命经验和俄共政策的介绍。

9月9日下午,蒋介石一行来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见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Э.М.Cкляекий)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Л.Б.Каменев),商谈此行最重要的任务———“西北军事计划”落实问题。

蒋介石向他们讲述了中国形势和革命的现状,南方与北方的兵力配备情况,在南方进行军事斗争的种种困难,以及准备将战场转移到西北地区靠近库伦以南,按苏俄红军模式,建立一支军队的设想。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十分重视,要求将“西北军事计划”写成书面文字,详细说明作战和兵力部署、未来战区政情等细节。回到住所后,蒋介石即集中精力起草,于9月15日初成“代表团意见书”,接着又反复修改,并在代表团内进行研讨。这时,在中国任职期满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来到莫斯科,蒋介石与马林进行了几次座谈,听取了他的修改意见。“意见书”前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起草和修改,直至10月12日才最后定稿,共八千二百余字,以《中国革命的新前途》为题,蒋介石于13日亲自送交苏方。

蒋介石和代表团在“意见书”中,把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加以具体化。“意见书”提出:在靠近苏俄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的适当地点,建成革命军队与中国军阀和外国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希望苏俄能同意以库伦为进攻中国北洋军阀政府首都北京的“临时基地”,以迪化为“永久基地”,如苏俄只同意一个地点,则以库伦为最终选择。

在以库伦为中心的基地,进行为期两年的各种军事准备,包括建立军事学校,训练军官,招募士兵,组织军队,选拔配备宣传人员,以及军需供应等;自1925年11月起进入军事行动阶段,向南调动部队至蒙古南部靠近绥远、察哈尔地方,第一目标是进军北京;然后次第占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进而统一全中国。“意见书”估计需要建立三个混成旅,约一万八千至三万人,因此所需武器为一万五千至二万四千支来福枪,五十四至一○八挺机关枪,十二至十八尊大炮,一千五百至三千匹骡马,五十至三百辆汽车。“意见书”认为届时内蒙古将有五万名志愿军与我们汇合共同进攻北京。“意见书”最后部分还提出了宣传工作方面的计划。

“意见书”遇冷

“意见书”送出后,几近一个月没有一点音信和答复,这使蒋介石和代表团成员都很焦念。尽管苏俄方面为代表团安排了相当丰富的参观访问活动,尤其是在莫斯科和参观考察红军各兵种学校及军队、舰队,还至红场参加十月革命节阅兵典礼等重要活动,但蒋介石始终心绪不宁,忐忑不安。

这期间,蒋介石揣测苏俄方面对于“西北军事计划”提出要在库伦建立基地,并从蒙古南部向北京进军的计划会有障碍。因为当时属于我国的外蒙古地区,实际上已在“民族自治”的名义下被苏俄势力所控制,只因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软弱无力而抵制无效。10月21日是个星期日,蒋介石往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谈蒙古问题”。果然,契切林对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一事提出疑义,其中一条重要理由是“蒙古人怕中国人”。蒋介石力图说服契切林,但“无结果而散”。回来后蒋向国内作了报告。25日,孙中山致电蒋介石说,“谁是我们底良友,谁是我们底敌人,我们胸中都十二分明瞭,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底良友能够谅解我们。”孙嘱蒋“吾等与友邦诸同志从长计议”。第二天,蒋写信给契切林,转告了孙的来电要旨,同时重申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的立场。蒋对契切林说:“那天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惟有其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这种动作,在国民党正想快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间亲爱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蒋在信中进一步指出,“西北问题正是包括国民党要做工作的真意,使他们在实际解除历史上所遗传笼统的怕。”然而,蒋介石的这些话,契切林等苏俄官员是完全听

不进去的。这使得蒋介石很不高兴,认为苏方“完全藐视他”。契切林获悉蒋介石“大发雷霆”,11月1日在致函季诺维也夫(Г.Е.Эиновьев)并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转达加拉罕从中国来的建议,要对蒋“多加安抚”。

苏俄方面对蒋介石送出的代表团“意见书”迟迟未予答复,从解密的苏俄秘密档案中可以知道,当时正在医院养病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在看了代表团的“意见书”后,于11月2日给斯大林和契切林写信说:“我想要提醒孙中山和他的代表,孙中山和代表应该从根本上坚决彻底地树立一个思想,即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漫长的准备时期。军事计划,以及进而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方面的要求,一律要等到欧洲形势明朗化和中国完成了一定的政治准备之后再议。”托洛茨基当时是苏俄政府军事问题的最高决策者,他是从欧亚革命形势的全局来考虑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中国革命前景的。

