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亚体育娱乐】第十八章,日本陷入困境

对国共合作一段蜜月的奖励,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姿态。蒋介石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
  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不乘胜转入进攻。但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到内地,按兵不动。
  毛泽东不愿让八路军冒灭亡的危险,断然拒绝了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打击中国北部的新增日军的请求。
  当年在重庆的人们还记得,那时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而现在它又成了一个普通的城市。
  在1938年中国大溃败之前,重庆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它是四川的一个商业口岸,省内的丰富物产都由这里运出。它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把中原大地与高耸的喜玛拉雅山连接在一起,1938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了重庆,使其人口由20万猛增到100万。
  这些新来的人当中有政府官员、商人、金融家、仆人和其他各种人,他们一呆就是六年,在这期间,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学会了如何忍受重庆寒冷潮湿的严冬、闷热难当的酷夏以及明沟散发出来的臭气。
  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和广东人来势如潮,而四川人倒成了少数。最后,日本战败,这些外省人纷纷离去,重庆又重新成了从前那个无人间津的边远地方城市。
  在这些新来的人中,有二、三十万是穷人,他们全挤在旧城的城墙内。而那些富人、不那么穷的人或更有办法的人,则在城周围的山坡上建起了豪华程度不同的住宅或别墅。其中最气派的一幢位于长江边的黄山;是委员长和蒋夫人的寓所。
  当然,委员长在总部大院里还有一个市内的住处。后来,他又在城市的另一边修建一组别墅,作为他款待国宾的地方。
  1938年12月28日,美国的陆军武官瑟夫·w·史迪威到蒋家的市内住所拜访了他们。这是一次很简短的会谈,只进行了十五分钟,态度十分诚挚,与后来他们之间的激烈争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在汉口的最后那几天里,史迪威就见过蒋夫人,他们俩很投缘,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次在重庆,史迪威却是头一次见委员长。
  尽管会谈气氛融洽,但史迪威却对这位中国领袖印象不佳,他在一个月之后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他的这种看法。
  他认为蒋介石对其指挥中一直存在的混乱局面负有直接的责任。他还批评蒋介石对部下不信任,并认为这是因为蒋介石想独揽大权,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胁。
  史迪威是个精明而难于相处的职业军人,他了解中国,而且懂中文。他对达官显贵没有敬仰之情,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这并非是出于什么策略。他的浑名“刺儿头”很能反映他的性格。
  头一次见蒋介石时,他的使命已将近结束,他们间的那些大吵大闹发生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
  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已不再是蒋介石最担心的事了。相反,两个国内问题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卫和共产党。
  一月份,委员长派王鲁樵到河内跟踪汪精卫,此人二十五岁,毕业于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的警官学校。他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他找到了目标,但没有打中,却击倒了汪精卫的一位朋友。后来,他又从河内一直跟踪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劳苦换来的是被法国入关了六年的监牢。
  共产党是个更让蒋介石头疼的问题。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党在两百人的国民参政会议中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战时最高决策机构。
  起先在汉口,后来在重庆,共产党都有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长驻代表团。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是张治中将军,副主任是周恩来,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许多左翼党派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后来担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对戏剧电影的创作、上演和制作实行全面的控制。北京大学的一位姓张的教授,是个同情马克思主义者的留德哲学家,担任政治部机关刊物《战时文化月刊》的主编。埃里克·周从1938年12月起曾在张的手下当过七个月的副主编。据他讲,张与周恩来交往密切,而且只雇左派人士(当时也包括埃里克·周)
  做编辑人员。张同时也是国民参政会议中的一位积极的代表。
  当时一些地下共产党人成功地打入了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机构。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银行担任管理工作,并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还有王炳南,他在CC团的据点社会福利部负责组织工作。后来,在国共和谈时,他却成了周恩来的主要发言人,后来又出任北京驻华沙的大使,在50年代后期,就台湾的地位以及其它有争议的问题,与美国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他的德国夫人安娜是孙中山夫人的秘书,常常和外国记者和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们提供新闻或政治传闻。
  在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容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容忍了他,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影响到苏联给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对这段蜜月的一个奖励就是,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委员长的姿态。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他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一群来自各国的左翼作家出现在重庆,为建立这种新的形象出力。
