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认为我党人不是的确共产党,第廿四章

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
  蒋介石属于那种少见的、非同小可的人物:这种人的勇气、工作能力、个人意志及其精力——全部耐力——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这种人对他们的时代和后世的不同影响取决于他们从事活动的政治背景、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以及他们国家的大小、国力或重要性。
  我们大家今天还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影响。希特勒曾给他那一代人带来过巨大的灾难。丘吉尔由于打败希特勒这一贡献使他在未来的岁月里留下了烙印。佛朗哥和铁托改变了他们国家的面貌,就象穆斯塔法·基马尔从前改变了一代人一样。
  历史的偶然使蒋介石不得不和另一个更加独特的人物——
  毛泽东共同统治中国并在这个国家里决一雌雄,这是蒋介石的不幸。
  这也就是说,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
  他的运气糟糕透顶,同样,他的错误也的确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蒋介石就是蒋介石,因此他做什么都要做得彻彻底底。
  按男人、军人、作家和思想导师、政治家和领袖等不同身份对蒋介石进行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就象不能这样研究戴高乐一样)。动机、失败和成就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令人难分难解。
  蒋介石无疑将以一个“失去中国的人”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中,而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叙述这个重大失败的背景,以便寻找其原因。
  事实上,我在叙述过程中就特别强调了蒋介石所犯的疏忽和失职所造成的错误,我也指出了围绕着他的种种不幸,不管这些不幸是否影响到他避免错误的努力。现在,若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加以考虑也许是有用处的。
  蒋介石所犯的大部分错误也许是由于他的性格和思想上潜在缺点、以及幼年时期受教育很少的缘故。
  由于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的思想很保守,但他却认为他自己是个革命者,而革命的含义包含很重要的几个方面:推翻清朝统治;废除外国在华特权;通过重新树立对传统和儒家思想的尊敬来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
  尽管他也有社会理想,但与其他目标相比,这些理想被置于次要地位。
  他擅于挑动一个人或一派人反对另一个人或另一派人,但他的观点是狭隘的军事观点。他企图依靠强力来实现他的权威,他对付反叛者的办法是惩罚而不是改造。在他看来,最大的罪行莫过于不忠。在他的性格中存在着三处矛盾,其中之一是虽然他能够对敌手残忍地进行报复,并常常采用立即审讯及处决的办法,但他缺少彻底地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暴君所具有的那种残酷的性格。
  蒋介石的头脑过于简单。从宣传角度讲,这种简单化是有意义的,但从政治决策角度来讲,过于简单化就是缺少创见性。
  在20年代,蒋介石曾有一段时间把中国共产党叫做“傀儡”,但在共产党自我证明他们独立于莫斯科之后的很长时间,甚至是在60年代中苏大决裂以后的时间里,他仍然这样称呼他们。
  一个假的标签会很快破坏贴标签者的信誉,看来蒋介石对这种问题缺乏认识。
  蒋介石用惩罚或将予以惩罚的警告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培养人们对他的忠诚,出于这种想法。他不允许任何不愿执行其命令的事出现,并且一定要使他的政策得到忠实的贯彻。
  他曾表示,这样就足够了。如果发现他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他就会大发雷霆,下令枪毙一两个或者进行讨伐。但是并没有群众机构来确定政策对人民的影响是否已达到了预期效果,也许在这一点上和毛泽东明显地不同。
  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毛泽东无疑也占了上风。
  深入地研究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认为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崇拜者;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反宗教的力量;列宁主义作为革命的策略,却是不容否认的。
  毛泽东看到了接受马列主义的可能性,并使之适应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实际情况。他还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潜在吸引力,而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根基。
  相比之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却疏远知识阶层,使他们无路可走,只有靠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正是孙中山,不是蒋介石,接受苏联代表如鲍罗廷的建议,按照共产党的路线改组国民党。