有了托洛茨基的意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于11月11日下午约见蒋介石和代表团一行,对代表的“意见书”作出答复。斯克良斯基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详细讨论了所提出的方案,得出以下结论:目前孙中山与国民党应集中力量做中国的政治工作,否则,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遭失败。”他援引了十月革命是由于俄共作了长期艰苦的政治工作的准备。蒋介石当即反驳说,我们国民党已经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但党认为必须同时进行军事活动。蒋还强调俄中两国进行革命活动的条件不同,工作更加艰难。蒋介石说了很多,但改变不了苏俄的既定方针。

斯克良斯基继续论述群众政治工作对于革命运动的巨大作用,强调“尽管条件艰苦,国民党仍应在群众中开展革命工作,否则就一事无成。接近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就是中国革命政党的口号。”“近几年必须只做政治工作”。他甚至说,“如若按所提计划那样开启战端,那就意味着冒险,出兵未捷身先死。”大概为了给代表团一个台阶,斯克良斯基说:“在进行政治工作的同时,也可以做些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可派一些中国同志到俄国安排到军事院校学习。总参军事学院可接收三至七人,军事学校可收三十至五十人。”

企图说服托洛茨基

蒋介石的失望和不满是不言而喻的。但他还要为“西北军事计划”再作努力。11月19日,他致函托洛茨基说:“此次负国民党使命,代表孙先生来此,要求贵政府于本党所主张西北计划,力予赞助。”信中还尖锐地提出,“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一点,务望注意避免”。在蒋介石的要求下,11月27日,在医院的托洛茨基会见了蒋介石一行。托洛茨基态度很友好,说愿意同苏联的朋友谈谈自己真诚的看法。他对代表团说,中国革命首先应该做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长而坚强的政治教育。这就是说,国民党应拿出最大的精力去做宣传工作。他说,一家好的报纸要比一个坏的师强大得多。他强调说,“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果断地改变其政治方向。现在应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军事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要尽快放弃军事冒险,集中精力去做中国的政治工作。”有备而来的蒋介石当即表示:在中国,各国的帝国主义者残酷镇压任何形式的革命宣传。如果仅开展政治活动而没有军事行动,革命将十分困难。他再一次婉转地表达了代表团的愿望:希望苏俄支持国民党的“西北军事计划”。但托洛茨基却明白地回答说:“广大群众参加解放运动的政治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可开始军事行动,但不要像代表团提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见书’中所说由蒙古出击,而是在中国本土兴师。”

果然是问题的症结在蒙古。而且在托洛茨基与苏俄领导人看来,此时仍属中国的库伦已经不是中国的领土了!
蒋介石看到托洛茨基如此明白而坚决的回答,深感失望。只是令人奇怪的是:在他的日记中竟然只字未提对托洛茨基的不满,却在亲笔修改的《年谱》上留下了“其人慷爽活泼,为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等夸赞之语。[NextPage]

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会议

蒋介石在莫斯科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1月25日出席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此前,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这次会议就是以这个文件为基础,讨论中国的革命问题。会前,蒋介石会见了会议主席团主席季诺维也夫和与会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会议开始的讲话中说: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担负着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的责任,希望特别注意促进东方的革命。他详细讲述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内涵和意义,强调说,我们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旗帜,使大多数人民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是我们唯一的敌人。我们相信,经过三五年努力,我们就会凯歌高奏。接着,与会者科拉罗夫(В.Коларов共产国际总书记)、蔡特金(ClaraZetkin德共创建人之一,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等先后提出了十个问题,蒋当场一一作了解答。主持会议的季诺维也夫说,主席团将有一个专门委员会与“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共同讨论,提出一个明确的决议案。经过紧张的讨论和修改以后,共产国际以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名义作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决议》,11月28日正式通过,交由蒋介石带回中国。《决议》说:“共产国际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以孙中山博士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已认识到必须接近劳动群众,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下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纲领———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表明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革命党”。这个决议随即成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基本方针的蓝本。

蒋介石一行于11月29日从莫斯科启程回国,12月15日到达上海。

产生了很大的不满和失望

蒋介石赴苏俄此行,前后历时近四个月。他和代表团一行除重点参观考察苏俄的军事单位外,还参观访问了政府机关、工厂、农村,游览了名胜古迹,会见了许多重要领导人,对于俄国共产党、苏维埃制度、苏俄与革命与建设的艰难历程有所了解,对于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尤有较深的体会。国民党中央确认代表团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共产党的森严纪律,遂为日后回国后改组本党创建党军之一大动机。然而,蒋介石对于“西北军事计划“未能落实,尤其是对于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一案受阻,产生了很大的不满和失望,进而对苏俄产生了一些疑问和看法。他在几个月后给廖仲恺的信中说:苏俄“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观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大体反映了他赴苏俄归来的一个重要认识。