  同样是这批人,后来反对蒋介石,为他塑造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万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时却让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仅仅是温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在汉口,曾出现过磨擦。1938年秋,当周恩来重新提出以往允许国民党共产党双重党员身份的做法时,蒋介石原有的对共产党意图的怀疑进一步加重了。他立即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力量解散红军,并使红军战士以个人身份合并到国军中去。
  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怀手下的两万陕西红军于1937年8月改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名义上讲,朱德的部队受辖于北方山西省的阎锡山将军,但实际上,八路军接受的是毛泽东的命令。
  1938年春,长江以南的红军零散部队又得到允许,在叶挺手下改编成新四军,名义上接受国民党将军顾祝同的指挥。
  根据共产党对这场爱国战争的官方历史记载,八路军由1937年的45000人增加到1940年的400000人,而新四军则在同期由15000人增加到100000人。这里,1937年的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对于1940年大大增加后的数字,却没有理由怀疑。
  共产党在敌后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力组织群众。在绝大多数地方,农民受尽了日本人的蹂躏,都十分愿意加入共产党,而共产党反过来则十分注意不脱离农民。通过发动农民,共产党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1939年5月,当寒冷季节里笼罩着重庆的大雾散去时,日本人便开始了在这座城市的空中轰炸。头一次空袭是在5月3日,造成5000人伤亡。
  防卫的人既没有高射炮,也没有可以躲避空袭的地方。这次空袭一结束,蒋介石和他夫人就露面了。和往常一样,蒋介石训斥了他那弱小的空军的几个指挥官,指责他们太无能。
  他命令何应钦负责群众的撤离工作,自己则隐居到最近的一座山上,静静地思考中国的问题。
  空袭一直延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到1940年春天又开始了规馍更大的轰炸。这时,人们才终于建好了足够的防空洞和掩蔽处。轰炸得最厉害的是1941年,最长的空袭间隔是五个小时.最短的只有一个半小时,就象在德国狂轰滥炸下的伦敦一样,重庆遭了殃。
  在1930年的5月,日本人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他们对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的边境进行了攻击,以试探苏联是否决心参战。
  对此,俄国人予以了猛烈的还击。呆在中国无所作为的朱可夫将军正闲得发慌,8月20日,他带领俄国人和蒙古人奋起出击,重创日军。这下东京得到了它想知道的答案。
  但是,仅仅三天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日本人和全世界大为震惊:苏联与纳粹德国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
  现在,日本不仅知道苏联人如果受到进攻就会反击,而且也知道他们不能指望德国人,协调一致的战略是不会有的,尽管还有一个反第三国际的协定。使日本人尤为伤心的是,当时他们正在和德国人商讨建立一个对付苏联的联盟。结果这个会谈很快就中断了。
  从九月份起,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势力扩展到了北方的陕西。河北、山东以及长江下游的江苏和安徽。
  1939年8月28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P·J·尼赫鲁,在蒋介石的山庄会见了蒋氏夫妇,三个人在日本的空袭声中谈了好几个小时。
  从那时起到这年年底,蒋介石的军队失去了长沙,后来又收复了长沙,并在一场战斗中把日本人赶出了广西。此间,中国南部的昆仑关几经易手,最后在12月31日的决战中又重新被中国人控制。
  这时,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乘胜转入进攻。
  后来,这种消极的做法使史迪威大为恼火。但是蒋介石的战略是撤到内地,按兵不动。他已经如愿以偿地挫败了日本人的锐气。他没有求胜的计划,他只求生存,只求在持久力上超过敌人。
  他猜测,美国人迟早会被拉进这场战争,到那时,他将是牵制了一百多万日军的有功之臣。也许连苏联人也会卷进这次战争。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已经帮了斯大林的大忙,他们转移了威胁苏联的日军大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何要在军事上竭尽全力,把他将来用于对付共产党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消耗掉呢?
  蒋介石的固执将在他后来的失败中再次表现出来。
  当他坐等日本人进攻时,共产党更加深入地打到了日本人的后方。他们并非每仗都打,但他们打的仗足以让人觉得他们已转入了进攻。日本人不时地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烧毁村庄,犯下了种种暴行。
  但是每次报复之后,共产党越变得更强大了,人们对他们所抱的期望也越来越大。而蒋介石在重庆或坐等观望或不安地来回踱步,总是固执己见,他没有看到,他这种按兵不动的做法正在为他开辟一条通向垮台的道路。
  即使在战争已经爆发之后,蒋介石仍无法完全摆脱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
  军事历史学家陈晓伟将军1957年在香港曾和埃里克·周谈起过这一点。他说,蒋介石把整个战场划分成若干个独立的战区,其目的在于建立独立的作战单位,让每个单位自己去抵挡进攻中的日本人。这样,日本人向内地推进得越深,他们在所经过的战区就会遇到越多的抵抗。
  这个计划的弱点在于,各战区的指挥官没有按照所期望的样子去做。各省的部队在保卫家乡的战斗中打得不错,但他们没有准备到远离本省的地方去抗击日寇。光这一点就足以使国军无法转入进攻,即使蒋介石愿意把他直接控制的装备和训练较好的中央军用于进攻而不是防御。
  总的来说,国民党的军队在打游击战方面无法与共产党相比。
  蒋介石曾在湖南省的衡山地区开办了一个训练游击队伍的学校,以达到从后方骚扰日军的目的。
  冯玉祥来到这个地区,看到5000名年轻精壮的村民正在省长的手下接受游击战的训练。然而,他们的热情弥补不了训练上的不足。训练时间太短,实战训练不够。因此,冯将军预言,这些游击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此话果然言中。
  国民党雄心更大的游击计划是在河北省。在冯玉祥的推荐下,委员长任命鹿钟鳞担任河北省省长兼河北和察哈尔的总司令。当时,河北省政府已撤退到洛阳。鹿钟鳞从洛阳出发,过黄河,向北进发,到达河北时,他召集了300000到400000自带长枪的民兵。带领他们骚扰日本人,并重创敌军。
  但是,蒋介石每月在他们每个人身上花的钱还不足六元,而当时一顿简单的饭就不下一百元。(原文如此。——译者)尽管有爱国之心,但每月六元钱活命都不够。结果,这个计划以失败告终。
  但是,有一个地方的国民党游击队的确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山西省西北部的游击队,这个地区因出产煤和其他的矿产对日本人极具吸引力。
  战争初期,日本人就占领了省会太原,并控制了铁路,但是他们没能打垮山上的游击队,在整个战争中,这批游击队几乎随时都可以下山来,重创日军。他们一共钳制了500000日军。
  1940年头几个月里,最让人震惊的新闻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政治上的:汪精卫完全成了日本人的傀儡。
  当他1938年底逃到河内时,蒋介石所作的唯一的公开反应就是在1939年1月7日发表一个声明,说明他和汪精卫事先没有讨论过与日本讲和(这不是实情)。
  过了许多年之后,有人让霍林顿·唐站出来说,蒋介石当时是想给汪精卫留条后路,让他再考虑一下他的行动。
  我们已看到,实际上蒋介石已派了杀手去刺杀汪精卫。当看到刺客显然不可能成功时,蒋介石的政府在1939年6月8日发出了捉拿惩罚汪精卫的命令。
  7月9日,汪精卫指责蒋介石在“为赤色分子帮忙”,要把中国引向灭亡。随后,他宣称自己是“正统的中国国民党”的领袖。这个伪国民党开了一个“第六届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汪精卫为“主席”。
