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

1919—1922

1922—1923

(1)

(1)

  “当我步入这一小群人的圈子里时,关于政党或运动,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那年秋天,工人党真正给予希特勒的却是宣传他的思想的讲台。就像在曼纳海姆的小书房里他曾首次发泄他的仇恨和披露他的希望一样,这一小撮心怀不满的人给了他所需要的动力。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把基本上是个辩论性质的社团变为一个政治机构。“代表全党的委员会实际只有7人。它不外乎是个小俱乐部的领导机构而已。”在报纸描述那些日子的故事连载中,希特勒风趣地回忆说:“1919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过。昏暗的灯光,垃圾成堆,骚动,穿着破旧的人们,穷困的士兵,总之,这是4年战争和革命丑闻恶果的图景。”
  在罗森巴德后屋的会议室里,每逢开会,会议的用灯是一盏昏暗的煤气灯。“我们集会时……是个什么样子?可怕,军短裤,染过的外衣,戴得发亮的、五花八门的帽子,脚穿改制的破靴子,手持木棍作‘手仗’。”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显赫的象征,证明他属于人民。
  “我们总是那么几个人……首先是兄弟般的问候;之后,大家便报告说,各地的‘种子’已经播下,甚至生根了;末了,他们便问,我们是否也可作同一汇报。我们常常强调要以一个单位行动。活动费一般仅有5个马克,而一次活动竟达17马克的高峰。”
  希特勒最终说服了委员会用召开较大型会议的办法增加党员人数。在兵营里,他利用连队的打字机,亲自打出了邀请人们参加首次会议的请帖;他还用手写。在首次会议的当晚,7名委员在等候“预计前来赴会的群众”。一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有来。“我们还是7人,原来的7人。”希特勒改变了战术。请帖是油印的;这次,来了几个人。慢慢地,赴会人数从11人增至13人,最后达到34人。
  会议的捐款被用作广告费。他们在一家民间的反犹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于10月16日在霍夫布劳斯酒馆的地下室里召开群众大会。
  如果到会人数如前,这次的费用恐怕已使工人党破产。哈尔雷很悲观,但希特勒坚持说,会有许多人来的;到下午7时,烟雾弥漫的室内已集合了77人。对当晚之主要演讲人是如何接待的,现已无案可查;但我们知道,几乎就在希特勒踏上安放在主台上的、粗糙的讲经台上时,听众如同“触电一般”。他原定发言20分钟,可一讲就是半个钟头,谴责、威胁和保证之辞,有如流水,从他口中喷射出来。他失去控制,大动感情;当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就坐时,已是满脸汗水了。他虽然精气力尽,却满心欢喜,“先前我只内心感觉到的、却又无法试验的东西,现在被证实了:我能演说!”
  这不仅是他生涯中的转折点,也是“德国工人党”的转折点。热情的听众当场捐赠了300马克;现在,他们有钱刊登更多的广告和印刷标语口号了。11月13日,第二次群众大会召开了。这次大会是在埃伯尔布劳啤酒厅举行的,130多人(大部分是学生,小店主和军官)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人共有4人;入场券每张50个芬尼——这是当地政治活动中的一件新鲜事物。吸引众人的主要是希特勒。讲演至中途,一些乡巴佬开始高声怪叫,扰乱会场。幸好希特勒早与军队内的朋友打好招呼,所以,不到几分钟,扰乱分子“便抱着流血的脑袋,滚下楼去。”会议的中断反而激得希特勒更加慷慨激昂。在讲演结束时,他强令大家起来反抗。“德国的惨境必须用德国的钢铁打破。那样的时刻必然到来。”
  希特勒再次令听众倾倒。他演讲时用的是原色声,感情又奔放,这就使他与专讲理论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有个在场的警察,在蔑视希特勒是个商人后报告说,他“火候掌握得非常好”,必将成为一个“职业的讲演宣传家”。他的呼吁是他的肺腑之言——爱祖国,憎恨带来1918年失败的犹太人。这种讲演方法,以及他所使用的街道和战壕语言,使老兵们认识到,他也曾分享过机关枪、铁丝网和肮脏的民主,能体现前线的、神圣的同伴的手足之情。
  不到两星期,另一次热烈的群众大会又召开了,参加人数达到170。12月10日,他们使用了一个更大的酒馆——“德意志帝国”酒馆。尽管曾宣布大厅内有暖气,群众还是纷纷离场。这时,几位委员便说,会议开得太勤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展开了。希特勒争辩说,在一个有70万居民的城市里,别说两星期开会一次,就是每周10次也开得起。他说,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胜利迟早必然到来。他的坚持果然得到了报答。群众大会的新址坐落在达豪埃大街,靠近兵营。开会时,士兵们蜂拥而来,使参加人数突破了200。
  希特勒的飞黄腾达,使其他委员深感不安。他们反对他那火山爆发式的、轻松活泼的风格。另外,由于吸引了大量粗鲁的军人,他正在改变整个组织的面貌。他们害怕党被毁灭。德莱克斯勒虽然也同样忧虑,但他坚信,希特勒是党的希望。在他的支持下,希特勒当上了党的宣传部门负责人。提拔后的希特勒,对党务之低效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没有办公室和设备,党怎样办公?他亲自动手,在他被介绍入党的地方斯特纳卡找了一间办公室。这间房子很小,做过酒室。房租也便宜,每月才50马克;房东将木隔板拆除使它“更像殡葬大厅而不像办公室”时,委员会并未抱怨。他用梅耳上尉给的钱和党的基金,在室内装了电灯和电话,还配备上桌椅、书橱、碗橱等家具。希特勒的下一个措施是雇请经理,全天办公。他在兵营找到一个中士,此人“正直、绝对忠诚老实”。上班时,他把自己的艾德勒牌的手提打字机也带来了。
  那年12月,希特勒要求对党的组织进行全面改革,将一个辩论性质的社团改造成一真正的政党。由于他们满足于一个极右的小组,大多数委员均反对改革。他们不像希特勒那样能看清宣传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推翻魏玛共和国的手段。辛勤操劳的德莱克斯勒再次支持希特勒。在德莱克斯勒家里,两人积极草拟党的计划和纲领,一讨论就是几小时。他俩的关系主要是靠对犹太人的不信任和仇恨来维持的。据德莱克斯勒说,因为犹太人和工会的关系,他几度失业,后来成了“激进的反犹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住在舒适的尼姆芬区,希特勒常坐电车去他那里。两人常埋头工作,连吃晚饭都得德莱克斯勒太太几次三番来叫。“我的小姑娘常爬在希特勒的膝上,”德莱克斯勒回忆说,“她知道她是受欢迎的。”对她,他是阿道夫叔叔。
  1919年末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夹着一大捆手稿”来到德莱克斯勒家里。这是党的纲领草稿。两人埋头工作了几小时,将它“压缩”到尽可能简单。“告诉你吧,我们绞尽了脑汁!”德莱克斯勒回忆说。直到次日早晨才搞完。希特勒跳了起来,以拳击桌。“我们的这些意见”,他喊道,“可与惠登伯格门上的路德的牌子相抗衡!”
  纲领包括了25点。希特勒要求在群众大会上予以公布。
  可以预言,委员会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不但反对里边的许多观点,而且还反对召开群众大会。德莱克斯勒起初也表示怀疑,后来终于同意了希特勒的意见,再次开会时全力支持了他。反对派的意见被否决,于是开会日期便定了下来:1920年2月24日。
  用醒目的红字印制的标语口号、路牌等遍布慕尼黑。此时的希特勒倒害怕起来了,他怕自己的演讲会使“群众打哈欠”。大会定在晚7时30分开始。7时15分,当希特勒步入霍夫布劳斯酒店的宴会大厅时,他发现,厅里挤得满满的,约有2000人。他高兴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尤其令他高兴的是,与会者约半数以上是共产党人或独立社会主义者。他相信,敌对听众中真正有理想的人是会转到他这边来的,而他也欢迎他们捣乱会场。
  大会开始了,会场很安静。主讲人是个富有经验的“民间”讲演者丁格费尔德。他拐弯抹角地攻击了犹太人。他引用了莎士比亚和席勒的话;其攻击之柔和,甚至连共产党人也未激怒。之后,希特勒站起身来。没有人高声怪叫。他穿的是一件老式的蓝色外衣,很破旧。看上去他一点儿也不像演说家。开始时,他讲得很平静,没有什么加重语气之类。他扼要地讲了近10年来的历史。然而,一旦讲到战后席卷德国的革命时,他声音中便充满了感情;他打着手势,眼睛放射出光芒。愤怒的喊声从大厅的每个角落传来。啤酒气在空中飞舞。用橡皮棍和马鞭武装起来的士兵们——希特勒在军内的支持者——“像猎犬一样迅猛,像牛皮一样坚韧,像克虏伯公司的钢铁一样坚硬”,急忙投身战斗。捣乱者被逐出门外。厅内的秩序有所恢复,但讥笑的喊声仍不断。希特勒恢复演讲,喊声并未令他目瞪口呆。在曼纳海姆的经历使他习惯了这类捣乱,而他似乎还从里边吸取了力量。他的精神,还有他的话,令听众感到温暖。听众开始鼓掌了,掌声湮没了怪叫声。他严厉谴责当局正在成吨成吨地印刷纸币,指责社会民主党人只会迫害小市民。“如果不姓汉梅尔伯格或伊西多尔巴赫,这样的小市民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句反犹的行话一出,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喊声几乎旗鼓相当;但是,当他把攻击矛头转向东方犹太人时,掌声便湮没了喊叫声。不少人在喊:“打倒犹太人!”
  由于不习惯于在如此多的听众面前演讲,他的声音时高时低。但,即使他经验不足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他的真情深深地打动了一个名叫汉斯·弗兰克的年仅20岁的学法律的学生。“他首先感到的是,这个人讲得很真诚,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讲出来,而不是在故弄玄虚,把自己还没有绝对把握的东西告诉听众。”在第一个演讲者用的华丽的词藻后,他的讲演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他的话常常讲得很粗,但具有丰富的表达力。连前来捣乱的人也不得不洗耳恭听。他深入浅出,声音清晰,连坐在最远座位的听众也能听清。使弗兰克印象最深的是,他“能使脑筋最糊涂的人也能明白事理……他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最后,他将纲领的25个要点交给了听众,要他们逐条地“判断”。这个纲领几乎对每人都给了一点儿什么——犹太人除外。给爱国者的是全体德国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帝国;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是殖民地;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德国应享受平等权利;废除凡尔赛条约;创建一支人民的军队;对犯罪分子进行“无情地斗争”,以加强法律与秩序。给工人的是废除不劳而获;战争利润归公;无偿地没收土地为社会所有;在大型企业内利润分享。给中产阶级的是,对大百货商店立即实行社会化,以低廉的租金租赁给小商小贩;“大力提高”全国老年人的健康标准。给有“民族”思想的人是,要求将犹太人当外国人对待,剥夺其公开开办办公室的权利,当国家发现无法养活全民时则将他们驱逐出境,对1914年8月2日后移民入境的犹太人,立即驱逐出境。
  每念完一要点,希特勒便停下来问听众是否明白,是否同意。大部分听众都高喊同意,但也有有组织的讥笑声;一反对者还跳上椅子和桌子,以示抗议。手持棍子、鞭子的弹压队一次又一次投身行动。希特勒整整讲了两个半钟头,待他讲完时,大家几乎一致同意他讲的每一个字。大会结束时,掌声雷动,而年轻的弗兰克则相信,“如果有人能掌握德国的命运,此人就是希特勒。”
  对希特勒而言,那晚上的大会,包括反对派的捣乱在内,是个完全的胜利。当人们列队离开会场时,希特勒觉得,通向自己的未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我宣布散会时,不止我一人在想,狼已经出世了。这个狼是注定要冲进拐骗人民的骗子群的。”他是名副其实的,因为阿道夫——名源于日耳曼“幸运的狼”一词。从那天气,“狼”,一字对他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亲友中它是外号;对他和妹妹保拉,它是假名;在部队大多数的指挥部里,它是他的名。
  希特勒的崛起并未引起慕尼黑的报纸多大注意,但这次群众大会对德国工人党而言却意味着前进了一大步,吸收了100名新党员。在希特勒的坚持下,造了党员的花名册,还发了党证。为给人以大党的印象,第一份党证的编号是501,以后便按党员名字的字母顺序编号。“画家”希特勒的党证号是555。