蒋介石从苏俄归来后,并没有立即去广州向孙中山作详细汇报,而是将一篇《游俄报告书》寄去广州,自己径直回奉化老家去了。当时孙中山正在紧张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亟需详细了解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真实情况,因而一再催促蒋介石来粤。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返抵广州,向孙中山汇报了代表团的工作及自己的一些疑虑。孙中山认为蒋“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合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勉励他为中俄合作多做有益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通过的宣言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求得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是要建立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中心(其后还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出席大会的代表中有二十四名是共产党员,约占代表总额的七分之一。孙中山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并载入这次大会的宣言,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四十一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十人。经过改组的国民党,不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成为当时革命政权和革命战争的核心骨干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下,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加强军事建设,筹建革命军队。国民党一大期间,决定把设立陆军军官学校一案切实付诸实施,并于会后不久在广州黄埔正式筹办。这是贯彻三大政策的一个产物,国共合作的丰硕成果。

送子赴苏深造之意外

仍需一提的是,1925年10月蒋介石送长子蒋经国赴苏深造,在国运命途的坎坷间,一度闹到父子反目,不可谓不是蒋介石与苏联的另一段“孽缘”。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民众掀起反帝爱国运动,16岁的蒋经国血气方刚,积极参加游行罢课,被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而开除。时在广州的蒋介石闻讯后,派人把他送到北京,进入吴稚晖办的外语补习学校学习法文。不久,蒋经国又参加了当地学生反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监禁了两个星期。嗣后,他从天津乘船南下至广州,来到了蒋介石的身边。

这时,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苏联开办孙逸仙大学(后称莫斯科中山大学),正从广州和全国各地选招革命青年,包括一批国民党高级人员的子弟赴苏留学。在以贯彻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赢得苏联顾问信赖的蒋介石,遂同意蒋经国去苏联。蒋经国于1925年10月离沪。他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取名“尼古拉”,与邓小平、廖承志、乌兰夫等同学,不到几个星期即加入共青团。

1927年春,蒋经国在苏联学习正认真努力之时,传来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噩讯。受到革命教育的蒋经国异常愤慨,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蒋介石的行径。他说:“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切望与张作霖和孙传芳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蒋经国改名“叶利扎罗夫”在莫斯科的红军第一师受训。一年后转入列宁格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深造三年。

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受到蒋介石反共反苏的影响,一度被遣送到工厂当学徒,受到严峻的磨砺。

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蒋经国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人的刻意安排下,先后被派往莫斯科狄那莫电机厂当学徒,被下放到莫斯科郊区的石可夫村去劳动,在一个车站当搬运工,到西伯利亚阿尔泰金矿去淘金,直到1933年春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技工。由于他接受了革命教育并经历了艰苦劳动生活的磨练,先曾在石可夫村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后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技师、助理厂长兼《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1935年3月,蒋经国和铁路工人的女儿、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女工法伊娜·瓦赫列娃·芬娜结婚。这年12月生下儿子艾伦(后被蒋介石命名孝文),第二年又生了一个女儿艾理。

1936年1月,以蒋经国署名的一封给母亲的信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发表,信中严厉谴责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的罪行,痛斥他“一次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这封公开信还提醒他母亲:“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人的孝悌与礼义。”这封信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使蒋介石十分难堪。

蒋经国一去苏联十余载,蒋介石时以为念而不安,尤其是每次回奉化故里,发妻毛福梅总是闹着要“还我儿子”更勾起他的烦恼。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曾向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帮助寻找蒋经国回国的要求,周表示尽力帮助。同时,蒋也命驻苏使馆的邓文仪等人努力寻找。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带着妻子和儿女离开苏联返国。蒋介石虽然对他在苏联发表公开信的余怒未消,但看到儿子如今带着媳妇和孙儿回到身边来,经陈布雷等人缓颊,还是宽恕了他,并将芬娜改名为蒋方良。蒋经国回到奉化溪口,跪见生母毛福梅,又按中国习俗与妻子补行了婚礼。此后按照蒋介石的安排,蒋经国与被幽禁在溪口的张学良一道,在徐道邻的辅导下,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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