  到1940年1月底,日本首相米内光大将又提出了一项“和平”建议。他间接地提到由汪精卫来组织新政府,在这个政府里,“甚至连蒋介石将军”和重庆的其他官员也都可以接受。一个月之后,有报道说,汪精卫“政府”已与日本签定了“八条协议”。
  所有这些行动的高潮是在1940年3月30日,这一天,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整个过程像一出奇特的闹剧。汪精卫不仅把自己的党称作“国民党”,并全部照搬国民党的口号,而且还使用孙中山设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这样一来,重庆和南京两个首府上空飘的是相同的旗子。
  汪精卫的“政府”甚至还征集了一支军队,他们给被抓来的“士兵”两个选择:要么参加这个军队,要么枪毙。毫不奇怪,这支军队有许多人开小差。1941年9月,在河南北部,30000名汪精卫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日本军官,转到了蒋介石这边。
  日本一直等到11月30日才承认它的傀儡政权,“满洲国”
  也跟着承认。1941年7月1日,德国和意大利以及轴心国的卫星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相继表示承认汪伪政权。西班牙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在重庆,蒋介石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把汪精卫的一个同谋石友三送上了军事法庭,并将他处决;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155名被认为是暗中支持汪精卫的人。
  传统的看法显然认为汪精卫是个典型的叛徒和傀儡,是一个卖国贼。
  但是,所有这些情况实际上要比战时人们所看到的复杂得多。汪精卫曾是孙中山最亲近的一个学生。在权力斗争中,他败在了蒋介石手下,受到了排挤。但是,他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并不能作为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所为的唯一解释。
  据陈公博讲,他是在1932年就对抗日产生了疑虑。在此之前,他是支持抵抗的,但是长城古北口之战使他十分失望。从幸存的中国将领那里,他得知士兵们根本无法抵挡日本人,因为他们的武器与敌人的相比大落后了。这件事使汪精卫认为,讲和比抵抗强。
  1946年,《大公报》的创建者之一胡霖告诉埃里克·周,汪精卫在1932年的欧洲之行以后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共派。
  从此以后,在私下的谈话中,他常常自责曾领导过国民党的左翼。他认为,欧洲对共产主义的担心超过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担心。他把“真正的中日合作”看成是亚洲的一个稳定因素。
  但是,由于害怕分裂国民党,他的这些思想一直到1935年才公开。当时,他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向政界、商界及文化界的人士传播他那些与日本讲和的主张。
  随后,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必须承认,与法国沦陷后的贝当和拉瓦尔相比,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没有那么多可为其辩解的理由,因为中国还没有被打败。
  尽管如此,汪精卫似乎已完全相信,在日本强大的武力面前,中国不可能获胜,而且,与全面失败后强加的和平相比,在1939年或1940年进行和谈会产生更宽松的条款。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今后将拒绝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对于汪精卫及想法和他一致的人来说,这个声明使和谈的可能性完全破灭了”。如果日本人推翻不了蒋介石,又不与他打交道,那么前景将是无止境的战争。
  唯一的办法看来只有以另一个政府领导人取代蒋介石,此人要有一定的履历和声望,必须是讨日本人欢心的。只有汪精卫自己符合这些条件。
  起初。日本人自己选中了老牌军阀吴佩孚作他们的傀儡。
  但是他轻蔑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殷勤表示,日本人曾暗示汪精卫,他们准备在敌对状态结束后的两年内从中国撤走其军队。
  但是,一旦他“就职”,日本人就根本不愿再作这种承诺。
  事实证明蒋介石选择抵抗是正确的。
  对于蒋介石和中国来说,1940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的年份。
  西欧的战争灾难给中国带来了不利的后果。利用法国的沦陷,日本向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碟,要求它关闭由河内到中国的铁路。英国人退出敦刻尔克之后也是元气大伤,并陷入了孤立,利用英国的困境,日本要求英国立即关闭香港边境和缅甸公路.否则将以战争相威胁。温斯顿·丘吉尔在绝望中求助于罗斯福总统:如果战争到来,美国会帮助英国对付日本吗?然而,当时美国自己也很虚弱。而且,在罗斯福看来,让他的国家为挽救大英帝国的家当而卷入一场战争,在政治上是无法考虑的,7月12日,英国入关闭了缅甸公路。让他们的良心得到一点儿安慰的是他们加上了一个附带条件,即只关闭三个月,再给中日一次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
  对于委员长和他的政府来说,这是一次最大的打击;因为当时,缅甸公路是中国唯一一条与外面世界联系的通道。
  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声明,正式指责英国的决定违背了现有的中英条约。
  然而,中国对此无法再做什么,因为他们和英国的处境相同,都是面对凶恶的敌人孤军奋战,没有盟友。在日本,米内光内阁在这个月垮台,近卫重新担任首相。为了守信用,他遵守对英国的许诺,的确又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这一次,日本建议给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和山东这五个北方省份以特殊的地位,并承认汪精卫政权,对“满洲国”将来的地位问题延期作决定。和往常一样,蒋介石对此未予理睬。
  10月12日,看到在中国的和平努力没有什么效果,英国人又开放了缅甸公路。
  在蒋介石看来,英国人改变了原来那个残酷的决定,这表示他们从根本上重新肯定了中国的地位,至此,他已坚信,日美之间的冲突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出现。
  因此,他宣布,中国完全与英国和美国站在一起,共同对抗轴心国的侵略。这样一来,即使日本提出很体面的条件,国民政府也会拒绝商谈。这些决定是1940年11月宣布的,在蒋介石的所有将领和顾问中没有一点异议。
  蒋介石在抗日期间受到的另一个重大打击来自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1941年4月13日,苏联出人预料地与日本签定了五年的中立条约。在蒋介石看来,斯大林变幻无常的政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斯大林一直在为中国提供军需品,以对付日本人。
  可是现在,俄国人却玩世不恭地置1924年的中苏协议和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于不顾,使日本人不受苏联在其亚洲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让他们放开手脚,在中国为所欲为。
  这次打击对蒋介石显得尤为沉重,这是因为仅仅在两天前,即1941年4月11日,苏联驻中国大使还向中国政府保证,俄国绝不会出于自私的考虑而牺牲一个友好国家的利益。