  蒋介石很欣赏从他开始的一切权力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
  但是,毛泽东赢得了农民,而蒋介石却听信地主残酷地对待农民,而且很久没有解决土地改革的问题。
  从苏联原有的模式中,蒋介石引进了无孔不入的秘密国家安全机关,大量使用间谍手段、告密和恐怖措施。但是仅这样是无法维持他在大陆的统治的。
  他认识到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但他试图创立的新观念却让人难以接受,最后终于流产。
  他的“新生活运动”没有激起普遍的热情,尽管半法西斯主义的“蓝衣社”和清教式的“基督教青年党”积极推动这次运动,这个“新生活运动”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
  这一次,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又略胜一筹,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尽管被当作官方经典大力推广,但没有受到知识阶层的重视,大多数人对它一无所知。
  必须说明,蒋介石面临巨大的困难:在孙中山革命失败之后出现了普遍的混乱局面,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支持者的挑战,以及日本的入侵,还有他的盟友们不小的判断错误、欺骗行为和对他的背叛。
  但我们却不能站在他一方说他的困难要比共产党初期遇到的困难大。
  毛泽东作为一个处境艰难的少数党的领袖,在强大得多的政府军包围下,好几年得不到苏联的援助。不过,最后苏联的援助对共产党取得优势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蒋介石却失去了相应的外援。
  蒋介石犯下的第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最致命的错误是在1926年至1928年间向北进军途中他所产生的征服中国的幻想。在国民党的史书中,这次进军叫“北伐战争”。蒋介石经过充分的准备,正式接受军阀们交给他的领导大权,这是一种惩罚的标志,也是蒋介石的权力膨胀的象征。
  对蒋介石来说,这种权势转移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因为蒋介石希望用简单的方法达到这个目的。
  也许,这是因为他别无选择。一些军阀,例如阎锡山和冯玉祥,力量很强,能够发动正面进攻。蒋介石一心想迅速取得成果,他不想把这些军阀赶出他们的据点,也不想用他选定的人来代替他们。他希望结束北伐,使之告一段落,以便腾出手干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消灭共产党”。
  在大陆的其余时间里,蒋介石则往往由于草率从事而自食其果。
  在军阀看来,他只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已——但无疑是最大的、最有权力的军阀。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无条件地把他当作领袖,甚至当他在1928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时,他们也依然如此。当有利可图时,他们会派军队支持蒋介石,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拒绝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外与蒋合作,在日本侵略时情况是如此,在内战期间也不例外。
  我曾指出蒋介石最大的判断错误是在1931年日本入侵时指示张学良不要抵抗。
  从军事角度上讲,蒋介石有很充分的理由作这佯的指示。
  日军在装备、训练、纪律和指挥上都大大超过中国军队,蒋介石的抗战部署尚在开始阶段,他希望能在对日军进行反击之前完成这些布置,以弥补军事上的不足。
  首先,在对付日本人之前,如果进展顺利,他希望能“消灭共产党”。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于1931年制定的政策都是惨重的失败。这就给广大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以及军阀一个明显的印象——蒋介石不准备抗日,他只想让中国人打中国人。
  正因为如此,少帅才在1936年把他扣押在西安。很不光彩的获释以及周恩来戏剧性的出现使得蒋介石永远不肯原谅张学良,因此把他无休止地囚禁在屋子里,这也是蒋介石犯下的一个大错。
  虽然蒋介石常常是阻碍他自己成功的最大敌人,但他还有些真正可怕的“合法的”敌人。
  他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计划使红军在江西的实验成为泡影,但是毛泽东突破了他的严密封锁,率领红军和他们的追随者行军6000英里,到达了中国西北的陕西省。他们不仅在那里继续战斗而且彻底推翻了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
  对蒋介石来说,第五次“剿共”战役无疑是一个胜利,但从长远看,红军长征的意义冲散了蒋介石的胜利。因此,这也必须算作蒋介石失败的原因之一。在胜负的评估表上,这应该算是他的对手得分而不能算他丢分。
  “围剿”计划的全面失败和西安事变中的惨败使蒋介石除了抗日之外别无选择,尽管他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准备时间。
  我曾经和日本军事作家未至磨争论过,我认为蒋介石以大撤退争取时间的战略是正确也是成功的,但却带来了长远的对他不利的政治后果,使得大片土地由共产党游击队渗透,并表现出抗日的英雄主义气概。