  到了1922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的文化程度与职业也大相径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所有人都与他一样,赞同民族主义,恐惧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两名飞行员:赫尔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另一名是鲁道夫·赫斯,此人在战争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团的一名军官,战争结束时成了一名飞行员。虽然两人都出身富裕家庭,两人都坚信希特勒是德国之前途的答案,但两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气上都显著不同。
  戈林为人轻浮,装腔作势,性格外向,易与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亲曾当过区法官,后被俾斯麦委任为帝国西南非委员。他结婚两次,有8个孩子。戈林排行倒数第二,是个学者,但对此他毫不在乎,意在从戎为国效劳。通过他的教父的关系,他加入了”普鲁士皇家青年军”,在战斗中出了名,在参加了第27次空战后,获得了一枚最高军事奖章“功勋奖章”。停战后,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与一有夫之妇卡琳·冯·坎佐订了婚。卡琳的父亲出身瑞典的贵族,母亲则出身于爱尔兰一酿酒家庭。一俟她最后办妥离婚手续,他俩便立即结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国,以“洗雪凡尔赛的耻辱,雪失败之耻,铲除通过普鲁士心脏的长廊”。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但更使他感兴趣的却是现实中的政治。为此,他曾拟在经沙场考验的军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我记得,他们曾开会讨论为这些军官提供膳宿的问题。‘你们这些笨蛋!’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认为,一个干练的军官会找不到一张床来睡觉吗?连一个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妈的,眼下还有更紧要的事情呢!’不知谁老着脸皮,我在他头上给了一下子。当然了,大家哄堂大笑,会议也就结束了。”他领导革命的企图也就到此告终。直到1922年秋天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才找到一个值得追随的人。这次大会在科尼希广场召开,目的在于抗议盟国让德国交出所谓战犯的要求。各党派的发言人纷纷上台。
  后来,群众在高喊,“希特勒!”事有凑巧,原来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们已在年初结婚),他们偶然听到他说,他根本不想“给这些驯服的资产阶级海盗讲话”。那时,希特勒身穿军大衣,腰间扎着皮带。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感染了戈林,于是,戈林便在纽曼自助餐馆参加了一次党的会议。
  “我在后边坐着,不敢冒昧。我记得,那次会议有罗森堡。希特勒对为何未作发言作了解释。他说,那样不痛不痒地讲,哪个法国人也不会失去睡觉的机会的。你必须用刺刀支撑你的威胁。是的,这才是我要听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能使德国富强、能粉碎凡尔赛条约的政党。‘不错’,我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于我的党!打倒凡尔赛条约!他妈的,这才合我的胃口!’”
  在党的总部,他填了一张入党申请表。这样一位战争英雄竟出现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办公室里,这肯定引起了轰动。他回忆道,“反正有人告诉我说,希特勒想立刻见我。”风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够了。站在他跟前的是这样一个北欧人:闪闪发光的碧眼,又高又细的身材,粉红中带白的皮肤。“他告诉我,正当他要找人来管理冲锋队时,我正好去找他。这完全是运气。”他们同意一月后再宣布,但戈林却立即投入了冲锋队的训练工作,且作为一军事组织进行训练。“‘军队!’我对众人说,‘这是军队!’”
  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日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标准,他还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犹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因为它是革命的,不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其他党派也搞革命,所以,我想我怎么也能参加上一个!”他是个热衷于行动的人物,一个热衷于行动的组织吸引了他,也正是当时希特勒所需要的人物。他与容克军官和社会各界人士有着宝贵的联系,又是在游行时、在会议上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时,由他正面斥责某些领导人,他也不会在乎。
  若与戈林相比,鲁道夫·赫斯却黯然失色了。他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父亲是个有钱的批发商和出口商。父亲要他从商以继承家业,但他却愿当个学者。他曾就读于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学校,后在瑞典考进了高级商业学校。战争迫使他辍学;战后,他怎么也不想以商为业。与戈林一样,他也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他也觉得被“十一月罪犯”出卖,但他并未从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图里会”。他参加示威游行,也在街头演讲(虽然他很害羞)。作为“自由兵团”的一个成员,他曾参与推翻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他也在寻找一位领袖。在大学时期,他的论文《怎样的人才能领导德国恢复其旧日的光辉?》曾获奖。他写道,此人应是独裁者,善于使用口号、上街游行和煽动民众。他必须来自人民,但又与群众毫无共同之处。与所有伟人一样,他必须具有“完整的人格”,“不因流血而畏缩。大是大非总是靠铁和血来解决的。”为达此目的,他必须准备“践踏自己的挚友”,“铁面无私地”施行法律,“小心谨慎而机敏地”对待人民和国家,必要时“可用骑兵的马靴将他们踩在脚下”。
  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并作为希特勒的亲信和心腹在他身边呆了一年多。与此同时,他还效忠于另一人(其妻为犹太人),卡尔·豪斯霍弗将军。此人曾在东京任武官3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1911年回国。回国后,他热衷于亚洲事务,并坚信,国家的存亡有赖于其所控制之疆域。战争就是他这一理论的证明。德国之所以受包围,受窒息,最后蒙受战败的耻辱,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生存空间。停战后,他出任慕尼黑大学的地理政治学教授。他告诫学生,救国之途在于自给自足,为此,德国不仅需要自给自足(国民经济独立),还需要生存空间。对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能将二人凑在一起。其中有个障碍:豪斯霍弗太太因她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赫斯虽然遵从种族主义的理论,但他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对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对教授夫人不怀二心。
  赫斯当时风华正茂,既谦虚又不独断专行。他虽曾在战场和街头英勇奋战,其获奖的论文也曾具血腥味,但他远不是个嗜血成性者。他爱书本与音乐甚于激烈辩论,但在咖啡厅论战中却也不难见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劳斯的血战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赏识。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浓,两眼炯炯有神,嘴唇严紧,俨然是“准备践踏挚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时赫斯才露其真容——一个机智灵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伊尔塞·赫斯(当时叫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对战争失败后还在跳舞和社交的年青人缺乏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外,对他人他是个谜。他是个理想的信徒。他不屑于争权夺利,准备跟随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
  另一个盲目追随者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反犹方面,赫斯与戈林均大大逊色于他们的领袖;而施特莱彻语言之恶毒却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此人很事故,矮胖,秃顶,肥头大耳,给人以粗壮的感觉。无论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过人的。他有时直率而亲善,有时又狂暴而残忍。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从伤感跃至残酷无情。与希特勒一样,只要一公开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条狗链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却作为武器予以炫耀。年轻时,他“身上背着装满了反犹书籍和小册子的背包,到处游逛。”他的演讲,通篇充满了疟待狂的想象,对于政敌则用最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由于他相信犹太人阴谋反对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满了无穷无尽谩骂的言辞。
  他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该党纽伦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创办了一份专门遣责犹太人的报纸《冲锋队员》。若与维也纳那份曾给年轻的希特勒以重大影响的杂志《东方天坛星》相比,这份报纸在污秽和毒素方面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业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许多亲信惊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对色情文学极反感,不赞成施特莱彻纵欲无度,对这个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间的不断争吵表示关切。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佩服施特莱彻的充沛的精力与疯狂的忠诚。
  “底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诉我,施特莱彻当过中学教员,而且,从许多方面看,又是个怪人。他还常说,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莱彻这种人,国家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是毫无希望的。”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里常常大大言过其实,因而常招人斥责,对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外的:“人们说,他把犹太人理想化了。其实却相反。犹太人更加卑鄙,更加凶狠,比施特莱彻描述的更加穷凶极恶。”
  希特勒的亲信就是这种人。他的运动贯串着社会的各个阶级,因而也把各种各样的人拉拢在他身边——有知识分子、街头战士、各种怪人、理想主义者、流浪汉、雇佣兵队长、守纪律和不守纪律的、劳工和贵族。既有文质彬彬者,也有残酷无情者;既有流氓无赖,也有善良的人们。有作家、画家、短工、店主、牙医、学生、士兵,还有牧师。他的魅力是广泛的,而他也心胸开扩,既能容忍像埃卡特这样的吸毒者,也能容纳像罗姆那样的同性恋者。对许多人说来,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时刻准备接纳忠实地为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为德国的复兴而战斗的人们。
  “我最愉快的回忆就是这个时期”,19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动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回忆。他高兴地谈起了早年的支持者。“今天,当我偶然遇见他们中某个人时,我非常感动。他们真心诚意地爱护我,真是动人。小小的市场摊贩会跑着追来看我,‘给希特勒先生送几个鸡蛋’……我实在喜欢这些真心实意的人们。”
  不管他的追随者多么卑贱,他从不针砭他们。也许是为了纪念在维也纳的那些悲惨的日子,他在卡尔尼留斯大街开辟了党的新总部。总部地方比较宽敞,是专为那些穷困潦倒需要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随者而设的。“冬天一到”,菲力气·波勒回忆说,“接待室便成了失业党员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热闹。你常常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主管克里斯汀·韦伯常常要用长马鞭才能将他们轰走。”

(2)

(2)

  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交往的圈子大了,来往的人各式各样,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热爱日耳曼的任何事物和恐惧马克思主义。慕尼黑有位内科医生,他相信星宿的摆动,还宣称,这给了他在任一人群中辨认出犹太人的能力。更有意思的是恩斯特·罗姆上尉,他是个同性恋者,曾当过连长。罗姆是个模范军官,是在危险中可以信赖的同志,他长得又矮又胖,头发剪得整整齐齐,笑起来很是逗人。他是战争的活纪念碑:他的鼻尖被打掉,脸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弹痕,现在在国防军里当军官。他曾说过,“因为我是个恶人,又不成熟,所以,更令我感兴趣的是战争和骚乱,而不是你们市民的平淡无奇的生活。”从两人首次在一民族主义小组(“铁拳”)的秘密会议上见面时起,罗姆便坚信,这个勇于献身的下士是领导“德国工人党”最合适的人选,由于罗姆带来了许多军人,他实际上已改变了德莱克斯勒——哈尔雷之组织的工人阶级性质。在吵闹的会上维持秩序的正是这些军人。鲜血和苦难把希特勒和罗姆两人紧密连在一起,因为两人同为建立前线战士的手足之情立下过汗马功劳。虽然在不久前罗姆接替了梅耳上尉的职务成了希特勒的指挥官,他坚持让希特勒对他使用昵称“你”。这样亲密的关系也导致希特勒被其他军官接受。
  希特勒与作家底特利希·埃卡特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埃卡特曾说过,新一代的政治领袖必须有能力承受机枪的咆哮声。“我宁愿要一只微不足道的猴子,只要他能对赤色分子作出辛辣的回答,并在群众向一群学问高深的教授扔桌子腿时不逃跑就行。”另外,此人应是个光棍。“这样我们便能吸引妇女!”尽管两人年龄有差距(相差21岁),背景又不相同(埃卡特是个大学生,有文化),他们结成了好友,并不只是政治上的相识。两人均是波希米亚人,能讲下层社会的语言;两人均是民族主义者,都憎恨犹太人。埃卡特认为,凡娶日耳曼女人为妻的犹太人都应监禁3年,如再执迷不悟,继续犯罪,则予以处决。
  埃卡特是个浪漫的革命者,善于进行咖啡馆争论的大师。他多愁善感,冷眼看待人生;是个真心实意的江湖术士,常出现于舞台;若有机会讲演,不管是在家中、在街头、还是在咖啡馆,他都津津乐道,讲得非常出色。他吸毒成瘾,又是个酒鬼,他的庸俗系由其社会背景之痕迹使然。希特勒热衷于与这位热情的、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海盗相伴,而他则在慕尼黑淫猥的夜晚世界中为希特勒的亨利王子扮演福尔斯达夫的角色(福尔斯达夫系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系吹牛之代表——译著)。埃卡特成了希特勒的导师。他给了希特勒一件军大衣,改正他的语法,带他逛高级的饭馆和咖啡馆,并将他介绍给名人文士(“这是终有一天要解放德国的人。”)两人常在一起谈论音乐、文学艺术和政治,一谈就是几个钟头。与这位粗暴的作家的关系,在希特勒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霍夫布劳群众集会后几星期,两人同往柏林冒了一次险。霍尔德·冯·卢特维兹将军率领的“精锐自由兵团”,被魏玛社会主义政府下令解散后,不但没有解散,反而开赴首都,占领了柏林,并安插了自己的总理大臣——由一个名叫卡普的普通官员担任。希特勒和埃卡特两人看到,卡普右派集团的起义具有巨大的潜力,双双自愿前往柏林,以便决定是否有可能在巴伐利亚共同采取革命行动。罗姆上尉批准了这一计划,把他们送上一架运动教练机。这是希特勒的飞机。驾驶员罗伯特·利特·冯·格莱姆中尉是战时的一流飞行员,很年轻,曾获“飞行大奖”,后来成了希特勒的空军之最后一个统帅。那天气候很坏,尽管格莱姆的飞行技术高超,希特勒还是不断呕吐。由于中转机场被罢工工人占领,此次的任务险些破产。后来,希特勒急中生智,给自己粘上一道山羊胡子,埃卡特则化妆成小贩,这样,他们一行才获准前往柏林。飞机在柏林着陆后,希特勒脸色惨白,发誓日后不再坐飞机。
  虽然柏林于3月13日一枪未放便献出了城门,但他们的胜利却是空有其名。凡有地位者,谁也不愿在卡普“总理大臣”的内阁任职。这次仓促计划进行的起义,从一开始便是个大失败,使之失败的并不是反攻或破坏活动。与全国人民一样,柏林人反对军方的高涨情绪,卷进了反对他们的浪潮。他们觉得,再搞革命不行了,所以,当埃尔伯特政府号召举行总罢工时,工人们全力支持,使卡普政权无法施政。电力被切断,电车和地下交通停顿;全城无水,垃圾在街上腐烂;商店和办公室关门,只有在黑暗中或在烛光中进行的柏林的夜生活,未受影响。这种腐败的现象系由一部拍得过分的电影所致;该电影写的是一群11岁的小妓女,浓妆艳抹,与穿着高筒皮靴的亚马逊人争风吃醋的故事。城内仍有供各种口味、各种“嗜好”的人享用的咖啡馆和餐馆——有男性同性恋者、女性同性恋者、裸体成癖者、虐待狂和被虐待狂。裸体已成为艳事,而艺术所追求的又是淫猥、幻想和厌世之最。柏林是叇叇派艺术家之活动中心,该派诗人霍尔特·梅林用辛辣的讽刺口吻和俚语写了一首诗,为柏林人描绘出一幅可怕的未来的图景:

  1922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动引起了盟国兴趣。在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建议下,美国指派杜鲁门·史密斯——耶鲁大学学生,西点军校毕业生,驻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对据称正不断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作出估价。”史密斯被指示去见希特勒,“对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点”作一估计。他也要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和潜力作一调查。更具体点说,史密斯必须设法为下列问题找到答案:“巴伐利亚是否有可能宣布从德国独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发共产党起义的危险?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有可能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第七师是完全忠于帝国呢,还是分别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亚?如果发生右派或左派骚乱或叛乱,它是否可用来镇压他们?”
  11月15日午前,史密斯上尉抵达慕尼黑。在玛利安巴德饭店安顿好后,他立即前往设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国领事馆,拜见了代领事罗伯特·墨菲。28岁的墨菲(后来出任驻比利时大使)告诉史密斯,巴伐利亚的新总理“并不是个强硬人物”,因为他仅是前总理卡尔的“一个工具而已”。他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其领袖虽“是个单纯的冒险家”,但仍不愧“是个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潜在的不满”。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亚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否“足以领导德国的民族运动”,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尔后的数天里,他与陆军将领,政府官员,继位王子卢普科希特(“他肯定没有天才,但有些政治能力”),一个自由派报纸编辑,以及梅克斯·埃文,冯·舒本纳·里希特(德国血统,从波罗的海国家逃来的难民,借用其妻之爵位)进行了交谈。舒本纳·里希特是罗森堡之密友,已开始对希特勒产生相当影响。他向史密斯保证说,党的反犹主义“纯粹是为了宣传”。之后,他便邀请史密斯到党的新总部前参观冲锋队的检阅。
  “确实壮观”,当晚史密斯在旅馆的客房内作了这样的记录。“1200名我从未见过的壮汉打着旧帝国国旗,带着鲜红的卍字臂章,操着正步,打希特勒跟前走过,接受他的检阅。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发表了讲话……然后高呼:‘让犹太人死亡!’等口号。人们疯狂地欢呼。我一生都未见这种场面。”
  次日,星期六,史密斯在鲁登道夫家里与他进行了交谈。这位将军承认,他曾认为,”首先要在俄国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消灭,然后才能在德国消灭。”他宣称,盟国“必须支持一个能与马克思主义对垒的强大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永远不能“在现有的、混乱的议会条件下产生出来”,“只能靠爱国人士去组织”。他坚信,“法西斯主义运动是欧洲反动势力觉醒的开始”,墨索里尼对德国的民族事业真正抱有同情。
  星期一下午4时,史密斯在会见舒本纳·里希特的地方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室“单调乏味得不可置信;与纽约破旧的出租公寓里后边的卧室相似”。会见后,史密斯在笔记本里一开头便写道:“一个杰出的在野党领袖。我很少倾听一个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发表议论。他控制群众的能力肯定是巨大的。”希特勒将他的运动描述为“体力脑力劳动者之联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说,“如果要将布尔什维克主义镇压下去,目前对资本之谩骂就必须停止。”议会制必须被取代。“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令德国站稳脚根”。他写道,“我们的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决战,与其在美国或英国土地上进行,不如在德国土地上进行,这对美国和英国更为有利。我们(美国)若不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将征服德国。这样一来,赔款便不复存在,而俄国和德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出于自恃之动机,必然会进攻西方国家。”
  希特勒还谈到了其他话题,但对犹太人他连提都未提。后来,还是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提出反犹主义问题。希特勒答道,他只是“同意取消其公民权,排除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这便把史密斯顶了回去。史密斯离开这间黑暗的屋子时,他已坚信,在德国的政治中,希特勒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希特勒将于11月22日发表演讲;史密斯接受了一张入场券,但由于他出乎意料地被召回柏林,便将入场券转给了恩斯特·汉夫施坦格尔。此人个子高大,长着一副又瘦又长的下巴,性格古怪,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会费神看看希特勒这家伙,并把结论转给他吗?“我的印象是,他会起很大的作用”,史密斯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他当然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他敢于相信汉夫施坦格尔的判断力,原因是后者的背景很不寻常。他母亲出身于新英格兰名门,即虐德维克斯家族;他祖上有两人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将军,其中一人还曾为林肯扶棺。汉夫施坦格尔家族里,有两代人曾在萨克塞—科堡—哥达公爵府任过枢密顾问官职,他们还是艺术品的鉴赏家和主顾。这个家族在慕尼黑开有自己的艺术出版社,并以其精美的艺术复制品而著称。汉夫施坦格尔本人是在艺术和音乐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家是黑利·雷赫曼、威廉·布希、理查·施特劳斯、菲力克斯·文加纳、威廉·巴克豪斯、弗里特佐夫·南森和马克·吐温等人的会见场所。他本人的钢琴也弹得极有神韵。在巴伐利亚最有名的沙龙里,人们也常常可看到他那伏于琴键上方高达6.4英尺的身躯。他的外号叫“小家伙”。
  22日那天,汉夫施坦格尔乘电车来到金德酒馆,这是一间L形的大啤酒馆,里边挤满了密集的人群。听众中有少数退伍军官和小官吏,也有些小店主,多数是青年和工人。许多人穿起了巴伐利亚的民族服装。汉夫施坦格尔想从记者席中找个熟人,却白费了力气。他不知道希特勒在何处;幸好有个记者将台上的三人一一指给他看。个子矮小的是梅克斯·阿曼;戴眼镜的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第三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穿着一双齐脚踝的鞋,又笨又重,身穿一套黑衣,浆过的白领。汉夫施坦格尔不由想起,他这身打扮活像是某火车站餐厅里的跑堂。但是,当德莱克斯勒将他介绍给听众,他迅速地、满怀信心地打记者席前走过时,他“毫无疑问是个穿便衣的军人。”
  掌声震耳欲聋。希特勒叉开双腿,双手反剪在身后,活像个哨兵。他以平静、有节制的语调,回顾了过去几年来所发生的事件。他巧妙地把矛头对准政府,却又不使用挖苦或庸俗的语言。他讲得很仔细,用的是文质彬彬的高腔德语,有时也带上一点儿维也纳口音,离希特勒只有10多英尺远的汉夫施坦格尔,对希特勒那双真诚的碧眼印象尤为深刻。“他眼中既有诚实、真诚的神情,又有苦难和无言的请求的尊严。”开讲10分钟后,希特勒完全掌握了听众的感情。此时,他放松了自己的姿态,像训练有素的演员一样,打着手势,开始用维也纳咖啡馆的方式,以狡猾的恶意,旁敲侧击。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坐在邻近的妇女,看得津津有味。后来,有个妇女竟喊出声来:“一点不错。讲得好!”正在此时,希特勒的声调突然提高了,好像对她们表示感谢似的。他还大幅度地打着手势,极力谴责发国难财的人们。
  希特勒抹干了脑门上的汗水,伸手接过一个大胡子递过来的啤酒。在慕尼黑的啤酒爱好者看来,这是很具有戏剧性的。恢复讲演后,他的手势更有力了。听众席中经常有人叫骂,此时,他便镇静地微微抬起右手,好似接球一般,或双手往胸前一叉,简单他作答,将叫骂者的进攻粉碎。“他的技巧很像击剑运动员的冲刺和招架术,也像走钢丝绳运动员之娴熟的平衡动作。有时候,他也令我想起一位琴艺高超的小提琴手,他永远也不会将弓拉完,只留下轻轻的余音——某种不用语言的技巧去表达的思想,一种弦外之音。”但是,一旦他猛攻他的敌人——犹太人和赤色分子时,谨小慎微之举便烟消云散了。“我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不想当德国人,我就敲破你的头颅。这是因为,不斗争,我们就不能成功。斗争,我们用的是思想,不过,如果需要,也要用拳头。”
  汉夫施坦格尔听得入了神,清醒后,往四周瞧了瞧,听众的态度完全改了观,这使他大吃一惊。“一小时前还在吵吵嚷嚷,把他推来推去的群众,那些高声怒骂的人们,现在变得鸦雀无声,深受感动。他们屏息倾听,早就忘却了伸手去取啤酒瓶,似乎把讲演者的每一个字都喝了进去。”“邻座的一个年轻姑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好像沉浸在爱的喜悦中。她已忘却了自己,完全被希特勒对未来德国之伟大的信仰迷住了。”演讲达到高潮时,他已成了“语言的有机体”。猛然间,演讲结束了。听众敲打桌凳,疯狂地欢呼。希特勒已精气力尽,在汉夫施坦格尔看来“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结束一场筋气力尽的音乐会时”的景况一样。他的头发和脸都浸透了汗水,连上过浆的衣领也软下来了(“在作完一次重要的讲演后,我总是全身湿透,体重减轻四至六磅”)。
  汉夫施坦格尔乘兴走到主席台边,在那里,希特勒面带自信的笑容,一点儿也不傲慢地接受着群众的恭维。“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我转达他对你的最良好的祝愿”,汉夫施坦格尔说。史密斯这个名字激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忙问汉夫施坦格尔对他之演讲有何感想。”哎,我同意你的意见”,他小心地回答着,以免伤了希特勒的感情。“你讲的有95%我赞同,其余5%嘛,我们以后再谈。”他所反对的,自然是希特勒之反犹主义。
  “对此小小的5%,我相信我们是不会吵架的”,希特勒温和地说。他边说边用一块满是褶皱的手巾在揩脸上的汗水,显得既谦虚又友好。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几声,然后伸出手来。他的手“又硬又粗”,握起来“像前线战士的手一样”。
  当晚,汉夫施坦格尔辗转不眠。“当晚的印象老留在我心间。所有保守的政客和演讲家都不能与普通听众的心灵沟通。这是他们惨败之处。但是,希特勒这个自我成材者,却成功地将非共产主义的要领交给了人们,而这些人的支持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汉夫施坦格尔下决心辅佐他。
  在柏林,史密斯上尉向上司呈交了一份慕尼黑之行的报告。12月5日,使馆的领事罗宾斯便向副国务卿呈交了一份私人报告。该报告称:“对巴伐利亚之组织的总的态度,本人的结论是,早晚定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在战时为德国作战的奥地利青年下士,现在在领导一场法西斯运动即所谓‘褐衣党’的希特勒,现正沿墨索里尼所走的道路缓慢地、高效能地前进。曾前往该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个非凡的演说家,其道德水准虽不是最高,却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一如墨索里尼之所为,他获得了企业界的巨额资助,但其进展缓慢。他对曾前往该处之我武官助理杜鲁门·史密斯说过,他不拟在下月,甚至在两个月内,发动大规模的运动,他正在募集资金和装备,一切均进展顺利。”
  在当时正忙于其他更紧迫事务的国务院里,这份报告并未引起什么震动,而被束之高阁。但是,在德国,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的增加及冲锋队之增长,却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关切。12月中旬,巴伐利亚州内务部提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该报告声称,希特勒所领导的运动,“毫无疑问将危及政府,不仅危及现政权形式,而且危及任何政治制度,因为其对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银行资本家之罪恶看法一旦得逞,就会出现大流血事件和混乱。”
  几乎与此同时,帝国新任总理大臣威廉·古诺也收到了一份紧急报告。这份报告,很奇怪,竟出自保加利亚驻慕尼黑领事之手,它系保加利亚领事与希特勒进行的坦率的谈话。希特勒说,德国的议会政府即将崩溃,原因是议会领袖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右派或左派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北德的大城市大都受左派控制,但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每星期都有几千人入党,肯定会在巴伐利亚得取胜利。还有,在慕尼黑的秘密警察中,75%的人是工人党党员,在该市的普通警察中,百分比更高。希特勒预言,布尔什维克将在北德获得控制权。为拯救民族,巴伐利亚必须组织反革命,为此,他们需要一位铁腕独裁者,即“在必要时,随时准备踏着满是鲜血和尸体的田野前进”的人物。
  这是对未来事件所作的令人丧胆的预测,特别是它预言,希特勒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对法国占领鲁尔的计划,将获得巴伐利亚大部分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欢呼。他们曾忍受”赤色统治”时期的可怕的岁月,并随时准备采取无情的行动,反对任何敢于宣扬“左派教条”的人们。

  快来呀,孩子们,
  让我们欢快地赶赴屠场,
  勒紧裤带,赶走犹太狼。
  带好毒气和卍字章,
  到人群中去杀一场!

(3)

  埃尔伯特政府的大罢工竟成了弗兰肯斯坦的妖怪。卡普的力量被粉碎了,却为左派的另一次叛乱浪潮开辟了道路。共产分子在德国全境掀起的混乱已达到这种程度,以致埃尔伯特总统不得不出面恳求数天前离政府拂袖而去的冯·塞克特将军担任全体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以粉碎赤色分子的叛乱。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重新纠集刚被解散的“自由兵团”。事件与发展确实令人哭笑不得:昨天的叛军今天却被召来加强法律的秩序。这也是一场只有叇叇派剧作家才写得出来的闹剧:埃尔伯特发给“自由兵团”的奖金,恰好是卡普政权曾答应奖给他们去推翻他的政府的奖金。
  摆在改组后的“自由兵团”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在萨克森,苏维埃共和国已夺取了政权;至3月20日,一支拥有5万名工人的红军已占领了鲁尔区的大部地域。同一天,共产党的《鲁尔回声报》宣布,胜利的红旗必在全国飘扬。“德国必须成为苏维埃共和国,与苏俄联合,成为世界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跳板。”
  4月3日,“自由兵团”横扫鲁尔区,消灭了红军的据点,残酷地对待未被消灭的红军。“如果告诉了你们”,“自由兵团”一名青年士兵在家书中写道,“你们会说我在撒谎。决不饶恕……我们甚至枪杀了10名红军的红十字会护士,原因是,她们身上带有手枪。我们将这些小姑娘杀了,杀得很开心——她们是怎样喊叫,怎样哀求饶命的呀!绝对不行!带枪的就是敌人!”
  当希特勒和埃卡特从慕尼黑乘着令他们恶心呕吐的飞机来到柏林时,卡普起义已近尾声。他们从机场直接前往帝国总理府,与卡普的新闻代表、匈牙利犹太人特莱比希·林肯进行了交谈。此人是个冒险家,又有点流氓习气——在纽约,他曾被当作德皇的奸细逮捕。他告诉他们,卡普人刚刚出逃,他们还是不要暴露身分为好,免得被人逮捕。据称,当发现管事的是个犹太人时,埃卡特抓住希特勒的胳膊说:“走吧,阿道夫,在这儿没有什么事可干了!”
  但是,为了见到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鲁登道夫,他们还是到了首都。平时,鲁登道夫正准备乔装南逃,并与许多观点相同的北德人磋商,其中包括“钢盔”党人,由老军人组成的超级民族主义集团成员,以及大量得到工业家资助的“民间”组织的领导人等。埃卡特还将他的学生介绍给钢琴制造商的夫人赫仑·贝希斯坦主办的沙龙。一见面,她立刻为“年轻的德国救世主”所倾倒,并答应将他介绍给她圈子内其他有影响的人物。
  3月31日,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同一天,他成了一名平民。这可能是出于自愿,但更有可能是授权这样做的。他打起背包,领取了50马克的退伍费,以及一件大衣、一顶帽子、一件外衣、若干条短裤、一套内衣、一件衬衣、若干双袜子和鞋。他在德尔希大街41号向人转租了一间小房。这是个中产阶级的居住地,靠近易萨尔河。这里大都是三四层楼的建筑物,楼下是商店或办公室,楼上是小单元房或单身房。
  希特勒的房子很小,长15英尺,宽只有8英尺,比他在曼纳海姆住的房子大不了多少。这是本楼最冷的房子,据房东埃尔兰格说,“租这间房的客人有些人住病了。我们现在用它作杂物间,谁也不会再租它。”
  希特勒选择的住房离《慕尼黑观察家报》只有一箭之遥,这决不是偶然的。这家报纸已易名为《人民观察家报》,继续充当反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喉舌。希特勒的反犹思想大都由这家报纸反映出来。例如,不久前,这家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的标题是《给犹太人一点颜色瞧瞧!》作者认为不管措施如何残酷,都应把犹太人从德国全部清除出去。这些文章大都出自俄国逃亡者之手,希特勒从中获得了不少有关共产主义越来越危险的情况。
  他自己的首要目标却是犹太人及和平条约,其次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对于德国共产党人之献身精神,他和埃卡特均多少表示钦敬,恨不得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一起题为《日耳曼与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中,埃卡特甚至推荐过他称之为“日耳曼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次,在演讲时(希特勒坐在他身旁),他对参加党内会议的人说,德国的共产党人是有理想的,他们不自觉地在为拯救德国而斗争。
  俄国的逃亡分子极力反对这一妥协。无论在文章中还是在谈话中,他们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危险之说,对希特勒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些来自东方的“末日信徒”中,最善于说服人的要算是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即那位来自埃斯托尼亚的青年建筑师兼画家。首次相见时,彼此对对方的印象均不甚深刻。“如果我说他令我倾倒,那我是在撒谎”,罗森堡回忆说。只是在听了他的公开演说后,他才对希特勒入了迷。“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前线的老战士是如何以一个自由人的勇气,赤手空拳地、明确地、令人信服地进行这一斗争的。在听他讲演15分钟后,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尔后的几个月里,随着罗森堡的文章在埃卡特的周刊和其他民族与种族主义的刊物上的相继出现,两人便互相亲近,彼此倾慕。给希特勒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罗森堡说,布尔什维主义不外乎是犹太人征服世界之庞大的全球战略的第一步而已。最后的“证据”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霍夫布劳斯大会后一天拿到的。那天,《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复国长者之议定书》。这份议定书被认为是“复国长者”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的。旨在阴谋征服世界的24次秘密会议的书面报告(*这份“议定书”是在反犹主义的温床法国草拟的,草拟人是沙皇的奸细,几年后即在19世纪末发表于俄国。在德国首次发表的时间是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一年,发表在一俄国移民杂志上,未产生重大影响。它原是业余的伪造文件,却被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捧为福音。在俄国皇室被屠杀后。在埃卡特林堡沙皇之住地发现了一份《议定书》、一本《圣经》和一本《战争与和平》)。《议定书》是希特勒对犹太人存在偏见和恐惧之佐证,也是他与罗森堡的关系之转折点。此后,希特勒便将罗森堡关于警惕布尔什维主义之说牢记在心,而迄今为止仍属枝节的共产主义问题,也逐渐在党的信条中加重了份量。
  接受《议定书》的也绝不止希特勒一人。那年5月,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一起长文,该文声称,此《议定书》系犹太人为犹太人而写的真实文件,应认真对待。反犹主义原系主张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首先鼓吹的;《议定书》不仅在全欧各国流传,而且流入并发表在南北美洲,这就加剧了心怀恶意的反犹主义。几世纪来,天主教徒们所受的教育是,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第一个新教徒马丁·路德也攻击说,犹太人不仅把上帝变成了魔鬼,其本身就是“瘟疫、流行病、不折不扣的灾难。”总之,犹太人是基督教和全世界的大敌,必须用断然措施予以对付。
  希特勒对犹太人之仇恨,主要来自他自己在战争的末期以及尔后的革命时*?所作的观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此时的房东埃尔兰格竟是个犹太人,而他也有愉快的回忆:“我常在楼梯和门口碰到他——他总在往本子里写什么……他从未使我感到,他将我另眼相看。”)而他从罗森堡、图里会、或从戈比诺,路德以及其他著名的反犹主义者那里得到的东西,仅仅支持了他自己的结论而已。从这些人那里,他不过是取自己之所需罢了。或许,给他影响更深的还是那些小册子和满嘴喷毒的、反犹的低级右派报刊。自早年(在维也纳)以来,他对这些低级下流的文章就生吞活剥。这些低级文学所播下的种子,终于在1920年8月13日在慕尼黑著名的霍夫布劳斯群众大会上结出了果实。
  他以《我们为何要反对犹太人》为题,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一开头他就明确宣布,只有他的党“才能将你们从犹太人的权力中解放出来!”他详细地阐述了犹太人如何自中世纪以来就在污染社会。他的演讲虽没有什么独创和韵律,宣传效果却非常显著。他的反犹思想原是出自他个人的东西,并非是历史使然,但他却有将历史事实与眼下发生的事件巧妙地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地煽动仇恨情绪的天才。他的话常被表示赞同的掌声和笑声所打断,听众十几次为他热烈鼓掌。当他把犹太人视作游牧民族,专干“拦路抢劫“的勾当时,听众的反应尤其狂热。
  与其精心策划的谴责相比,希特勒早年对犹太人的攻击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首次公开攻击说,犹太阴谋具有国际性,他们所主张的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国际团结,不外乎是瓦解其他民族的士气的阴谋。先前,他称犹太人为卑鄙、不道德和寄生虫;今天呢,犹太人成了破坏者、强盗和企图“破坏所有民族”的害人虫。希特勒号召全面顽强奋战。东西方的犹太人,不管是好是坏,也不管是贫是富,统统都一样,毫无区别,因为这是反对犹太种族的战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已不再适用。战斗口号应该是“全世界反犹的人们联合起来!”,“欧洲人民求解放!”总之,希特勒所要求的是“彻底解决”。这点他虽提得模糊,但很凶恶:“把犹太人从我们人民中间清除出去!”在反犹道路上,希特勒早已迈出了一大步。当年早些时候,《慕尼黑邮报》对希特勒摹仿并嘲笑犹太人一事觉得好笑,“阿道夫·希特勒活像个喜剧演员,他的演说像杂耍。”而这次的演说使这家报纸清醒一些了,它承认了希特勒在讲坛上的魔力。“你们必须相信,如果说希特勒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在慕尼黑,鼓动暴民最有能耐的就是他。”
  然而,他远不止是个捣乱者,也不只是对种族主义者发出号召。对他之采取积极行动反犹的号召感兴趣的,还有那些以建立大帝国为其最终目标的人们——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中年市民们。早在1913年,这些人对“泛德团”总裁汉利希·克拉斯所讲的一席话就深信不疑。“犹太民族是一切危险之源。犹太人与日耳曼人水火不相容。”克拉斯声言,会有人起来领导他们反犹的。“我们在恭候元首!耐心!耐心!他会来的。要坚持,好好工作,团结起来!”
  希特勒这一时期的讲演提纲表明,他是何等恐惧犹太人。
  “嗜血成性的犹太人!斩断人民的精神领导。俄国的停尸场。”
  “犹太人作为独裁者与今日之德国。民主与独裁之战斗——不,是犹太人与日耳曼人之战。这有谁明白?”“通过股票市场和投机产生的和平(通货膨胀)时期之饥饿?对奢侈品之需求,等等。谁得利?犹太人……为大规模疯狂所作的灭绝种族之准备——可由大规模之需要——饥饿——加以证明。饥饿历来就是武器。饥饿为犹太人服务。”“世界革命意味着全世界向世界交易所的主人——犹太——之独裁投降。”
  从这些引语中可看出,希特勒之恐惧与仇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与此同时,尚处于朦胧状态的外交政策概念也在形成。那年9月,他对听众说:“我们的手脚被捆住了,嘴巴也被堵住了。即使丧失了抵抗能力,我们也不惧怕与法国交战。”此外,他还考虑了与外国结盟问题。不久他宣称:“对我们说来,敌人端坐在莱茵河彼岸,不是在意大利或别处。”还有,他首次公开攻击了犹太人的国际主义——这也许是受罗森堡和《议定书》的启发的结果。他把犹太人与国际主义等量齐观,选择意大利为盟国以反对法国;这些虽是初步的概念,但却也表明,他正为制定一个既合乎逻辑又行得通的外交政策而呕心沥血。他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带来的是前线战士固有的信念与偏见;从一系列给人们带来创伤的红色革命中得出的是老百姓的固有的信念与偏见。现在呢,他终于在梳理自己的系统了。但是,他的首要目标,即自从他在维也纳的苦难岁月中挣扎时平时隐时现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却完全不是固有的。
  在实际政治领域内,阿道夫·希特勒在加快步伐。几乎是赤手空拳,他扩大了党的基础——这个党现在已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命名。他希望,这个名字将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吓倒胆小鬼,吸引那些愿为自己的梦想而流血的人们。
  出于同样的精神,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党旗要能与共产党鲜红的旗帜并驾齐驱。“我们所需要的旗帜要红得超过他们。”
  德莱克斯勒回忆说,要超过赤色分子,但“又大不相同”。最后,有个来自斯坦伯格的牙医交来一面旗帜,是当地党建立时使用过的一个卍字,背景是黑、白、红三色。卍字——在梵文中其意为‘包罗万象’——长期以来就是条顿武士的标记,兰斯·冯·莱本弗尔斯使用过,“图里会”使用过,“自由兵团”许多单位也使用过。多少世纪以来,它不但代表欧洲人,而且也代表北美一些部落的日轮或生命之始末。此后,也许是永远,卍字将得到某种罪恶的涵义。