  在上个月,中国人对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结束访德后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一直十分关注。但是,这位大使说,苏联政府给予松冈洋右的只不过是一般的外交礼遇。在苏日新签的条约中,日本承认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共和国,而苏联则承认“满洲国”。
  多年以后,蒋介石在他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提到这件事时说:
  1941年4月的中立协定只是俄日庞大阴谋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个阴谋中,外蒙古、新疆、西藏和陕西省的潼关山口都将划归苏联。
  蒋介石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美国的帮助。
  1941年5月10日,在美国大使纳尔逊·T·约翰逊的告别晚宴上,委员长对美国说了一番带鼓动性的恭维话,他说:
  “我坚信,世界上任何胆敢以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为敌的国家,都必定会遭到灭亡。”
  斯大林与日本签定的“中立”条约无论从政治上看还是从战略上看,都是对苏联有利的:它对纳粹德国与苏联的协定是一个补充。苏德协定起初给两个反共伙伴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现在的苏日协定则进一步使苏联受到威胁的边境得到了某种不受侵犯的保证。
  然而,这个协定并没能保护苏联,就象与希特勒签的那个协定一样,没能阻止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
  当希特勒的军队向莫斯科开进时,斯大林呼吁中国共产党打击中国北部的新增日军。按照他的考虑,这种牵制能使他得以把东部边境上的苏军撤到其欧洲地区,以用于防御。但是毛泽东不愿意让他的八路军冒灭亡的危险,因而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
  9月份,别无他法的俄国人只好把远东军转移到欧洲前线,这时朱可夫才得以把纳粹的进攻阻止在首都的郊外。
  但是,这时的日本并不打算入侵苏联的远东地区。相反,他们的计划是打击美国的海军,横扫东南亚。问题在于,“中国事件”已经拖了四年多,仍然牵制着日本的大部队。
  这样,在1941年9月,东京又作了一次“讲和”的试探。这一次,他们暗示将接受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的和解。但是蒋介石仍不愿和他们来往。
  委员长发现美国的态度很难捉摸。1940年夏,美国政府停止了对一些国家废钢铁的出口,其中包括日本。如果日本进攻美国,毫无疑问,中国将得到美国的全力援助。
  但是,是哪个中国呢?1941年2月,罗斯福总统让他的行政助手劳克林·柯里给蒋介石带去了一个令他不安的口信。柯里与委员长的会谈不下十次。第一次会谈时,柯里就转达了罗斯福的口信,大意是:在他眼里中国的共产党看上去更象社会主义者,这样,目标当然就应该是国共合作。
  柯里希望与周恩来见面,委员长对此没有反对,但是,当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与第三国际的关系时,蒋介石严厉地指责了这位总统特使。在蒋介石看来。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情报传到罗斯福总统那里已有多时了。
  随着1941年一天一天地过去,罗斯福总统与日本人的对抗越来越强。7月份,他冻结了在美国的日本资产。8月,他警告日本,如果他们进一步采取对亚洲实行军事占领的政策,将会迫使美国“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保护美国的权利和利益。
  10月17日,近卫下台,取代他的是军国主义的头子东条英机,随后,日美在华盛顿进行了毫无结果的谈判。
  12月7日,日本人在未作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轰炸了夏威夷的美国舰队以及香港与马来亚的英国军队。这一天,美国在珍珠港损失了5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77架飞机。有2343人死亡,876人失踪,1272人受伤。
  第二天,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中国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蒋介石在拍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说:“在我们新的共同战斗中,我们将竭尽全力,与你们站在一起,直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从野蛮势力的祸殃中以及无止境的背叛中解脱出来。”
  至此,“中国事件”已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让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美国在战时的其他领导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蒋介石对消灭日本人反倒不如他们感兴趣。
  高斯在一份电文中提到有人说蒋介石是奋力领导中国抗日的伟大领袖,对此高斯评论说:“看看眼前这些冷酷的事实,谁都会认为这是在胡说。”
  在一段时间里,罗斯福觉得他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对话简直像“对牛弹琴”。
  蒋介石说:
  “就我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日本,而是我的国家的统一。我肯定你们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打日本,也许要我动用保留在西北对付共产党的军队帮忙,也许不用。在另一方面,如果我让毛泽东把他的宣传扩展到整个自由中国,我们就是在冒险,我们将一无所获,你们美国人也一样。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毛泽东的背后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学说,并且后面还有俄国。”
  这些话可以说基本上是委员长讲的,但它的可靠性仍值得怀疑。
  这段文字引自法国空军莱昂内尔·马克斯·蔡桑将军写的中国内战史,作者把这段话安排在记叙蒋介石与史迪威讨论的上下文中。
  虽然史迪威好象不曾引用过完全相同的话,但这些内容与蒋介石在私下交谈中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它集中体现了蒋介石在二次大战正打得不可开交时的态度,也为美国为什么对蒋介石火冒三丈作出了最好的解释。
  让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美国在战时的其他领导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蒋介石对消灭日本人反倒不如他们感兴趣,在1938年底之后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人没有怎么去碰中央军,也没有发动新的重大的进攻。而蒋介石这一边则十分满足于坐等观望事态的发展。他的那些训练和装备得最好的精锐部队,都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战线上对付共产党的军队。
  的确,在日本入侵中国的早期阶段,中国的中央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这时的美国还舒舒服服、平平安安地处在中立的状态之中。但是,中国目前已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战争,罗斯福将怎样理解中国政府那种消极被动的做法呢、美国人支持这样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政府,并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这样做对吗?如果把这些援助提供给那些淳朴高尚而只是名为“共产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会利用得更好一些呢?