  而此时国民党却听凭人民遭受日本人的践踏。除个别地区,例如“模范长官”阎锡山领导下的山西外,国民党在大部分地区都未能建立起训练有素的、成功而坚强的游击军。
  结果,抗战结束时,毛泽东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蒋介石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规模的战略上,而且很关心中国之外的大国政治,因而忽视了“微型战争”,而正是这种战争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实现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尽管蒋介石的战略从军事常规的角度以及在陷入困境的日本高级将领看来是正确的,但在国民党方面却有一种深深的灾难性的感觉。
  虽然,面对残忍的侵略者,他们在转入内地的过程中经受了种种艰难困苦,但在战争初期——从1937年夏到1939年初,士气一直很高昂。从1939年初开始,一种腐败现象出现了。
  国民党在重庆这个难以适应的战时首都,陷入孤立,这里的公共设施过于拥挤,而且很不方便,气候令人难以忍受。国民党政权很快就腐败盛行,而这却成了高级军官和官僚阶层的一种生活方式;大量征兵的行径令人愤慨万分,身披枷锁的农民忍饥挨饿。身受病魔和死亡威胁的事实使得农民——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最轻微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最后,巨大的通货膨胀首先出现在重庆,达到了战后的最高峰,给者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使得政权普遍腐化堕落。
  蒋介石没有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这足他重大的疏忽。
  他对自己的道德操守确信不疑,但却对他的家庭成员和下属聚敛财富的丑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执政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正好被它的对手和攻击它的人所利用,正是国民党政权本身给共产主义者成功地发动革命和进行反对国民党的运动提供了理由。必须指出的是,从1923年底访问苏联时开始,蒋介石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一种固定的看法。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了解列宁的观点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但后来,他把共产主义看作铁板一块的简单看法却使他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看不到毛泽东心中燃烧着民族主义的火焰。
  中日战争初期,斯大林愿意给蒋介石政府一定的帮助。
  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它把日本人拖进中国战争,使之远离苏联远东地区,这对苏联是有利的;从这个时候起,苏联开始向国民党的中国提供武器和贷款。
  按照斯大林的希望,毛泽东开始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国共两党实现暂时的重新和解。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世界性的宣传机构高度评价了蒋介石,称他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和国际政治家。
  但1941年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对国民党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它使日本在与苏联有关的事情上可以在中国自由行动。
  这时,斯大林不再希望树立蒋介石的形象了,巨大的国际宣传系统口径一下变了过来。同时,一种错误的观点被广泛传播,并几乎很普遍地被西方的社论作者、评论家和一般的知识阶层所接受: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只是一些土地改革家而已。
  这种双向宣传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更是如此。美国驻华大使馆战时和战后分别由重庆和南京发回消息证明了这一点。
  被歪曲的有关共产党的观点成为被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接受的教条,而蒋介石本人所作的宣传却没有什么效果。蒋夫人宋美龄为了本国政权的利益和争取美国对其行动的支持,以私人身份在美国进行大量宣传。
  因此,我们可以说,共产国际通过其自觉和不自觉的盟友,在中美摩擦中起了很大作用。必须说明,中美之间当然已经存在一些摩擦。
  史迪威将军从1942年3月到1944年9月代表美国在中国担任各种高级职务,他很快就从总体上反对蒋介石了。美国被迫参战以后——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结果——蒋介石又回到他原来的观点,认为相比之下,反对日本人是不重要的(既然美国可以替他做这件事),而节省力量,准备同共产党为夺取权力进行决战是最重要的。
  史迪威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觉得蒋的这种态度难以理解而且事实上令人难以忍受的美国人。他把这种想法电告他的上司——罗斯福总统和国防部的马歇尔将军。蒋介石和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因此而变得紧张起来。由于在重庆和后来在南京的记者的反面报道,也由于共产党和他们的同路人同美国人和美国组织建立“统一战线”的积极努力,这种分歧不断加深。