  1923年初,英法两国在“赔款委员会”内发生争吵,英国代表团退出了该委员会。这便给了法国用武力解决赔款问题以可乘之机。1月11日,法军与比利时军以德国未履行义务为借口开进了鲁尔区。这一行动不但激起了全德的民族主义精神,而且也加速了马克的贬值。不到两星期,马克对美元的比价便从6750∶1跌至50000∶1(1918年“停战协定日”之比值为7.45∶1)。为一次柏林之行,魏玛政府支付给“保证委员会”的火车票款就“需用数个大字纸篓装满面额为20马克的纸币,由7个办公室人员抬着,从办公室一直抬到火车站”。现在呢,它需要49人才能抬动。
  鲁尔区被侵占,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的增加,不单拓宽了民族主义的基础,而且也为希特勒带来了更多的追随者。希特勒不屑于与包括“社会主义多数派”在内的其他党派合作,独自组织抗议集会,还宣布要在1月27日,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个生日,举行7个公众集会。
  虽然巴伐利亚的警局局长早已通知他这些集会将会遭禁,但希特勒全然不惧。他高喊说,如果警方想开枪,那就请便,反正他就坐在第一排。他果然未食其言。到了那一天,他坐上车子,匆匆从这一会场赶赴另一会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革命时期,我都未经历过如此激愤之群情”。曾在罗文布劳酒店参加集会的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回忆道:当希特勒大步走进过道时,全场起立,高喊“万岁!”“他走过时,我离他很近。我看得出,此时的他,与我在私宅内见到的,完全不同。他苍白的脸上显出了内心的狂热。他的双眼横扫左右,似乎在寻找要征服的敌人。是不是群众给了他这一奇怪的力量呢?这力量是否从他身上流进群众?我连忙写道:‘带有残酷意志的狂热而歇斯底里的浪漫主义’。”
  次日,他们再次置警方之禁令于不顾。6000名冲锋队员,打着旗帜,来到马斯弗尔德。他们站在雪中,全身冻得发抖。有些人头戴清一色的滑雪帽,身穿棕色茄克,打着绑腿,其他人则穿商人服。他们打的旗帜各式各样,卍字也有大有小。这群人衣着虽然五花八门,但立正口令一下,他们一个个笔直地站着,好像他们是德皇的精锐师团似的。警察虽然作好了捣乱的准备,却没有出现混乱情形。事实上,这两天的集会并不令人怵目。没有暴力事件,也未出现公开的骚乱,但其反响却是重大的。希特勒对警方的蔑视,使许多持中立的领袖倒向他的一边,并驱使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沿着更加激进的道路走下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巴伐利亚政府的威信。在与当局的首次严重对垒中,得胜的是希特勒。
  “他是个非凡人物”,几天后参加了希特勒的集会的美国记者卢德威尔·丹尼报道说,“他的演讲简短而强烈。他不停地攥紧拳头,攥了又放,放了又攥。在与我单独在一起的简短的时间里,他似乎很不正常;奇异的双眼,神经质的双手,奇怪地摆动着的头。”他的私生活当然是不正常的。他依旧住在荻埃尔大街那幢昏暗的楼房里,房子虽然大了些,也不像先前那间那样冷,但家具却与先前一样少。这间房子最宽不过10英尺。高出床头,还有室内唯一的又小又窄的窗户。地板上铺的是价钱便宜的旧油毡。在床对面的墙上有简易的书架。墙上挂满了画幅和插图。书柜的上方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有描写世界大战的,有德国历史,有一本带插图的百科全书,一本克劳塞维茨写的,一本弗里德里克大帝的传略,一本豪斯顿·司徒·张伯伦所著的《瓦格纳传》,一本斯文·赫丁的《回忆录》,若干本神话英雄故事,一本约克·冯·华尔登堡的《世界史》,一本名叫《地貌图》之类的书。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书柜下方放的全是小说,其中有埃杜阿德·伏希斯(系一犹太人)所著的半色情书籍,还有一本《色情艺术史》。
  希特勒的房东赖彻特太太发现,他的房客阴沉得异乎寻常。“有时候,他一连几星期脸色阴森,不跟我们说一句话。他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好像我们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他虽然按时或提前交付房租,却“是不折不扣的波希米亚式的人物”。因为他很好,她谅解了他,还让他使用过道——那里有一架大钢琴。他的生活异常简朴,常与一条名叫“乌尔夫”(狼)的巨犬形影不离。自战时与“小狐狸”建立那种亲密关系以来,他就需要在狗身上找到的那种忠诚,而他对它们的了解也是独一无二的。“有些狗很愚蠢,有些则聪明得令人痛苦。”住在这样阴暗的小屋里,他肯定会想到他母亲及其惨死——大概就在那年,他写了一首题为《想想吧!》的诗。若剥去企业余品味,这首诗还是蛮有内容的:

(3)

  当你母亲已老迈年高,
  而你也年岁不小;
  当昔日之轻而易举,
  今朝成了重挑;
  当她忠诚而亲切的双眼,
  已不再与昔日一般看待人生;
  当她的双脚已软弱无力,
  不能再带动她那身躯——
  伸出你的双手将她扶住,
  兴高采烈地将她陪伴,
  那悲痛的时刻终会来临;
  当你伴着她走完她的最后旅程,
  回答她吧,假如她向你发问;
  再回答她吧,假如她再次问你!
  再次回答她吧,
  假如她再次问你;
  切不可大发雷霆,
  而是轻声轻气!
  她若听不明白,
  高兴地给她解释;
  悲痛的时刻终将来临,
  当她再不能启口!

  卡普起义,以及德国中部之共产政权之被消灭,使社会主义事业摇摇欲坠。埃伯特及其“社会主义多数派”,由于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利用“自由兵团”的部队去反对普尔区的工人,使他们与左翼“独立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加深了。1920年秋初,叛逆者——内部又分裂为亲共和反共两派,两派齐鼓相当——在哈勒集会5天,目的在于决定“独立社会主义党”未来之发展方向以及该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大会的发言者,最鼓舞人心的是第三国际的总裁、来自莫斯科的格利戈里·季诺维也夫。苏维埃派他前来的目的,是要把人数几乎达90万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推向极左。在长达数小时的发言中,他讲的“是有点结结巴巴的德语,其结果却提高了他的讲话效果”。他的演讲,博得亲共分子的热烈掌声。
  接着,左右两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些观察家觉得,后者的论据比较充足,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却又令人兴奋,无法抗拒。会上,237票赞成加入按列宁的条件组成的第三国际。投票反对的有156人,投票后,他们集体退场。未退场者,大多数变成了共产分子。
  有个代表带着惊诧和觉醒离开了哈勒。此人名叫奥托·斯特拉塞。在听季诺维也夫演讲时,他越听越烦,越听越担心。他说,“听来像是新的救世论”,由莫斯科统治德国。斯特拉塞及其一个兄长格里戈尔曾长期抱有社会主义梦想,两人均准备毅然承受激烈的改革——但不是受外国左右的改革。他们所追求的是德国式的社会主义。这点,奥托觉得,只有在革命的“独立社会主义党”人中才能找到。
  在哈勒大会后,奥托成了无党派人士。他心烦意乱,便决定前往兰舒特与其兄长磋商。格里戈尔组织了一支“自由兵团”式的私家军,拥有步兵、炮队和一个机枪连。格里戈尔承认,没有什么比俄国人更危险,但又没有哪个政党能成功地反对他们。“光说一点用也没有”,他说,“只有行动。”关于这个问题,马上有两个重要的客人前来讨论。
  据奥托·斯特拉塞说,次日上午,一辆大轿车在他哥哥的药店前停了下来。车内出来两个男人。奥托认出了第一个,是所有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鲁登道夫。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他留着一把又粗又短的胡子,身穿一套不合身的蓝外衣,“像营长的通讯员”。此人就是希特勒。“我们必须把所有民族主义的团体团结起来”,鲁登道夫将军宣称。政治训练嘛,由希特勒先生负责。鲁登道夫本人则接管这些民族主义组织的军权。他要格里戈尔本人及其突击队“服从我的指挥,并加入希特勒先生的党”。
  希特勒答应让格里戈尔担任全国第一个区党部领导人,并将下巴伐利亚交给他,奥托对希特勒却全不以为然。他插嘴问道,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是什么?“问题不在于纲领”,希特勒说。唯一的问题是权力。奥托对此反驳说,权力不过是实现纲领的手段罢了。“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意见”,希特勒简略答道,“我们需要权力!”很明显,希特勒并不喜欢奥托,片刻后便指责他与赤色分子同流,反对卡普政权。
  奥托立即予以反驳。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人,怎么能支持像卡普那样的反动分子?他解释说,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曾在柏林奋斗,就像希特勒曾在慕尼黑反对苏维埃统治一样。各自的道路似乎都是正确的;他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鲁登道夫插话了。“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政治不可能是共产主义政治”,他说,“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政治。”他当辎重兵监时,比诸工人、资本家的麻烦还多些。他这一席惊人话顿时使空气为之一新,会晤也就在友好中结束——但格里戈尔未作肯定的答复,他要思考一番。当晚,格里戈尔对弟弟说,他已下定决心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会师,即使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不深。“将军会恰到好处地使用他的”,他说,“在这方面,我信任鲁登道夫。”
  希特勒拒绝向奥托·斯特拉塞透露党纲,其原因不在于他没有或难于启齿,而是因为他太顽固,不愿与曾反对过卡普的“卖国贼”讨论这一问题。还有,希特勒此行的目的是要争取格里戈尔和他的部队。在分别时,他感到,这两者最终肯定会加入他的阵线。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与他同属一种人:上过前线的下级军官,与他一样,也曾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很明显,他也是个有信念的人;是个炽烈的民族主义者,既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且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两者的“脊骨和大脑”。
  自他加入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以来,争取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不过是希特勒完成的一项业绩而已。不到一年时间,他不但改变了党的性质,而且还将党员人数提高到近3000。他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到处游说,使他本人和党均相当出名。他曾作为主讲人出席过约80次群众集会,在卡普起义期间曾与埃卡特一同前往柏林,曾在国家社会主义者萨尔斯堡大会上讲过话。
  讲坛上所取得的成功并未冲昏希特勒的头脑。其实,他常在自己室内踱来踱去,不断向他的警卫乌尔里希·格拉夫(原是个屠夫)抱怨自己无能,“不能出去,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人民,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告诉他们。能讲演就好了!能讲演就好了!”他常常这样高喊。由于对自己的讲演方法和群众大会的掌握方法均不满意,他便顽强地对这两者实行改进。为此,他参加过对手的群众集会,并发现对方的主讲人在演讲时,“其风格有如妙语连篇的报刊文章,又有如科学论文,没有激烈的言辞,还不时有些小笑话。”这种冗长的集会使他懂得了该忌讳的是什么。他把自己的讲演搞得既生动活泼又具有鼓动力。气氛也是实事求是而亲切,常有免费的啤酒、香肠之类供与会者享用;有时,若党的经费许可,还有手风琴演奏和民歌助兴。然后,心理上的火候一到,希特勒本人便在奏乐声中和舞动的卍字旗群中出场。通常,他开讲时总是心平气和。然后,如同一个演员一样,他善于觉察听众的感情,按听众的需要调整齐讲演方法与内容,使会议达到高潮,使听众几乎无法控制其热情。
  群众集会的成功并未使希特勒满足。他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论坛——一份自己的报纸。原来那份《人民观察家报》由于诽谤言论太多,早已处于破产边缘。这份报纸正是他所需要的,而财政危机也正是他所期待已久的时机。12月17日清晨两点钟,希特勒突然闯到埃卡特的住处,激动万分地宣称,由于债务过多,必须将《人民观察家报》卖掉,但有落入外人之手的“危险”。有个分裂主义者企图将它买来作为宣传自己的纲领的论坛。党必须将它买过来。出价是便宜的——仅18万马克。希特勒确信,埃卡特肯定能在有钱的朋友中凑足这笔款子。
  次日上午8时,德莱克斯勒出现在埃卡特的门前。对一个具有后者的生活习惯的人来说,这是个有苦也难言的时刻。“起初”,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他发了一通脾气。后来,我们便一同外出。”至中午时分,他们已从冯·埃普将军处(埃普的“自由兵团”各部曾于1919年协助推翻了慕尼黑的苏维埃政权)募得6万马克,从其他捐款人中(包括一名反犹的医生在内)募得3万马克,德莱克斯勒本人承担了该报10万多马克的债务。当日下午4时,购买《人民观察家报》之登记手续便办理妥当。到此时,希特勒及品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是靠了一个行为古怪的作家和一个工具制造者的帮助——已为下一步的跃进作好了准备。