  白宫得到的消息和情况以及美国报界公开的报道有很多很多,而且相互矛盾。其中,有史迪威将军发回来的言词尖刻的电文,里面全是在抱怨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僚是如何的无能,如何的混乱,以及委员长这个人是如何的碍事。还有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高斯写回来的持怀疑态度的报告。有一次,高斯在一份电文中提到有人说蒋介石是奋力领导中国抗日的伟大领袖,对此高斯评论说:“看着眼前这些冷酷的事实,谁都会认为这是在胡说。”
  1942年10月1日,落选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来到了中国。威尔基体格魁梧,善于交际,而且很容易轻信别人。
  他被他所看到的情况征服了。战时的首都为了欢迎他,把门面乔装打扮了一番。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蒋夫人那种诱人的魅力以及委员长学者般的派头,冲昏了威尔基的头脑。
  他参观了黄河边的“作战前线”,那里摆放着“缴来的”日本人的武器和装备,其中包括头盔(据说这些东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就是为了打动来参观的重要人物)。对此,威尔基虽然也产生过一点点怀疑,但又很快打消了。
  于是他向蒋夫人建议说:她可以做一名最理想的外交使节,因为她“有头脑,循循善诱,品德高尚,并具有才智、魅力和豁达的同情心以及雍容的仪态和炽热的坚定信念。”后来,蒋夫人把这些吹捧她的话当真,竟采纳了威尔基的这个建议。
  除了这种引起人们错觉的事之外,还有许多混淆视听的报道。威尔基属于那种襟怀坦荡的人,但是还有更多的居心叵测的人也在暗中推波助澜。而其他的人,动机比较单纯,他们看到国民党如此腐败,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共产党肯定是好的。
  1941年2月,委员长对劳克林·柯里说:他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给他派一个深得罗斯福个人信任的政治顾问。但是,柯里却向总统推荐欧文·拉铁摩尔做委员长的“政治顾问”。
  拉铁摩尔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后来他曾担任过利兹大学的领导,而当时在他被任命之前,他和罗斯福总统一面都没见过。
  九年之后,当时已放弃共产党信仰的美国共产党前任主席路易斯·F·比登兹在泰丁斯委员会作证说,拉铁摩尔当时是美国共产党的特工人员。后来,他在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里成了反蒋派的领导人。
  有关任命他的前前后后的详细情况,都记录在参议院1952年7月2日归档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报告里了。实际上,统一战线时期左派作家把蒋介石大大吹捧了一番之后,就有人在四十年代开始进行歪曲的报道。这并不完全是一个贬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问题,即使那些进行错误报道的人也没有接二连三地给蒋介石冠以种种罪名,那些可悲可叹的事实也是不言自明的。
  错误的消息来自对共产党的国中之国田园牧歌式的描述。
  这种宣传又被罗斯福的另一位特使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天真浪漫地向前大大地推动了一步。从6月21日至24日,副总统和委员长进行了四次长时间的会谈,委员长听着华莱士大讲他精心编织的有关共产党员只不过是“农业改良派”的理论,以及论述中共的马列主义的“危害性”和“正统性”的老生常谈。华莱士坚持要访问延安,起初委员长拒绝了,但后来又改变了态度。从延安返回后,华莱士果然说共产党人的确是“农业改良派”。当蒋介石再次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时,他确实是支持这样做的。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1944年再次被迫还击日本人,因为日本又发起了新的进攻。对中国来说,这一年是漫长的抗战中最可怕的一年,日本人在攻打了十五天之后,靠施放毒气才夺取了湖南省北部的常德。
  这座城市几乎被日军炸平,10000幢房屋只剩下30幢,全城的人都逃离了。而中国的增援部队七天之后才赶到,这时日军被迫撤退。很快人们便发现,这次进攻对日本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太平洋,日本人在各岛屿上的战斗进行得很糟糕。日本最高领导层最担心的是,美国的远征军会在中国大陆的南方登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美国人在空中便会得到陈纳德将军的第十四航空队所建立的一系列基地的全力援助。因此,日本必须完全控制整条京广铁路,以达到将中国一分为二,孤立重庆的目的。由于有苏日中立条约,而且俄国正忙于对付欧洲的强大敌人,所以日本不必担心苏联人的进攻。因此,他们在1944年3月把“满洲”的十个师调往湖南。