  在1943年召开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积极主张把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支持1944年春缅甸大规模的保卫战,这次保卫战的目的是要打破对中国的封锁;他还许诺在战后阻止苏联攫取东北方面支持中国。作为条件,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和共产党共同解决国内问题的承诺。
  但是,美国总统在德黑兰同斯大林和丘吉尔(没有蒋介石)
  进行了进一步的会晤。在德黑兰会议上,他向苏联领导人保证不履行他答应蒋介石的条件,事实上,美国人没有实现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答应蒋介石的任何承诺。在1945年2月召开的瓜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会议上,作为斯大林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罗斯福总统答应了斯大林对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苏联按时参战,占领东北。他们允许中共占领大部分乡村地区,阻止国民党政府重返东北,此外还把大量的日军装备送给共产党的军队。
  这些行为本身——在斯大林这一边,也在罗斯福那一边——或许满足了他们自己的需要,却使蒋介石在内战中必然走向军事失败。
  此外,蒋介石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几次错误,从而加剧了他的不幸。他的部下对所占领的区域使用残暴的统治手段,而蒋介石本人没有控制住这种做法;西安事变过了10年之后,他仍然对自己的遭遇耿耿于怀,他对希望能释放少帅并派他回东北以确保国民党统治的建议置之不理,相反却继续囚禁张学良;他解散了30万曾为日本人效力的伪军,在东北把他们全部释放,结果使共产党方面的力量得到补充。
  最好的战略家的明智建议都得不到蒋介石的采纳。他也许应该更好地从东北占领区撤退,加强他对南方的统治,而他却希望能永远地保住每一件东西、每一个地方。他的部队伸展得过长,这使他丢掉了一座座城市、一个个省份。马歇尔将军使团曾致力于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和——这种努力不仅遭到失败,而且使蒋介石维持在大陆统治的机会减少。
  苏联把日本的装备送给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而美国也不甘落后,从1946年7月到1948年11月,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援助,这对国民党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在美苏之间,这种无意识地得到贯彻的决定使蒋介石在军事上毫无希望地处于劣势,最后,士气低落和失败主义情绪使国民党的统治走向了崩溃。
  那么,我们怎样来评价蒋介石的一生呢?作为一个军人,在20—30年代的内战期间,事实证明蒋介石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决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阶段里,他也表现出对战略的了解。
  但是,他的战略是一个避免失败的战略,而不是一个争取胜利的战略。他在内战中的全面失败埋葬了他的军事威望。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政治领袖,蒋介石是一个战术家而不是一个战略家。
  他比他的竞争对手们略高一筹并善于控制他们。
  但是,尽管他统治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实际上不了解整个政权的社会基础。
  在世界范围内,他知道国际共运对他的威胁,但他却用使问题过于简单化和过分宣扬自己的办法毁了自己。
  在写作方面,他不象其他军人政治家,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作品和学说,但是,他为这些作品提供了思想基础。他的排外主义思想贯穿《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历史学上,他既不是创始者,也没有什么卓越的表现。
  他不懂经济学,他那本(由别人代笔)土生土长的《中国经济论》中的思想是华而不实的和不成功的。
  最后,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苏联共产党是给予很大帮助的。但由于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长期生活、战斗在农村,斯大林认为中共不一定能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很有可能养成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民族主义意识。因而,他对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心存疑虑。他始终认为,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山沟里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他这种拘泥于党的工人阶级成分而对中共的的错误认识一直到中国革命胜利才转变。