  希特勒自己承认,年轻时他是个遁世者,不需要与人交往,但在战后,他“再不能忍受孤独”。虽然他的小屋是孤独的避难所和牢房,但他在慕尼黑的自助餐馆里,沙龙里,咖啡馆里和平酒馆里过着另一种生活。他是威查德餐馆(与人民戏院相邻),卡尔顿茶馆(在布里安纳大街,是上层人物的会面场所)和赫克餐馆(位于加勒利大街)的常客。他常在赫克餐馆留座,在平静的角落里一坐就是几小时。他就是这样观察他周围的生活的。
  每逢星期一,他总是在纽迈埃尔餐馆与他的心腹会面——该餐馆是个老式的咖啡馆,位于彼得广场拐角处,与维克图阿利安市场相邻。这是个长形的屋子,墙上镶有木板,凳子是固定的。在这里,在留给常客的座位上,他常将自己的最新想法告诉他的追随者(许多是中年夫妇),听听他们的反应。也是在这里,他们一边吃着经济的晚餐(有些是他们带来的),一边闲聊和说笑。
  其他的夜晚,他总是在弗朗兹·约瑟夫大街底特里希·埃卡特的家中度过。“他家的气氛多和睦呀!他是怎样照顾他的小安娜的呀!”安娜,其实叫安纳尔,是他的管家。自与妻子分居以来,他一直与她同居。在这些日子里,最常与希特勒在一起的也许是他的新助手汉夫施坦格尔。他常将希特勒介绍给诸如威廉·巴雅德·哈勒(威尔逊总统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同班同学,赫斯特报业欧洲之主要记者)和威廉·冯克(他的沙龙吸引了许多民族主义富商)那样的重要人物。他常与汉夫施坦格尔一起,参加埃尔莎·布鲁克曼太太的晚会。
  她出身于匈牙利的一家豪门,嫁给一出版商为妻,对希特勒这位政界的新秀印象极深。她的生活水平使希特勒头晕目眩。
  在往访贝希斯坦的居室(在慕尼黑一家旅馆内)后,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他穿的那身蓝衣裳使他很不好意思。贝希斯坦先生穿的是晚宴服,仆人们皆穿制服,晚宴前喝的全是香槟酒。“你还没看见他的浴室呢,连水温都可调节。”
  汉夫施坦格尔成了荻埃尔大街那间小房子的常客。一天,希特勒叫他到过道上去(那里有一架钢琴)弹点儿什么,好“让他安静安静”。汉夫施坦格尔发现这架老掉牙的大钢琴尽走调,但还是弹了巴赫的一首遁走曲。希特勒不住地点头,其实是心不在焉。之后,汉夫施坦格尔弹奏了《诗乐会会员》的前奏曲,他一边弹奏,一边希望这架老钢琴别在他的重击下散架子。他弹奏时,“满带李斯特的架势,还带着浪漫的姿态”。希特勒听得兴奋起来,在狭窄的过道上走来走去,还在那里比比划划,好像在指挥管弦乐队。“这首曲子弹起了他的精神,待我将终曲弹完时,他已兴高采烈,一切愁闷全都无影无踪了。”
  汉夫施坦格尔发现,希特勒能将《诗乐会会员》“倒背如流,还能用奇特的振动音吹口哨,将每个音符吹出来,且音调和谐”。在这小小的过道上,几乎天天都在开音乐会。希特勒不喜欢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比较喜欢舒曼、肖邦的作品,还有理查·施特劳斯的某些作品。他最喜欢的是贝多芬和瓦格纳的作品。他“能真正理解和欣赏”瓦格纳的作品。对汉夫施坦格尔演奏的《崔斯坦》和《罗安格林》的各种多姿多彩的版本,希特勒真是百听不厌。
  由于受汉夫施坦格尔作风的感染,希特勒把他当作值得炫耀者介绍给他社交圈里的所有人。“他将其他人关在水泄不通的房内,不告诉他们他去何处或与谁谈过话,”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而把我拉出去,走家串户,把我当作他的乐师,让我演奏钢琴。”一次,在摄影家汉利希·霍夫曼家中,他演奏了哈佛大学足球进行曲。他解释说,拉拉队的头头们和奏进行曲的乐队能使群众激动,甚至令他们歇斯底里地呼喊。希特勒的兴趣很快便起来了。于是,汉夫施坦格尔便用钢琴示范,说明德国的进行曲可以根据美国音乐快活的节拍进行改编。“不错”,希特勒一边喊,一边上下比划,活像是个鼓乐队指挥。“眼下我们就需要这点。好极了!”
  汉夫施坦格尔用这种体裁给冲锋队的乐队写了几首进行曲,但他最重大的贡献还在于将哈佛之《打,打,打》改成《万岁,万岁!》
  沉夫施坦格尔住在施霍宾,与1914年希特勒求学的那所大型学校遥遥相望。希特勒是他的常客。或许,最吸引他的是汉夫施坦格尔的老婆赫仑纳。她是德国血统的美国人,高个子,头发、皮肤、眼睛均为褐色,非常引人注目。他来时,穿的是最好的衣服,就是那套蓝哔叽。“他很庄重大方,甚至有点谦虚”,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说话时很拘泥于下层。对受过较高的教育、爵位较高的人士,或学术上取得成就的人士的谈话形式,则是当时仍盛行于德国的形式。”很明显,从一开始,赫仑纳的热情、魅力和美貌就吸引了他。他对她很尊敬,几乎崇拜她。在10年后她写的、未发表过的回忆录中,她描述了1923年年初在慕尼黑街道与他相遇时的情形:“那时,他是个消瘦、羞怯的年轻人。他的碧眼带着恍惚的神情。他穿着破旧——一件价格便宜的白衬衣,一条黑领带,一身旧蓝外套,一件不合身的深棕色皮衣,外加一件几乎无法再穿的灰棕色军大衣,一双廉价的黑鞋,一顶浅灰色的旧软帽。他的外表甚是可怜。”
  她邀请了衣冠不整的希特勒到她家吃晚饭。“打那天以后,他便是我家的常客,享受着我家的舒适气氛,跟我的儿子玩耍,谈论让日耳曼帝国复兴的计划和希望。许多人也邀请他,但他好像最喜欢我们家,因为与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不会像别人那样,用一些离奇古怪的问题去打扰他,也不会向别人介绍说他是‘未来的救星’。如果他喜欢,他就可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读书看报或做笔记。我们未把他当成‘名人’。”
  她只把希特勒看成是个热心肠人,他对她两岁的儿子埃贡的感情令她感动。“很明显,他喜欢孩子,要不,他就是个出色的演员。”一天,孩子朝门边跑去迎接希特勒,却一头撞在椅子上,哭了。“希特勒做作地捶打椅子,骂椅子‘伤了小宝贝埃贡’。这使孩子又高兴又惊奇。打那天以后,每当他前来,他都要重复这一动作。埃贡就催促他:‘阿道夫叔叔,请打这张顽皮的椅子的屁股’。”
  到春天,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一家相处已轻松自如多了。为使他们高兴,他常模仿其他追随者(例如挚爱他的戈林一家)的动作,或在地板上与埃贡玩耍。他会一边喝加了巧克力的咖啡,一边闲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他也喝“约翰尼斯伯格酒”,还要加上“满满一匙的糖”。他们常一起公开外出,某晚还一起观看了电影《弗里德里卡斯·烈克斯》的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喜欢的一场戏是,年迈的君主发出威胁,要砍继位王子的头。”多有风度呀,为了加强纪律,老国王竟要砍亲生儿子的脑袋”,在回家路上他评论道。
  “德国的法律就应该这样执行。不是释放就是砍头。”
  从多愁善感到残酷无情的闪电般的转变,使汉夫施坦格尔夫妇惴惴不安,对他的私生活也就议论得很多。比方说,他与女人的真正的关系是什么?一天,他告诉他们说,“对我说来,群众,人民,就是一个女人”,他也把他的听众比作女人。谁若是不懂得群众之内在女性,他就不能有效地演讲。你问问自己,女人希望男人身上有什么?干脆利落,决心,权力,行动……假如能妥善地与她交谈,她就会骄傲地为你作出牺牲,因为,哪一个女人也不会认为,她毕生的牺牲已经足够。又有一次,他宣称他永不结婚。“我的父国是我唯一的新娘。”他所指的是众人认为的“父国”(指德国——译者)。汉夫施坦格尔开玩笑地问他:为什么他不找个情妇?“政治是个女人”,希特勒回答说,“你要是不高高兴兴地爱她,她就会把你的头都咬掉。”
  希特勒的某些伙伴有把握地认为,他的一个司机的妹妹詹妮·霍希是他的情妇。她对他很忠诚,据说她腋下的小包里藏有一支小手枪——她自愿当他的保镖。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不相信此说。“去!”她说,“告诉你吧,他是个中性人物!”
  希特勒这一时期好友之一又不同意此说。“我们一起追求姑娘们,我与他形影不离”,希特勒的另一名司机埃米尔·莫里斯回忆说。他俩常到艺术学院或画室去观看裸体模特儿。有时,希特勒自称是“乌尔夫先生”,与莫里斯一起于晚间在街头巷尾游逛,寻找姑娘们。由于莫里斯对姑娘们有吸引力,他便充当中间人。据莫里斯说,希特勒常在自己房内款待”通过代理得来的征服物”。“即使身无分文,他还常常送花。我们也常去欣赏芭蕾舞演员。”
  为国社党工作实际上已成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全天职业。
  从劝说希特勒将小胡子弄大一点、时髦一点(“现在不时髦,将来会时髦的,因为我留了它!”),到鄙视他的顾问罗森堡(为的是他的“欺骗哲学”之故),他都大胆地提出咨询意见。虽然拒绝接受他的意见,希特勒仍向汉夫施坦格尔借款1000美元,还不给利息——汉夫施坦格尔刚从他家在纽约开设的艺术品商店得到一份分红。这笔款子,在换成已贬值的马克后,是一笔巨款。希特勒用此款购买了两架美制轮转印刷机,把《人民观察家报》从周报变为日报。
  汉夫施坦格尔的慷慨大方,没想到,却使他所憎恨的人走了红运。希特勒让罗森堡替下了埃卡特,当了《观察家报》的编辑,原因是埃卡特常常几星期不上办公室。这个职务不但使罗森堡成了东方问题的党内专家,还加强了他在诸如施勃纳·里希特那样的俄国逃亡者中的影响。里希特其人是一个神秘人物,与德国企业界和高层社会有着联系,除作为鲁登道夫的中间人外,已逐渐成为希特勒的主要顾问之一。
  所有俄国逃亡者都狂热地致力于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大部分人脑中也塞满了沙皇对粉碎犹太阴谋的方法——使用恐怖手段和暴力。在这些狂热者看来,用社会和经济手段反犹,已属无效。只有大规模的屠杀才能奏效。

(4)

(4)