  1月份,毛泽东和他的同事接受邀请,派出代表与国民党会谈,以全面解决两党的分歧。毛泽东紧接着又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观点,要求给予共产党平等的地位。
  一个月之后,美国共产党以及同情延安政府的人发动了一场宣传战,呼吁美国施加压力,迫使重庆允许一个美国使团访问延安,打开国民党的封锁。
  3月份,俄国人的飞机轰炸了新疆。4月2日,苏联政府指责新疆当局向外蒙古派兵,并声称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难民。这些无中生有的指责是为苏联的飞机轰炸找理由。五月中旬,驻重庆的苏联大使被召回莫斯科,苏联的军事顾问也随之全部回国。
  此时,国共双方已在西安进行了几次会谈,当共产党坚持要求政府承认共产党控制地区以及作战部队的自治权时,会谈很快就陷入了僵局。
  当时,日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他们有180万人的进攻兵力。这些并不都是他们的精锐部队,最好的军队大多在别处的前线,但是他们装备精良,指挥有方,而且受过极其严格的训练,蒋介石的六百万兵力不是他们的对手,因为在这六百万军队中有许多都是食不果腹、指挥不良、装备落后,无心恋战的部队。
  从长江以北的河南省又传来了大饥荒的消息,这次饥荒是灾难性的,情景十分悲惨。这个消息是在1943年2月由《大公报》首次披露的,这份报纸为了保持其独立性克服了种种困难。
  该报全面报道了当地人民的悲惨遭遇。由于这是首次报道,报纸被扣发了三天,后来审查部门把这些消息从报上删掉了。西奥多·怀特把他的亲身见闻写成了一篇令人难忘的报道。他认为,在收成很差的1942年,政府把绝大部分粮食以税收的方式征走了,第二年又遇上长期的干旱,结果造成了饥荒。灾民的救济严重不足,由于情况较好的邻近省份的竞争,再加上地方上心狠手辣的囤粮商的破坏,救灾工作无法进行。估计有200万到300万人背井离乡,逃荒到外省,大约有同样多的人死于饥饿和疾病。
  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发起了进攻。日军进攻时,中国的一位指挥官汤恩伯竟不在河南,也没有来得及回来抵挡日本人的突袭。汤恩伯是国民党军人中名声最糟的一个。
  根据冯玉祥的记载,汤恩伯指挥的军队每个单位都缺编,这样,军官们就可以把付给并不存在的士兵的军饷装进自己的腰包。冯玉祥的这个记载不可不信。
  更有甚者,汤恩伯和他的军队与敌人的生意做得十分红火。
  他们从河南边界的界首购进日货,然后运到内地出售。回来时又把中国的产品卖给日本人。这种往来为日本的情报机关提供了便利条件。汤恩伯不在前线只是国民党防守河南时严重失职的例子之一,当他们为内部矛盾争得不可开交时,日本人已夺取了省会。
  中国的第十二、第十三军相互攻击,推迟了撤离时间。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将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
  在这个灾难性的时刻,罗斯福总统却给了中国重量的一击,他要求中国抽调国内防御急需的兵力。他一直缠着委员长,要他向缅甸西北部派遣由美国训练装备的Y军,因为在那里,日本人的进攻威胁到了边界那边印度的英帕尔。
  蒋介石根据开罗协议,两次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协议规定由史迪威率领他的中美陆军部队在缅甸公路北段向日本人发动进攻,配合缅甸南部50000英军的海陆空联合登陆,以夺取仰光。
  邱吉尔虽然同意这个计划,但显然不很热心。因为这个计划与英国的战略没有多大关系。蒋介石支持这个计划,他有各种不同的理由。他警告总统说,他预计那个时候日本人会在中国东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提醒总统不要忘记在开罗所作的承诺。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最后,蒋介石却莫名其妙地答应了罗斯福的恳求,同意在4月14日将美国训练的部队派往缅甸。
  不出几天,局势的发展就证明了蒋介石的担忧是有根据的,5月,日本人在湖南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进攻,这个月下旬,长沙失守。在此之前,薛岳(小老虎)曾三次夺回长沙,可是这一次又被日本人赶走了。
  在这一年里,日本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11月底,他们控制了广西,夺取了第十四航空队在衡阳、零陵、桂林和柳州等基地。至此,侵略军距重庆直线距离仅有二百英里,中间只剩下贵州的山岭将日军隔开。
  国民党仅在湖南南部的衡阳作了一次抵抗,薛岳将军尽管得不到增援(也许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仍在敌军兵力大大优于自己军队的情况下坚守了四十天。
  在记述这些失败时,蒋经国写道:“父亲对桂林的失守十分痛心,他在日记中写道:‘桂林的防御工事坚固,粮食弹药充足,各种电讯设备和武器都用上了,可没打到一天就败下阵来,太让我痛心了!”