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冒牌的共产党。

1942年5月,苏联派往日本的间谍左尔格利用他同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的私人关系,截获了一份重要战略情报,并马上向斯大林发报告:“许多德国代表回到柏林,他们认为对苏战争可能在6月开始。”

同时,南京政府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主任阎宝航在同一些外国驻华大使馆人员来往时得到了更准确的情报:德国行动的准确日期,最初定为6月15日,后改为6月22日。阎宝航立即把这个重要消息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立即把这份电报转发给了斯大林,6月21日凌晨,斯大林接到了这份电报:“巴巴罗萨进攻计划在6月22日4时全面展开!——周恩来。”

斯大林收到这份电报时,正在对一个新情况做判断:6月20日,有个德国司务长向苏军投诚,说德军正在整装待发,将于22日晨发起进攻。他对这个消息有怀疑,怀疑这个投诚者是不是德军为了挑起冲突而故意派来的?看到周恩来的电报,他立即明白了,并下令各军区做好迎敌的准备。

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提供了情报,苏联红军提前准备了24个小时。后来,斯大林发来了电报,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

当时,王明已被中共清除出最高领导层,他一直呆在莫斯科。他千方百计地封锁延安的消息,因此,当时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中共党员有很多人只知道王明而不知道毛泽东。而此时的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也是了解得很少,有一段时间共产国际与中共还断绝了联络。

为消除王明的影响,中共先后派出王稼祥、周恩来等人去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尔后,毛泽东又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去了长达万言的文章,介绍中共的抗战情况及与国民党合作中出现的摩擦。斯大林认为,中共不应该和国民党进行斗争。

1942年末,斯大林曾派人到延安要求毛泽东派人去莫斯科向他汇报工作,毛泽东出于种种考虑拒绝了,这更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共领导人的疑虑。1944年6月10日,斯大林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时,哈里曼曾重复罗斯福的话,即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斯大林马上表示同意,并说:“在目前情况下,蒋介石是最恰当的人,因而必须给予支持。”两人在谈到中共时,斯大林微微一笑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不过是些‘人造奶油’共产党人而已。”但他也承认,尽管如此,中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跟日本人作战是坚决的。

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交出军队,不要打内战。

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与美国陆军部长赫尔利会谈时也谈到了中国问题。赫尔利说:“中共事实上并非共党,他们的目标在于获得他们视为中国必须做适当的改革。我看得出来,苏联并不支持中共,你们不愿中国内部因意见分歧而发生内战。”斯大林表示,他愿与英美合作,完成对中国军队的统一,他说蒋介石“是一个爱国志士”。

斯大林在与苏联一位领导人谈话时说,他对中国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大了解,但是他觉得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统一中国的人必须是蒋介石。他还说:“我看不到其他可能成为全中国领袖的人,我不相信中共的领袖们有蒋介石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

斯大林对中共有这样的看法也不足为奇。因为他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主要是靠王明给他汇报的那点错误的信息。另外,在二战期间,斯大林曾六次给毛泽东发电,要求中共的军队调兵长城附近减缓日本人对苏联边境的压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没能按斯大林指示办事,这也造成了斯大林对中共的不满,因而他产生了“助蒋抑毛”的思想。

冠亚体育娱乐,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后,蒋介石为争取时间运送军队,准备耍和谈阴谋。同时,他为了取得斯大林的支持,派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去莫斯科,代表国民政府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一向将苏联人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台,有了这个条约,他与共产党是打是和就没有顾虑了。因而,日本一投降,他就给延安发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蒋介石是这样想的,如果毛泽东拒绝来重庆谈判,就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到毛泽东头上。如果毛泽东真到重庆来,他也可以操纵谈判,利用这段时间做好内战准备。

正在这时,斯大林的电报也到了延安。电报的主要内容是:要毛泽东亲自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达成协议,交出军队。他还以苏共中央的名义,要共产党与国民党取得和平,不要打内战,不然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斯大林之所以要这样给中共发电报,是因为他认为共产党的实力远不如国民党,若打起来共产党不能取胜。实际上,他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毛泽东接到电报,非常气愤,说:“究竟是谁想打内战?”很快,中共中央给斯大林回了电报,将中国的局势告诉给了他。

不久,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打内战想消灭你们,但他也再三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协调和平建国事宜,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负责由谁来承担?我建议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参加会谈,他的安全由苏美两家负责。”

事已至此,毛泽东已别无选择。几天后,毛泽东冒着极大的风险,到了重庆。经过艰苦的谈判,国共双方签定了《双十协定》。不过,这个协定签后不久,蒋介石就指挥军队向解放区进攻,毛泽东对斯大林不准中共反击的意见置之不理,对蒋介石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对来犯之敌给予猛烈的反击。

到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时,斯大林还不肯公开表示支持中共。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已取得了主动权,胜利已指日可待。这年4月,中共中央的指挥机关已搬到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在这里,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件事,就是他准备亲自赴苏联面见斯大林!斯大林收到毛泽东欲来苏联的电报后,很快回了电,大意是:目前中国革命已处于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作为最高统帅,不宜离岗位太远。如果有什么重大问题,苏方可以派一名高级领导人,到中国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并希望毛泽东同志能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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