  一个月后,即1921年1月22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慕尼黑召开了第一届年会。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巴伐利亚的右派政治力量间,党已发展为一股具有相当实力的势力。这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具有磁一般引人的个性和迷人的精力。还有,希特勒之讲演才能,把原来的组织从清谈引向行动。大多数党的创始人,包括德莱克斯勒在内,对这一转变都倍感关切。他们虽然感激希特勒为毫无生气的党带来了活力,但又觉得这是否值得。在极短的期间内,希特勒便占据了统治地位,得到周围人们的支持。这些追随者——罗姆、斯特拉塞兄弟、罗森堡——带来的,可以肯定,是暴力的预兆。希特勒的许多私交和同人,对这个老兵都非常反感,他们觉得,他的波希米亚同僚太多了。还有,哪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会与银行家、企业家以及像贝希斯坦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
  表面看来,第一届年会似乎是希特勒发动叛乱,公开夺权。垂手可得的权力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只有411名代表响应前往慕尼黑的号召,希特勒耐住了性子;另外,关于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分岐,普通党员也不甚了解。因此表面上,大会似乎仍很团结,但知情人却明白,大会在明争暗斗,于是,大家便齐心协力,准备12天后让希特勒在济尔库斯·克罗纳成功地露面。
  那年冬天,日子特别难熬。在德国全境,抢粮事件此起彼伏。巴黎“盟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向德国索取巨额战争赔款更加剧了社会混乱,处于破产边缘的德国,支付1340万金马克的战争赔款。许多人已在寒冷中生活,饿着肚子。据信,年工资额仅够工人糊口,连中产阶级也得过苦日子。
  由于群情激愤,各主要政党均在考虑是否在科尼希广场举行联合抗议示威。这一行动因害怕赤色分子将他们分裂,后来被取消了。2月1日,希特勒要求作出最终决定。行动委员会因组织不充分,答复他们“拟”在一周内举行大会。“听到这点,我已忍无可忍,决定独自举行抗议示威大会”。当日中午,希特勒便在皇冠马戏院订好了次日晚上的大会场地——经理是党员,据说,他向希特勒收费低廉,甚至免费——之后便口述了一份华而不实的海报内容。许多忠实的党员都为之作呕。马戏院可容纳观众6000名,由于时间如此紧迫,不可能有更多听众前来。
  海报直到星期四上午才张贴出去。当日雨雪交加。希特勒本人也为之发愁,匆匆口述了传单内容,便派人送去付印。下午,他们坐上两辆租来的卡车,张灯结彩,打着卍字旗,在城里游荡。每辆车上有10多个党员,他们一边喊口号,一边撒传单。在慕尼黑街头出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彩车,这还是首次。在某些工人住宅区,他们受到的“欢迎”是举起的拳头和愤怒的喊声。
  7时左右,希特勒收到了从皇冠马戏院打来的、令人沮丧的电话:大厅里听众寥寥无几。10分钟后,情况稍好;至7时45分,厅内四分之三的座位已被坐满,其房门口还排着一条长龙。希特勒进入演讲大厅时,与一年前的霍夫布劳斯一样,他“满心欢喜”。“大厅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它像一颗巨型炸弹,横卧在我跟前。”整个马戏院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前途或毁灭”——这是他演讲的主题。他满心欢喜,坚信自己的前途就寓于眼前的人群中。开讲半小时后,他已与听众沟通,知道听众是属于他的。“自动爆发的掌声”开始打断他的讲演。之后,会场一起沉寂,极为庄严。“在这巨大的人群中,你所能听到的,莫过于呼吸声。最后一句话一完,场内立刻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用最大的热情高唱《德意志土地》之歌,大会就在一起歌声中结束。”使人们的感情像洪水般倾泻出来的希特勒,自己也被此情此景陶醉了。他在讲台上呆呆地站立了20分钟,目送着人们退场。之后,他”兴高彩烈”地出门步入雨雪中,回到自己又黑又冷的小屋内。
  希特勒在皇冠马戏院的表演,在慕尼黑报界既受到嘲笑,也受到赞扬。辱骂和嘉奖同样令他高兴。他觉得他遭受反对和猛烈攻击的情况也表明,他已打动了人们内心的感情。尽管骚乱由他而出,希特勒却成了颇受尊敬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宠儿。民族主义者当时正把慕尼黑变成其首府,且得到警察局长及其下属即“政治处”主任的秘密支持。平时,人们纷纷向警方投诉说,当警方未能预先下手时,党破坏了和平,要求保护纳粹等等。这两名官员尽力将这些暴怒压了下去。“我们明白,这个运动,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不该镇压的”。3年后当希特勒受审时,他们出庭作了证。“我们确实那样做了。我们有意克制自己,因为我们在党内看到了德国再生的种子。我们一开始便坚信,这个运动最有可能在深受马克思主义之害的工人中生根,并把他们争取到民族主义的营垒中来。我们保护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希特勒先生的原因就在于此”(*保护激进右派势力的还不止这些人。即使希望遏制希特勒的军人,以及法官、警官、国家和地方官员,对卷入暴力的民族主义者也表现得相当公正。从1919年1月至1922年6月,发生在德国的376宗政治谋杀案件中,22宗系左派所作,354宗为右派所作。左派平均监禁达15年之久,而右派却只监禁14个月。10名左派分子被处死刑,右派却一个也没有。)
  巴伐利亚政府也多少给了他一点官方承认。希特勒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受到了右派总理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的接见。这位总理致力于维持巴伐利亚的奇特的地位,使之免受魏玛政权的侵犯。巴伐利亚仍保持许多自治权(例如,它有自己的邮政)并继续抵制愚昧的北方佬发来的任何指示。在这件事上,希特勒与卡尔找到了共同的基础。虽然卡尔在许多问题上与这个“狂暴的奥地利人”有分岐,但他感到在他自己与魏玛的斗争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这个领导人是有用的宣传工具。
  卡尔的友好接待使公众注意到,希特勒现在已代表一股政治势力。这,希特勒是欢迎的,因为他与老头子的分岐现正向赤热化发展。由于希特勒本身的吸引力气强和群众对他们的兴趣颇浓,他已变成了知名人物。这情况表明,他不但改变了党原来的目标,而且也有意夺取全权。因此,他的政敌便利用他在柏林之机(他拟在该处加强与保守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和右翼激进分子的联系),与奥斯堡的一群社会主义者结盟。这似乎并无害处,但希特勒意识到,这是狡猾的一招,目的在于削弱他的影响。他急忙赶回慕尼黑,乘其不备,发动反攻。7月11日,他宣布退党。3天后,他将退党原因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交给全体党员。他提出,除非他出任党的主席并被授予独裁的权力,否则不再返回党内。“我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他说,“不是因为我对权力如饥似渴,而是因为近日的事件使我加倍相信,如果没有铁一般坚强的领导……党便会在短期内失去平原来的性质: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党,不是西方的某个协会。”这是希特勒从战争中带回的思想——领导原则,对指挥官绝对服从——首次明确出现。
  希特勒让委员会在18天内采取行动。德莱克斯勒怒不可遏,拒绝妥协。由于当时党内又在散发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形势便更加严重了。这本小册子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叛徒?》是事实与幻想混为一谈的捏造,旨在中伤。但是,大部分内容——例如,希特勒称自己为“慕尼黑之王”,在女人身上浪费了大笔金钱,是犹太人花钱雇佣来的之类——都太荒唐可笑,连作者本人也不会相信。
  8天的期限过去了。德莱克斯勒和委员会仍继续拒绝行动。看来,希特勒的讹诈是要失败了,但是,在最后一次的秘密会议上,埃卡特劝说德莱克斯勒妥协奏效。德莱克斯勒继而说服了其他执行委员,理由是,除希特勒外,他们仍可组成一个小组。于是,他们便正式通知希特勒,答应赋予他所要求的独裁权,并用华丽的词藻,请他出任党的主席,以表彰“您之异乎寻常的学识,您为本党之成长作出的不平凡牺牲和光荣的贡献,以及您之不平凡的雄辩口才。”
  为让希特勒正式就任党的主席,决定于7月29日召开一次特别大会。大会由一名叫赫尔曼·埃塞的巴伐利亚人主持。尽管希特勒年轻,埃塞成了元首的心腹顾问之一。埃塞喜与女人交往,并以此著称,希特勒称他是一条“必须拴链的猎犬”。会上,他将希特勒介绍给听众。接着,希特勒便宣称,为使本党不致蜕变为茶馆,他曾反复进行斗争。“我们并不希望与其他组织联合”,他说,“我们坚持让他们合并进来,这样才能保持领导权。谁不接受,可以走。”这话是针对奥斯堡小组和其他城外人说的。“我们的运动源于慕尼黑,也要在慕尼黑进行下去。”在结束讲话时,他一再重申与德莱克斯勒的友谊,并说,他准备就任党的主席。投票结果是:543票赞成,1票反对。
  希特勒及其“武装的波希米亚人”掌握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绝对权力后,德国工人党的所有传统全被抛进大海,因为党的精英完全同意,在旧的基础上是无法建立新秩序的。党内不允许再出现议会式的辩论和民主的秩序。此后,他们将恪守元首原则。
  与此同时,希特勒用不显示权力的办法,极力抚慰老头子。他未颁发总令,也未加强纪律。相反,他于当年夏天在慕尼黑忙着加强党内的支持力量,并悄悄地将原用来维持政治大会秩序的那个召之即来且手段凶狠的小组,扩充为一支组织严谨、身穿制服的编外部队。这支编外部队于8月初建立,名曰“体操运动师”。据党的一份公告称,建立该师的目的“是要将青年党员纳入一强大的组织,利用他们作为进攻力量,供党指挥。”两个月后,它获得了一个较能说明问题的名字:“冲锋队”。就希特勒而言,冲锋队不外乎是维持秩序的一种政治工具。同时,由于他们身穿制服在街上巡逻,可在热爱纠察的市民面前,炫耀一番。但是,冲锋队队长罗姆却将它看作是一支真正的武装力量,是自己的私家军。冲锋队的核心是“自由兵团”各部,他们对早期的战歌也略作修改:

  1923年春天,希特勒忙得不可开交。最迫切需要的是钱。于是,希特勒便四处奔走,为党筹集经费。4月初,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二人,坐上希特勒的“塞尔夫”牌的老爷车,由莫里斯驾驶,前往柏林。他们取道萨克森,因为该处许多地区均受共产党的控制。在莱比锡北面一小镇的市郊,他们碰到了路障,受到赤色民兵的拦阻。威武雄壮的汉夫施坦格尔把他的瑞士护照一挥,然后操着带美国口音的德语宣称,他是外国的造纸商,是前来参加莱比锡博览会的,车内的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随从。他果然得计。开车后虽然希特勒声称“他们会把我的脑袋砍下来的”,但是很明显,对他之被称为随从,他心中是老大不快的。
  在柏林,他们不仅到处讨钱,还于星期天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和国家艺术馆。在国家艺术馆内,希特勒站在雷姆卜兰特的《戴金头盔的人》的画前,特别注意画中人之军人般的英勇的表情。他说,它证明了这个伟大的画家“虽然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区作过许多画,但在内心,他仍是一个真正的雅利安人和德国人!”之后,他们在露娜公园观看了女子拳击比赛。希特勒面无表情,却坚持再看几场再走。他说,“这怎么也比在德国进行的大刀决斗要好嘛。”
  次日,他们离开了柏林,避开了萨克森,绕道回家。一路上,为了驱除长途跋涉的烦闷,希特勒整段整段地用口哨吹奏瓦格纳的歌剧,并指手划脚地进行表演,以飨其同行旅伴。他甚至背诵了一首以“依特勒”结尾的对偶长诗,借以嘲笑自己。“高兴时”,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希特勒就会反复朗诵经他加工后的这首诗,使我们全笑出了眼泪。”
  他们在理查·瓦格纳的家乡的莱特作了逗留,还讲了节日剧院,是看门人带他们进去的。舞台上的布景仍是为《飞行的荷兰人》而设的。自1914年宣战以来,此剧一直在此上演。看见此布景,汉夫施坦格尔乘机指出,此剧最初的布景是他的曾祖父费尔迪南·海涅设计的。这里的一切都使希特勒着迷,特别是瓦格纳的书房——书房的墙上仍挂着他对艺术家和职员们的教诲之词。
  在那次旅程的最后一天,在中午野餐时,希特勒提起了莱比锡城外他们所见的那座纪念“各国反拿破仑战役”的纪念碑。他对此所作的评论使汉夫施坦格尔深感不安。他说:“在下次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保证控制俄国西部的粮食补给线。”这话表明,罗森堡及其俄国朋友们又在向希特勒宣传。汉夫施坦格尔反驳说,与俄国交战是徒劳无益的,需要考虑的倒是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美国。“如果你把他们推向另一边,那末,未来的战争你还未发动就已经输掉了”。希特勒支支吾吾,未作回答。很明显,这个论点“他并未听进去”。
  一回到慕尼黑,他便立即投身于攻击法国占领鲁尔的运动,但他经常拐弯抹角,似乎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动员他的听众去反对犹太人。例如,在4月13日,他直接遣责他们,说他们应对鲁尔之被占领,对战争的失败以及对通货膨胀负责。他攻击说,“所谓的世界和平主义”其实是犹太人的发明;无产阶级的领袖是犹太人(“又是犹太人!”);共济会是犹太人的工具(“还是犹太人!”);其实,犹太人是在阴谋征服世界!所以,他喊道,“为了证实古代的预言,俄国和德国都必须被推翻!所以全世界才义愤填膺!所以每个谎言宣传机关才大肆开动,反对最后一个——德国的——理想主义者的国家!这样,赢得世界大战的是犹太!或者说,你们希望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赢得战争?”在结束讲演时,希特勒感情冲动,大声疾呼要为死于世界大战中的200万德国人,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孤儿寡母、残废者申张正义。“为了这数百万的人们,我们必须建立新德国!”
  由于对犹太人又恨又怕,希特勒已超出了现实。他们反犹主义,虽然是用合乎逻辑的语言表达的,其实已超越了逻辑的一切界限。他把世界颠倒了:法国、英国和美国才真正是输掉了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德国,因为德国正在摆脱犹太人的控制。如果希特勒是在欺骗自己,那么,他也成功地欺骗了他的听众。希特勒巧妙地向原始的感情呼吁,而当听众离开会场时,他们记忆所及的细节已寥若晨星;他们只记得要加入希特勒的十字军,以拯救德国;法国必须被逐出鲁尔,最重要的,犹太人必须获得其归宿。
  过去一年来,希特勒的讲坛技巧大有改进。他使用的手势已与他的论点一样复杂多变。尤其令汉夫施坦格尔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手臂的突然高举。“他具有一个真正伟大的管弦乐队指挥的品格。一个伟大的指挥家,不只是用手势向下打出节拍,而还能向上挥动起指挥棒,将内在的节奏和意义指挥出来。”希特勒在演讲中使用了音乐知识和感觉,使自己的演讲具有音乐的节奏。开始的三分之二是“进行曲节奏”,然后加快速度,使最后的三分之一变成“狂热”。他的仿声技巧也得到熟练的使用。他善于模仿某想象中的反对派,“常常以反论中断自己,在完全粉碎了假想之敌后,再回到原来的思路”。
  尽管他的演讲的结构很复杂,但因为主要目的是要引起感情共鸣,因此并不难跟上。这样,他便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题目转向另一个题目而又不会失去听众,因为题目与题目之间的桥梁沟通了某种感情——愤怒、恐惧、爱或恨。尽管演讲曲曲折折,他仍像一个才华出众的演员引导观众看懂某出戏里的复杂情节一样,牵着听众向前。
  希特勒还具有将听众卷入演讲内容的罕见的才能。“当我向人们发表演讲时”,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特别是对非党员,或对那些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行将脱党的人讲话时,我常常讲得好像国家的命运与他们的决定息息相关似的。他们应为许多人做出榜样,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打动了他们的虚荣心和雄心。一旦我达到了这一目的,其余的就好办了。”他说,所有人,不论贫富,其内心都有义务尚未履行之感。“在某处沉睡意味着将某种为建立新的生活形式而作的最后牺牲或某种冒险置于险境。他们会将最后一分钱花在彩票上去。我的任务就是将那种欲望转向政治目的。从实质上讲,每个政治运动都是以其支持者(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仅是为自己而且也是为其子女或别人得到更美好的东西的愿望为基础的……人们的地位越低贱,对参与某项比他们高贵的事业的欲望就更强烈,如果我能说服他们,令他们相信德国的命运已危在旦夕,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某项不可抗拒的运动的一部分,这运动还可包括所有阶级。”
  对希特勒之华丽而精湛的异端的军事表演,听众历来都是有所准备的。除了扣人心弦的音乐和迎风飘扬的旗帜外,现又增加了新的色彩——希特勒亲手设计的罗马式的旗帜和罗马式的敬礼。也许,这两者都是通过墨索里尼从凯撒那里借鉴得来的,但他宣称,直臂礼是德国式的。“我曾读到过有关‘昆虫国会’开会情形之描写。在此期间,人们就是用这种德国礼向路德致敬的。它向他表明,人们并非要与他兵戎相见,而是和平相见……大概是在1931年,在不来梅的拉施酒店我首次看见这种直臂举手礼的。”不管源于何处,在乐声和平海中,这种在振颤的“万岁”声中行的举手礼,确也向听众保证,他们即将听到的是德国的真正的声音。
  在希特勒公开声言反法和反犹的当天,他又一次公开与巴伐利亚政府对抗。他拜会了巴伐利亚总理。随同他前往的是一个前军官,即“战斗组织工作组”的一支私家军的司令。这个“工作组”其实是右派激进集团的大杂烩。两人向总理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政府自身废除《共和国保护法》。如果魏玛拒绝这一要求,那么,巴伐利亚就等于公开违背法律。
  这天是19日,星期五,而希特勒要求于星期六得到答复。
  由于未有答复,右派的激进军事集团便于星期天举行“军事演习”。这天是复活节。希特勒站在敞篷车内。当冲锋队和平他追随者列队走过时,希特勒伸手检阅。从戈林的私家车内望去,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希特勒双眼“放射出胜利和满意”的光芒。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带上“一束鲜艳的玫瑰花”,来到汉夫施坦格尔家中,作为他夫人生日的礼物献给了她。之后,他们“高高兴兴地喝了一小时茶”,希特勒谈笑风生。一星期后,在他自己的生日那天,他却闷闷不乐,偏执地警告汉夫施坦格尔,不准吃用卍字装饰的生日蛋糕——与其他礼物一起,这种蛋糕几乎堆满了他的小屋。“别忘了”,他说,“这座大楼是属于犹太人的,为了搞掉对手,让毒汁沿着墙壁流下,这已经是小孩的玩意儿了。”
  星期一,总理终于给希特勒作了回答:他本人是反对《共和国保护法》的,但是,由于它已成为巴伐利亚的法律,他只好执行之。希特勒号召于5月1日举行群众游行,以示抗议。这是爆炸性的,因为“五一”不仅是劳工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的节日,而且又是慕尼黑从苏维埃共和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周年纪念日。4月30日晚,右派激进势力便向慕尼黑主要火车站以北数英里的奥贝威森弗尔德军事训练场倾泻而去。至拂晓,已有近千人集结在那里。为了防止左派的袭击,他们还派出了岗哨。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但仍未见行动。“6时”,希特勒回忆说,“一伙伙赤色分子前来与我们对垒。我派了些人去挑动他们,但他们未作出反应。”
  9时许,城外的各队人马纷纷前来,希特勒的队伍壮大至1300余人。他们持枪站在温暖的阳光下,等得又烦又急。恶狠狠的希特勒,手里提着一个钢盔,问道:“赤色分子都在哪里?”快到中午时,突然来了一支军队和身穿绿色警衣的警察,将武装示威者团团围住。与他们一起前来的是满脸怒气的罗姆上尉。他对希特勒说,他刚从当地驻军的将军那里回来,将军要求希特勒立即缴械,否则,希特勒要对后果负责。
  希特勒大怒,但又只好撤销格里戈尔斯特拉塞等人的请求——他们请求与政府对垒,让士兵发起冲锋。缴械的决定肯定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希特勒发动进攻,他的部队肯定会被消灭,而这场无谓的流血也许会意味着他作为政界领袖、甚至作为一个人的终结。在奥贝威森弗尔德的撤退中,他取得了成功。在施霍宾,他的部队与共产党的先遣队相遇,他把他们打得四散逃走,还放火焚烧了他们的旗帜。这是希特勒得意洋洋的时刻,他即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这场烈火是布尔什维克的世界传染病的标志,它不过是国社党人夺取政权的小小的前奏而已。他这极富煽动性的讲话,提高了他部下的士气,把一件大错事变成了胜利。然而,他们的狂喜只不过瞬息即逝。傍晚,希特勒的革命行动已彻底失败。
  这一失败令他失去了许多坚定的追随者。“我完全唾弃希特勒!”一个前“自由兵团”的指挥官喊道,“5月1日他遭到了惨败,他永远会失败!”
  在奥贝威森弗尔德事件中失败的,决不止希特勒一人。对巴伐利亚政府而言,这是更大的失败和难堪。官方指控希特勒危害了公共安全,传他出庭受审。希特勒傲慢地一一作答,使检察官无法招架。希特勒不屈不挠,从灾难中捞到了政治资本。反败为胜正成为他的模式。
  然而,不少外国观察家却预言,这是他的结局的开端。罗伯特·墨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报告中说,纳粹运动的势头“正在减弱”。他写道,人民“已对希特勒的煽动性行为感到厌烦,因他既没产生什么成果,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东西。他的反犹运动树敌甚众;他的年轻的追随者之近乎捣乱的行径使许多热爱秩序的社会成员痛苦万分”。

  头戴卍字盔,
  臂戴黑白红袖章,
  希特勒冲锋队,
  我们的名字多响亮!