  桂林和柳州的失守是有原因的,有一位军事史学家谈到此事时说:
  中国的军事当局在这种突然袭击面前,完全没有准备。他们一直以为,日本人担心美国会从东海岸登陆,因此不会再向内陆推进。桂系军队主力都在省外。
  桂林市的政府官员和当地的商人不赞成卫戌部队在城市周围打仗,他们怕这座城市会被毁掉,另外,衡阳在英勇抵抗后仍免不了失守,这也挫伤了桂林和柳州守军的士气。
  在这灾难性的几个月里,蒋介石为了抵抗日军,调集了一切能调集的军队。其中,有一些从黄河两岸步行了2000英里,还有一些是从缅甸前线空运而来的、到1944年12月,这批国民党军队终于在贵州省挡住了日本人的进攻,并把他们赶回了广西。这是这场长期战争中的转折点。
  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战场上,蒋介石没有看到中国可悲的现实。是因为这些情况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呢?还是他那极度的自信使他不自觉地忽视了那些应该引起重视的消息?这很难说清楚。
  他自己并没有腐化(如果不算权力腐化),但其他一切都具备了:由于他容不得反对意见,喜欢浮夸胜过喜欢实话,而且不愿听到与他的乐观态度相矛盾的事实。所以他的周围都是些唯唯诺诺的人。还都之前,在重庆许多人都说当时他的助手常常伪造报纸上的社论和新闻,告诉他一切都好,让他放心。没有人告诉他物价飞涨,食品短缺,也没人汇报普通人每天受苦受难的悲惨生活。
  社会底层的公务员、教授、老师和学生都在饥饿线上挣扎。这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中产阶级,和更低层的人们一样,愿意承受战争带来的牺牲;但是,有权有势的人和他们周围的人明目张胆地在战争中聚敛财富,自然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
  国民党的官员,有靠山的人以及发战争横财的人,享有很大的特权。
  因此,很多知识分子都支持民主同盟。他们不一定是亲共产党的,但他们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政权。
  国民党秘密特务的所作所为也让人厌恶,他们捕风捉影,随意逮捕政治嫌疑犯。实际上,这些特务根本不讲究所谓的“秘密”,他们往往是露自己的身份,以使周围的人害怕他们。
  对于局势的日益混乱和人民日益的不满,视听闭塞的委员长也一定略有所闻,也许是为了讨好美国人,在1944年底,他为了提高效率,作了一些调整。腐败无能的孔祥熙终于被撤下去了,由他的大舅子,对他十分轻蔑的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离开外交部造成的空缺,蒋介石让温和谦逊、工作勤勉的王世杰填补。就连根基深厚的何应钦将军也靠边站了,他在军队方面谋取私利所造成的混乱可与孔祥熙相比。接任他军务部长职位的是精力充沛而又能干的陈诚将军。但是,何将军并没完全失去把军队的战斗力搞得不能再低的一切权力,他还是个总参谋长。
  一旦宋子文身居要职、委员长对那些眼不见为净的事就不能不管了,因为他的这个读过哈佛大学的大舅子坦率直言,是中国很少的几个敢于在最高上司面前陈述自己思想的人之一。
  但是,这也无济于事。蒋介石曾向马歇尔将军说过,一般的经济规律无法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产生作用。
  孔祥熙印钞票,是因为这是推动国家运转的最简便的方式,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这样做能起作用。
  尽管宋子文努力苦干,忙得不亦乐乎,他仍无力克服委员长存心设置的障碍,政府对国家预算的胃口越来越大,到1947年竟占用了高达80%的国家预算。这样,宋子文也只好去印钞票。
  在缅甸,当贵州的战役还在进行时,史迪威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取得了一系列艰苦而又辉煌的胜利。这些胜利绝大部分都要归功于他手下的中国部队。
  到1945年1月底,缅甸西北部的利多公路已与通往昆明的老缅甸公路部分接通,这样,日本长时间的封锁终于被打开了。1月28日,首批陆上运输队的500辆卡车到达中国。为了表示历史的公正,蒋介石将这条公路改名为史迪威公路。
  然而,史迪威将军并没有享受到这一迟来的荣耀,他当时已离开了中国。1944年夏天,他与委员长的长期争吵变成了一场危机。从罗斯福总统拍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可以看到矛盾的激化过程。
  在一段时间里,总统觉得他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对话简直像对牛弹琴。这是宋子文造成的,尽管他在当时的国内事务上能直言不讳,但出于谨慎和他自己的外交策略,他不让蒋介石听到白宫的直截了当的抱怨;在翻译罗斯福的电报时,他把可能惹蒋介石生气的段落全部删掉了。史迪威曾通过他的保护人马歇尔将军提到过他的老论调,暗示唯一让中国全力投入战争的方法就是让他(史迪威)取代蒋介石做最高司令,统帅中国境内的中国和美国的部队。
  1944年7月,马歇尔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个建议,罗斯福于7月6日打电报给蒋介石,说他认为史迪成是“有权协调所有雇华盟军,包括共产党部队的人。”为了防止别人改动这封电报的内容,电报由重庆的一位老资格的美国军官费里斯将军亲自送交蒋介石,并带上大使的一等秘书,众所周知的反蒋派人物谢伟恩当翻译。
  电文十分直率,但是蒋介石在读这份电报时很平静,脸上还象往常那样带着微笑。让人吃惊的是,两天之后他回信表示服从。但他要求美国派一个“全权的”调解人来调整他和史迪威的关系。蒋介石只是在一个问题上表示了他的不快,他建议今后总统给他的来信,都应委托孔祥熙博士转交。
  罗斯福总统很高兴,但是他的有些顾问却认为事情太顺利了,简直不像是真的。果然,他们想对了。
  7月23日,蒋介石提出了三条以前没有提到过的条件,他说:
  共产党的军队当然可以由史迪威指挥,但他们必须事先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他与史迪威的关系不应再出现权限不清的情况;中国政府应全权控制租借物资。
  为了让问题更加复杂化,他指示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博士宣布,当他提到中国军队时,他只是指那些已经由史迪威指挥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