(5)

  由于建立了一支私家军,党这个工具又完全受他控制,希特勒便准备将党引上一条新的、更加“革命”的道路。在尔后数月内,他调唆起一系列的公开挑衅事件。这次骚动开始时,从表面上看,所有行动都是无意的:街上某犹太人受袭击,不法地挥舞旗帜,散发小册子,还有一些小的争吵,等等。然而,继这些小小的扰乱治安行为后,1921年9月14日却发生了一件大事,事情发生在“巴伐利亚团”在罗文布劳酒店召开的会议上。“巴伐利亚团”是个联邦主义者的组织,它接受魏玛政府的社会纲领,却反对其集权主义。正当该团的领导人,被希特勒看成是其“最危险的反对派”的工程师巴勒斯特开始演讲时,希特勒大踏步进场。在此之前,大批便衣冲锋队员已被安插在前排听众中。见希特勒进来,他们全体起立,高声喊叫,为他助威。数以百计的安插在听众中的党的追随者也加入了助威的行列。赫尔曼·埃塞登上一把椅子,大声呼喊说,巴伐利亚目前之落后状态完全是犹太人造成的。此话一出,听众便同声高喊,要求巴勒斯特“将发言权让给”希特勒。为了防止争吵,有人关上了电灯。结果却是混乱。灯火重新亮后,冲锋队涌上讲台,将巴勒斯特团团围住,将他痛打一顿,并将他抛进听众席里。
  在警方调查此次扰乱事件时,希特勒毫无悔改之意。“没有什么”,他顽固地说,“我们达到了目的。巴勒斯特没有讲话。”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希特勒与埃塞二人得到通知,他们将因扰乱治安而受到审判。对他俩审判所激励的却是暴力。11月4日,当希特勒在慕尼黑的霍夫布劳斯酒馆讲演时,暴力事件爆发了。晚7时45分,希特勒进场时,大厅里挤满了800多人。妇女们被通知坐在前排,尽量远离太平门。这番警告并未把马格达莲娜·施威耶太太吓走。她是希特勒住所对面一家蔬菜水果店的老板娘,也是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我激动过分,并不真正害怕。麻烦就在眼前,这是明显不过的。厅内多数人都是赤色分子。”事实上,来自马非工厂、伊萨利亚仪表厂和其他工厂的怀着敌意的工人,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希特勒的追随者。另外,党也不再享受巴伐利亚政府的暗中保护,因为总理冯·卡尔已被迫辞职,让位给了更温和的温和派。
  希特勒发现,社会民主党人比他来得更早,且占了大部分位子,便下令把所有门关闭。他对冲锋队员们(约有50人左右)说,他们效忠运动的机会到了,“除了死后被抬出去,否则,我们谁都不准离开大厅。”他们的理论是,进攻是最佳防守,所以,一发现暴力的迹象,就立刻袭击。“回答是三声‘万岁!’一声比一声粗。”希特勒这段带浪漫色彩的叙述,在他的追随者的回忆中也得到反映。如同希特勒毫无疑问是这样看待自己一样,他的追随者们也是这样看待他的:必须靠战壕里出来、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战士,才能为祖国恢复荣誉和光荣。
  正当希特勒朝讲台走去时,工人们高声喊叫,以示威胁。希特勒置之不理,继续前行。此时,赫尔曼·埃塞已站在前边的一个讲台上,叫大家安静,准备开会。他跳下台,希特勒登台开讲。开始时,会场上传来“呸!”声,但是,即使前来讥笑的人们也不得不洗耳恭听。这样,他便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讲了半个多小时。不过,他的对手们正在等待时机下手——他们把不计其数的啤酒瓶子藏在桌下,以充当武器。猛然间,某人打断了他的讲演,希特勒大声反驳。大厅内,愤怒的喊声此起彼伏。有个男人跳上椅子,高喊:“自由!”有个啤酒瓶朝希特勒脑袋飞去。接着又有七八个飞将过来。“蹲下!”前排的小伙子们朝妇女们喊道。施威耶太太应声蹲下。“除了怪叫声,啤酒瓶的乒乓声,扭打声,被推翻的橡木桌椅声和木椅的折断声,你什么也听不见。厅内,他们大打出手。”
  出于好奇,她抬头一望,只见希特勒仍站立不动,尽管啤酒瓶在他周围四散乱飞。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冲锋队员们,大显身手,凶狠扭打,不到半小时,敌人全被赶下了楼。看上去,厅内好像刚挨过炸弹似的,桌椅全被打翻,到处都是啤酒瓶。
  在嘈杂声中终于传来了赫尔曼·埃塞的声音:“继续开会。请发言人继续演讲!”
  希特勒继续演讲时,他的冲锋队员们有的在包扎伤口,有的被抬了出去。希特勒讲毕,掌声四起。就在这时,一位警察急急忙忙跑了进来,大声喊道:“散会!散会!”

  墨菲所反映的,不过是巴伐利亚的地方官员的印象而已。这些官员误把“五一”后的政治沉寂当作脱离希特勒及其运动的必然的表现。这种政治上的不活跃一直在延续,中间只发生过一次暂短的骚乱。这次骚乱是由德国一民族主义分子阿尔伯特·里奥·施拉格特因在杜斯堡附近爆炸铁路以抗议法国占领鲁尔被处决而引起的。他以破坏罪名受审,于5月26日被枪决。
  当汉夫施坦格尔听说,许多爱国组织将于下周在科尼希广场举行抗议示威时,他觉得,正在山中度假的希特勒应赶回来参加。他乘火车来到贝希特斯加登——是个美丽的疗养圣地,位于德奥边境——并找到了希特勒(“我爱上了那里的风景”)。希特勒当时化名乌尔夫先生,住在“英里茨公寓”,该公寓建筑在一座名叫奥贝萨尔斯伯格的陡峭的山上。起初,希特勒对向示威者发表演讲并不热心,原因是听讲的什么人都有;但汉夫施坦格尔一再坚持,希特勒只好答应。于是,两人便草拟了一份讲稿。
  当晚,与汉夫施坦格尔同时下榻的埃卡特抱怨说,希特勒常常挥舞犀牛皮鞭,到处虚张声势,在公寓经理夫人跟前炫耀。“希特勒的这种做法我看不惯”,他说,“很明显,这家伙已疯了。”他还谈到,希特勒用言过其实的词藻遣责柏林,借以在这位夫人跟前卖弄自己:“……那奢华,那荒淫无度,那种不公平,那华丽摆设以及犹太人的财富,使我讨厌已极,几乎叫我不敢相信。我几乎觉得,我就是来到上帝之庙,发现以兑换金钱为业者的耶稣。”埃卡特说,于是,希特勒便挥舞他的皮鞭,高喊他的神圣任务是像耶稣降临首都,鞭笞那些贪污腐化的人们。
  次日,希特勒陪同汉夫施坦格尔前往火车站。走下奥贝萨尔斯伯格时,他说,新近被撤换的党报编辑埃卡特,已变成“一个老悲观主义者,一个老朽无能的弱者”。叔本华把他变成了疑心重重的托马斯。“假若听从了他那些含混不清的胡言,我将走向何处?多妙的高论啊!把人们的愿望与意志降到最低限度!意志一丧失,一切也就完了。这一生就是战争。”
  说完,他便“以奇怪的颤音”打起口哨,吹奏着《罗安格林》里的天鹅曲。
  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平子也不赞成希特勒在奥贝萨尔斯伯格的表演。希特勒之越来越高涨的革命热情,同样令他们惊慌失措。那些反对希特勒不是在工人阶级中建立真正社会主义者的牢固基础,而是与工业家、富人和银行家打得火热的人们,对此也惶恐不安。希特勒必定心里明白,他正面临党内的另一次反叛——一次从那些开始时对希特勒就怀着最崇高的希望,尊他为德国之新生的领袖的人们的不满和惊愕产生出来的反叛。
  那年9月初,希特勒试图用公开露面的方式去支撑起正在下降的威信。那是在9月1、2日在纽伦堡举行的庆祝“塞丹战役”一周年的“德国日”的纪念大会上。那天,十多万民族主义分子涌向这个古老的城市,在大街上举行示威游行。据该市的警方报告称,此次活动产生的“热情,是1914年以来从未见过的”。街道上到处是纳粹和巴伐利亚旗帜的海洋,人们高喊“万岁”,向鲁登道夫及游行部队挥动手绢和投掷花束。“那些被战败的、悲惨的、背井离乡的、被粉碎了的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看到了一丝从被奴役和穷困下解放出来的光芒。这次庆祝活动就是这种情感的无拘无束的表达。许多男人和女人都哭了,他们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
  大多数游行者都是国社党徒。大会开始后,希特勒在其中之一的会场上发表了讲话。比在科堡,他显得更加潇洒:穿的是熨得平平整整的衣裳,头发剪得整整齐齐,鞋也不再是高筒的了。“用不了几个星期,骰子就要滚动了”,他预言家似地宣称。“今天正在形成的东西将比世界大战更加伟大。它将在德国土地上为全世界树立一座丰碑”。
  次日,“德国战斗同盟”成立了。从表面上看,这是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实际上却是国社党的发明:它的秘书长是施勃纳·里希特,军事头目是希特勒的另一个左右手,其中一个主要组织则受罗姆统辖;它的第一个公告(由弗德尔执笔)听来像是出自希特勒之口。它宣布反对议会主义、国际资本、阶级斗争、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
  纽伦堡的“德国日”和“德国战斗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希特勒公开重返其革命之政治舞台。这一点在一个月后变得更为明显了——他正式成为这个新的组织的政治领袖。它的”行动纲领”公开号召夺取巴伐利亚政权。有谣言说,希特勒正在部署另一次革命。事实上,他确曾宣布,他有意采取行动,不让赤色分子再次夺取政权。“我们的运动的任务,与过去一样,就是为帝国的崩溃作好准备。这样,在老的树干倒塌时,新的幼树已经长起。”
  巴伐利亚的总理欧仁·冯·尼林虽然赞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张,但却被希特勒的煽动暴民的战术搞得忍无可忍。9月26日,尼林对内阁说,由于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指定一名邦委员。此委员虽属内阁领导,“但可放手行使执行权”。他提议让前总理卡尔出任,理由是,他得到了几个民族主义团体的支持,且受到保守的君主政体派人士和天主教会的尊敬。
  卡尔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接受了这一繁重的职务。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禁止即将于次日举行的14个纳粹集会。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一行动既是威胁,又是一次机会(他刚从瑞士募捐回来)。如果他俯首贴耳,这可能意味着毁灭;如果他反抗成功,他就有可能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们劝他退却,他日东山再起;认为党还不够强大,不宜采取行动。但是,接近普通党员的人们却敦促他行动。“如果现在还没有什么表示,战士们就会溜走”,冲锋队慕尼黑团的团长说。“为使士兵们保持团结”,施勃纳·里希特说,“我们必须干点儿什么,否则,他们会变成左派激进分子。”
  这些敦促的言辞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这种冲动行为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着手在慕尼黑及其四周寻找行动的盟友。他天天忙于会见和探访各种各样有影响的人物:军界头目、政客、工业界人士和官员。他还与党的中坚分子和动摇分子谈话——许诺,威胁,甜言诱惑。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必须向这些人妥协,他们才会与我们一起前进。”
  “他一旦下定决心,谁也不可能让他回心转意”,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许多时候,当他的追随者试图强迫他时,我注意到,他眼中表现出一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好像他的脑子已经封闭,除自己的意见外,谁的也听不进去。”那年秋天,他眼中的那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他觉得自己正与墨索里尼比试——而他进军的目标是柏林。这也不只是仅向亲信透露的幻觉。在右派军方头目的一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巴伐利亚倾全力进攻柏林。“现在,拿破仑的和救世主的思想已根深蒂固”,曾出席该次会议的一员回忆说,“他宣称,拯救德国的号召正在他胸中响起,而这个任务迟早要落在他身上。之后,他与拿破仑作了一系列的对比,特别是拿破仑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之后。”

(5)

  霍夫布劳斯的争吵向希特勒证明,只有不惧怕使用武力者才能取得成功。那晚的胜利使希特勒及品德国全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威振四方。但是,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诚实善良的市民们便要求结束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巴伐利亚新政府也急于遏制希特勒,但又需要确实抓住希特勒挑衅的把柄。新政府发给希特勒一张携带手枪的许可证,以示公平较量。
  他之炫耀武力,是全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众表示不满的先兆。那年早些时候,德国拒绝了盟国增加战争赔款的要求,法军和比利时军占领了杜伊斯堡和杜塞尔多夫,以示制裁。两个月后,盟国发出最后通牒,要德国每年支付20亿马克,连同德国出口总额的25%,作为赔款。通牒还同时威胁说,若不答应,他们便将鲁尔区全部占领。
  温和而保守的内阁决意不从,但此时已由政府控制的“中央党”却屈从于盟国的要求。这个投降行动激怒了像希特勒那样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发动了一系列暴力行动,包括暗杀“中央党”的领袖、签署停战条约的“罪犯”马西阿斯·埃尔茨伯格等。那些要求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德国人,许多都把杀人凶手当作英雄来欢呼。
  1921年年底,国联宣布波兰将收回上西里西亚(五分之四的矿山和重工业均在该处)。这又成了激怒民族主义分子的新的原因。冬季来临和马克贬值,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困难,都加剧了德国人的不满情绪。1922年复活节星期天,外交大臣霍尔德·拉德诺突然转向东方,在拉巴罗与苏联签订了条约。这又使暴力的气氛加剧。反布尔什维克的希特勒之流,由于不懂得这一联盟对他们振兴帝国的事业所带来的好处,对此举愤怒万分。德国从政治孤立中振兴,对西方盟国是个严重打击。对此,他们硬是视而不见。
  德国与俄国同意恢复外交关系,放弃彼此向对方提出的赔款要求,并恢复贸易。如事先未与对方商量,一方不得与第三方签订会影响对方的经济协定。俄国需要现代技术;德国则决心违背凡尔赛条约限制军事力量的条款而又不引起设立在其领土上的国际限制委员会的怀疑。列宁早已要求德国协助苏联改组红军,而国防军的领导人汉斯·冯·塞克特将军也巴不得同意。于是,两国的军方便加紧联系,来往密切。小小的德国军队开始训练红军,还从中学到了使用特种武器的知识。
  这种合作的范围多广,影响又有多大,批评拉德诺的人是无法计算出来的。尽管他与苏联签订的条约给德国的重新武装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他自己却被要求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的德国人说成是个赤色分子,原因是他们与苏维埃人勾结。这是在给他脸上抹黑。事实上,由于他决心遵守在凡尔赛条约中许下的大得可怕的经济诺言,他早已成了对西方奴颜婢膝的象征。另外,他是个有钱的犹太人,纳粹又攻击他暗中为犹太人统治世界出谋划策。6月4日,这位天才的爱国者被两名“自由兵团”前成员用强盗式的办法暗杀。
  同一天,巴伐利亚最可怕的行动分子交上了恶运,被捕入狱。希特勒对其追随者说:“2000年前,耶路撒冷的一群暴徒也是这样将一个人拖赴刑场。”话刚说完,他就被抛进斯达德廉监狱,罪名是煽动暴乱。狱卒领他进了一间带洗手间的牢房,“友善地”指出,这间房子曾有许多名人住过,例如巴伐利亚著名戏剧家路德维希·托马,革命家库尔特·埃斯纳。拉德诺被害的消息并不使希特勒特别高兴。这种孤立的报复行动,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此次的行动却给他上了一堂安全课。此后,他车后装上了探照灯,使任何跟踪车辆的司机“睁不开眼”。
  由于此次暗杀,魏玛政府仓促制定了一部《共和国保护法》。这是一部严酷的法令,旨在阻止激进右派的恐怖主义。它遭到了巴伐利亚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强烈反对。就在吵得不可开交时,希特勒从斯达德廉出狱。在与狂暴的政治舞台隔绝的期间,他不得不重新检讨其沸腾的思想。在约五星期的监狱生活中,除看书和思考外,别无他事。这使他得以将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和恐惧变成比较系统、目的性比较明确的理论。一出狱,他便不失时机地参与攻击《共和国保护法》。出狱当天,他便作了一次生平最锋利的讲演,题目叫《自由国家还是奴役》。表面上,这是针对新法的,实际上却是对犹太人及其独霸世界阴谋的痛斥。对犹太人为什么及如何取得了这样的权力,他使用的材料从未如此丰富,效果从未如此强烈;也从未如此“合情合理”地解释过。
  在布尔格布劳酒店,他对听得津津有味的听众说,在民族主义和民间力量的理想与国际犹太主义的理想间,一场激烈的斗争正在全欧洲猛烈展开。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的奠基者就是犹太人;控制股票交易所和工人运动的还是犹太人。说到这里,希特勒模仿舞台上的犹太人,作了一个耸肩的姿势,博得了一阵会心的掌声。他继而宣称,犹太人是破坏者,是强盗,是剥削者。还有,布尔什维克的犹太主义正准备决战,且怀有两个伟大的目标:“使国家解除武装,使人民解除精神武装。”(*1922年时的希特勒,其反犹主义之深度与恶毒,在当年他与熟人约瑟夫·赫尔的一次谈话中就泄露了出来。赫尔问希特勒,如果他有对付犹太人的全权时,他将做些什么?希特勒顿时失态。“他的视线移开了我”,赫尔回忆道:“他望着空间,说话声渐渐增大。他全身抽搐,大声喊叫,好像我是一大群听众似的。‘如果有朝一日我真正掌了权,我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消灭犹太人。我一旦掌权,就会大竖特竖绞架,例如,在慕尼黑的马里安广场——只要交通允许,就尽量多竖,将犹太人一个个绞死,把他们吊到发臭,能吊多久就吊多久,只要不妨碍卫生。这群解下来后,再吊另一群,如此不断下去,直到慕尼黑最后一个犹太人被消灭为止。其他城市也将如此效法,直到全德国的犹太人都洗涮净尽!’”)为此,犹太人就得把敢于公开抗议的人的嘴堵上。
  在如此这般地斥责犹太人达一个多小时后,希特勒才转入正题。“我们知道,今天从柏林传来的所谓《共和国保护法》,不过是压制批评、不让人讲话的手段而已。”但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嘴是封不住的。他公开号召直接采用暴力。“所以,在本人结束讲话前,希望你们中的年轻人做点事情。这有特别的理由。原来的党只是训练年轻人的口才,我则要训练他们使用体力。我告诉你们:凡是找不到通向人民命运的道路的青年,在使用了最后的手段后,就会真正找到。如果只研究哲学,在这样的时刻一味埋头书本,或在家中炉火旁闲坐,他就不是一个德国青年!我号召你们!加入冲锋队!”
  他警告说,他们的命运将会十分艰难,赢得的东西没有,失去的却是一切。“与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们,得不到什么桂冠,尤其得不到什么物质好处——更有可能在牢房里了却一生。今天当领袖的,必然要有理想。如果只是为了领导谁去反对谁,那么,一切就好像是不谋而合。”他之为理想而牺牲的号召使听众欢喜若狂。
  在尔后的两星期里,希特勒继续不断攻击新法,到8月16日,他成了科尼希广场群众示威集会的明星人物,这次大会原系由“祖国联合阵线”召开,有慕尼黑各爱国社团参加联合抗议魏玛政府的新法令的大会。在希特勒一群人到会之前,会场比较安静。突然,远处传来了两个吹奏乐团的动人的乐声。接着,一队队带卍字臂章的人们列队正步进场。他们共排成6个纵队,打着15面“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旗帜。不到几分钟,广场上便挤满了激动的人群,共有1.5万人之多!
  希特勒走上讲台时,掌声并不热烈。他沉默地站立了片刻。之后,他开始讲演。起初,他讲得心平气和,也不怎么动人。炽烈的民族主义者库尔特·卢德克(那天他首次看见希特勒)回忆说:“一会儿后,他的声调提高了,几乎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他的声调使人感情紧缩,具有超凡的效果。”他似乎是另一个狂人——他摆动一双小手,闪着一双钢蓝色的眼睛,似在威胁恐吓,又似在恳求。卢德克不知不觉便被希特勒迷住了。他如痴似呆,似乎中了催眠术。猛然间,希特勒这个“狂人”,在他眼中成了一位爱国英雄,成了另一位路德。“他在德国男人身上产生的魅力,像是让他们拿起武器的号召,像是他赖以宣传神圣真理的福音。”希特勒又得到了一个不加挑剔的皈依者。
  当晚,卢德克又听了希特勒一次讲演,这次是在济尔卡斯·克罗纳。演讲结束后,卢德克经介绍与希特勒相见——希特勒头发蓬乱,满头大汗。肩上披着一种战壕里使用过的只破又脏的大衣。然而,卢德克所看到的,却是一个有性格、有勇气的人物。次日,卢德克便”毫无保留地”带着他的事业投奔了希特勒。他们畅谈了4个多小时,然后,庄严地握手。”我连灵魂都给了他。”

(6)

  关于《共和国保护法》的辩论,以及魏玛和巴伐利亚之间不断加宽的裂痕,孕育了另一次政变的计划。政变的策动者是慕尼黑一个不知名的保健官员奥托·彼庭格医生。他计划依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援助,推翻巴伐利亚政府,代之以前总理冯·卡尔的独裁政权。
  于是,库尔特·卢德克,即希特勒新近收留的皈依者,便受命前往柏林地区向可能合作的密谋者传达最后的指示。他越过北德,以“德国的保罗·里维尔的面目出现”,把民族主义者们从床上揪起来——后来得悉,巴伐利亚并未发生任何情况。他乘火车返回慕尼黑——1922年9月底——立刻驱车赶到彼庭格的总部,刚好遇上这个医生。“这就叫政变吗?”卢德克指责说。但是,“戴着眼镜,神态高傲”的彼庭格,对他置之不理,坐上“麦塞蒂斯”牌轿车,到阿尔卑斯山度假去了。他的起义消声匿迹了。只有社会主义工人党准备继续前进,而他们的领袖却又被迫躲藏起来。
  卢德克在一间破阁楼里找到了希特勒。与他作伴的是一条巨犬和卫兵格拉夫。“我已作好了准备——我的人也作好了准备!”他怒气冲冲地对卢德克说,“从此以后,我要独行*?事了。”即使无人跟随,他单枪骑马也要自己干了。“再不要什么彼庭格之流了,再不要什么祖国社会了。一个党,只有一个党。这些君子先生们,这些公爵爷们和将军们——他们什么也干不了。我干。我一个人干!”
  那年早些时,希特勒曾向阿瑟·摩勒·布拉克(他正在写一本名为《第三帝国》的书)承认:“你有的一切我都没有。你为德国的复兴创造精神食粮,我不过是个鼓手、一个召集人而已。让我们合作吧。”摩勒拟议中的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自治国,因而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他对一同事说:“那家伙永远也掌握不了它。我宁愿自杀也不愿看见他在办公室里。”
  从彼庭格丢脸的起义中得到的教训使希特勒坚信,他必须作为元首自行其事。这个想法使卢德克非常兴奋,并建议党采用墨索里尼的技巧——墨索里尼正力图使自己成为意大利的领袖。他的法西斯运动是民族主义的,也是社会主义的和反布尔什维克的;他的黑衫党新近还占领了拉维纳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卢德克毛遂自荐,愿代表希特勒前往意大利,看看墨索里尼是否能成为有价值的盟友。
  在米兰,墨索里尼隆重地接待了卢德克,即使他从未听说过希特勒其人。关于凡尔赛条约和国际金融问题,他同意希特勒的看法,但在对付犹太人的措施问题上,他却支支吾吾。卢德克印象最深的是,当墨索里尼被问到假如意大利政府不屈服于他的要求,他是否会动武时,他作了最肯定的回答。“我们将成为国家”,他的口气强硬,似乎他是君主,“因为这是我们的意志。”
  卢德克热情地向希特勒作了汇报。他说,墨索里尼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夺取意大利。他还证实,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炽烈的民族主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议会主义的,两者都是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秩序而献身的。另外,两个领袖也很相似。两人都来自人民,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最令希特勒感兴趣的是墨索里尼拟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卢德克回忆说:“当他听到黑衫党开进并占领被布尔什维克化的城市,当地守军保持中立,有些地方甚至还宽宏大量安排黑衫党住宿时,他好像若有所思。”它证明了靠胆略能取得多大的胜利!
  在墨索里尼的成功鼓舞下,加上巴伐利亚全境给他的支持越来越大,希特勒便决心于当年秋天显示其武力。他选择了上巴伐利亚一个叫科堡的小城为起义地点,该城位于慕尼黑以北约160英里处。那天,当地的几家民间协会组织活动,庆祝“德国日”,主宾是科堡公爵和公爵夫人。两人均系公开的民族主义者,公爵夫人还是已故沙皇的一个亲戚。
  他们邀请希特勒前来参加,并带“若干随从”。来前他广义地解释了这一邀请,于1922年10月14日(星期六)上午,率领近600名冲锋队员(许多人是自费前往),坐上专列,离开了慕尼黑。冲锋队员每人带了两天的干粮,像过节似的,踏着由42人演奏的吹打乐的节拍,列队登上火车。
  这群人说说笑笑,像是出发旅行,连希特勒的车厢内也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与他一起的共有7人,都是他内层的知交和左右手:一个前军士(梅克思·阿曼),一个摔跤手(格拉夫),一个马贩兼酒吧间保镖(克里斯汀·韦伯),一个前共产党人兼小册子作者(埃塞),一个建筑师(罗森堡),一个作家(埃卡特)和一个自封的老事故(卢德克)。卢德克最感兴趣的有两人:一是热情奔放的埃卡特,“此人之杰出才能与常识,令他人哑然失色”;另一个是罗森堡这个“冰块!”此人一直目光迟钝地看着他,好像他不在场似的。
  列车在纽伦堡停车半小时,以便让更多的随从上车。乐队再次奏乐,车上的人又叫又喊,还向窗外挥舞卍字旗。好奇的路人都前来围观,想看看是什么马戏团。停在旁边的另一辆列车内的犹太人,忙向卍字旗做鬼脸。后来将成为希特勒的司机的尤利埃斯·施列克“跳进犹太人群,四面撕杀”,这场热闹才得以告终。
  列车开进科堡车站时,冲锋队人数已达800。希特勒脸色严峻,走下火车,他之所以要把科堡选为战场,是因为这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人数甚众。他要效法墨索里尼将他们从营垒中赶走。才当了两年巴伐利亚人的科堡人民,见这群人吹吹打打,还打着红旗,跟着希特勒走上讲台,都大吃一惊。乐队奏起进行曲,冲锋队操起正步,开进城里。走在最前面的是8名只穿短皮裤衩的巴伐利亚粗汉,他们身背铁扦手杖,接着是打红旗和黑旗的队伍。希特勒和7名随从步行在旗队后边。最后是那800人的队伍,他们或持橡皮棍,或持大刀。其中有些人身穿退了色、打了补丁的灰军装,有的则穿着最好的衣裳,唯一共同标志是左臂带着卍字袖章。希特勒本人与众毫无不同,只不过他穿的是军大衣,扎着皮带,头戴垂边帽,脚穿惹人发笑的牛犊皮高筒靴。
  一群工人从两旁涌过来,嘴中高喊:“杀人狂!强盗!江洋大盗!罪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对此置之不理,依旧操着正步。当地的警察将队伍引至市中心的霍夫布劳斯酒馆,然后将大门锁上,但希特勒却坚持让他的人马在射击场住宿。于是,冲锋队员们又踏着鼓点,重新穿过敌对的人群,朝市郊走去。这时,鹅卵石如雨点般打来;希特勒把鞭子一挥,冲锋队员们立即用橡皮棍朝进攻者没头没脑地打去。人群慌忙后退,队伍这才继续前进。他们趾高气扬,俨然像初战得胜的部队。最自豪的是事事考究的卢德克。他觉得自己已被下层百姓接纳。“不管衣着好坏,人人皆英勇奋战。看到这点,他们也就原谅了我的裁缝。”
  次日上午,星期天,左派分子举行群众示威,“把纳粹赶出去”。抗议队伍预计一万人,将在广场上集合,但是,反对派队伍之大,反而使希特勒破釜沉舟。他决心“一举永远铲除赤色恐怖”,便命令此时人数已达1500左右的冲锋队,取道广场,朝科堡城堡挺进。中午,希特勒率领突击队通过广场,发现场上只有数百名抗议者。昨天,市民们曾站在人行道上,以沉默的反抗眼巴巴看着冲锋队开了过去;今天,窗台上挂出了数以百计的帝国国旗,路上站立着一排排友好的群众,向戴着奇怪的标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欢呼。今天,他们成了英雄,因为他们结束了赤色分子在科堡城市大街小巷的统治。“这是你们的资产阶级的典型”,希特勒对行进在他身旁的人说,“危险之际是懦夫,事后是吹牛家。”
  科堡向希特勒证明,他和他的冲锋队可与墨索里尼并驾齐驱。在两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后,墨索里尼又树立了另一个榜样。10月28日,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开赴了罗马(他自己则乘火车),夺取了该城。
  4天后,与通常一样,埃塞以希特勒之介绍者的身份在霍夫布劳斯的宴会厅里宣布:“德国的墨索里尼名叫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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