  总统被弄糊涂了,但他认为自己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和蒋介石一致的,即任命一个权力很大的调解人。他选中了陆军准将帕特里克·赫尔利,他是个身材魁梧、性格豪爽的俄克拉荷马人)他那精心修剪的八字胡透着他的自信;在此之前,他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在胡佛总统的手下当陆军部长。后来一想,总统又决定派唐纳德·尼尔逊陪同赫尔利一起去。尼尔逊是一位商人,当时他当过一段战时生产委员会的主席。他的特别使命是研究中国经济,他也是个身材高大,充满自信的人。9月6日,他们两人经莫斯科来到了重庆。
  赫尔利到达时,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补了。
  虽然“刺头儿”深得军队和下级军官的敬仰,但中国将领讨厌他那种粗率、傲慢的作风,他们希望他不去理会军事官僚机构中的种种缺陷,或者把他的意见留在肚子里。为了保护自己,就连最高军事机构中像何应钦和陈诚这样的竞争对手,都能合起伙来,在委员长面前说史迪威的坏话。
  还有一个造成误解的原因是蒋介石的浙江方言。史迪威会说汉语,不愿意要翻译。但是,除了蒋介石的老乡之外、连其他中国人都觉得蒋的话难懂。当他说“好,好”时,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在普通话里,“好”表示同意。
  如果史迪威是按这个意思去理解的,那就能解释为什么史迪威会指责蒋介石总是“违背诺言”。
  蒋介石的浙江话引起误解的故事还有一些。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件事:军事委员会联络处有一个姓侯的主任。大约1943年或1944年,有一次他被招集到委员长的办公室里,结果最后遭到了一顿训斥。他极力为自己辩护,当蒋介石吼道:“枪毙!”时,他脸都吓青了。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告别了亲人和朋友。几天过去了,他仍然活着。等他缓过劲儿来时,找蒋介石的一个贴身警卫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警卫的话让他松了一口气,但是他却成了人们取笑的对象,原来蒋介石常带着很重的口音吼的那句话是“强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会有误解,因为侯是湖南人,他说话时带着很浓的地方音,蒋介石几乎听不懂他的话。这个笑话在上流社交界广为流传,这位侯先生成了大家的笑柄。
  除了口音之外,蒋介石还有其他影响别人正确理解他的意思的习惯:他喜欢点头,即使他不同意说话人的观点。这是蒋介石的个人习惯,并非中国习俗。
  在他与史迪威打交道的过程中,这个习惯或许又造成了一些理解方面的混乱。根据《大公报》胡霖的说法,他们两人最后闹崩是因为史迪威建议使用共产党的军队去打日本人,条件是向他们提供美国的武器弹药。虽然史迪威拒绝与周恩来会面,但史迪威的美国顾问与周恩来的助手来往密切。(这些美国顾问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本章还会在后面提到)。
  既然史迪威的政治顾问都积极支持延安,那么即使不存在别的其他原因,史迪威也很难赢得委员长的信任。
  1944年9月,由于军事前线吃紧,蒋介石十分有礼貌地请求史迪威把他手下的中国军队调一部分保卫云南省的龙陵,缅甸公路从这个地方横穿而过,而且当时此地正处在日军的压力之下。
  史迪威拒绝了这个请求,并火冒三丈地电告马歇尔,要求给蒋介石写一封口气强硬的信,逼他就范。其实,既然蒋介石是按规矩“请求”他而不是“命令”他调动部队,那么史迪威大可不必这样做。
  马歇尔亲自口授了这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在签上罗斯福的名字之后就于16日寄出了,信直接送到了史迪威的手里,这封信他读得津津有味。信中以强硬的措辞要求任命史迪威“不受限制地统帅所有……部队”,并不加掩饰地威胁说,美国有可能撤回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为了享受一下胜利的喜悦,看看死对头的狼狈样,史迪威决定亲自去送这封信。在进会议室之前,他把信给赫尔利看了,赫尔利建议他缓和一下语气。但这正是史迪威不愿意做的事。他走进会议室,把未经任何删改的汉译文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读信时十分平静,没有让史迪威享受到胜利者的欢乐。
  然而史迪威知道,这一击正中要害,他在日记中用十分粗鲁的语言写下了他当时的想法。他“给这个花生米塞了一把红辣椒。”他还写道:“这一刀正好扎穿了这个混蛋的心窝。”在宣布散会之后,委员长像他的侍从们常常看到的那样,大发了一通脾气。
  蒋介石让宋子文给他出主意。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能除掉史迪威同时又保住租借物资。
  蒋介石决定向罗斯福摊牌。9月25日,他电告总统,要求他召回史迪威,另外派人。这时,罗斯福终于意识到让史迪威继续呆在重庆已没有必要,他在那里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但罗斯福仍想在东亚继续让史迪威施展他的军事才能。因此,罗斯福作出了一个妥协的反应,10月5日,他答应蒋介石另外派人取代史迪威担任他的参谋长,但又建议让史迪威在缅甸战役期间继续留在那里。
  但是,蒋介石不会就这么便宜罗斯福,在9日给总统的答复中,他长篇大论地分析了开罗会议以来战争形势的发展,并不无正确地指出,由于把他手下由美国训练的军队派去了缅甸,结果使他在日本大举进攻华东时,处于兵力不足的危险境地之中,无法抵挡日军,对此,他早已提出了明确的警告。
  他接着写道:史迪威“对华东战局的成败毫不关心”,而且拒绝向那里发放租借的弹药。“简言之,我们夺取了密支那,但却丧失了整个华东。”由于当时蒋介石是在罗斯福的强大压力下才向缅甸派遣部分Y军的,所以这封信不但批评了史迪威将军,而且也间接地批评了总统。
  这一回,总统算是“领会了对方的意图”。18日,史迪威被召回,在他临行之前,委员长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别绶章,这是中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可以想象,史迪威拒绝了这个奖赏,但他咬牙接受了随后举行的告别茶会的邀请。告别会上,蒋委员长得意洋洋,口若悬河,而史迪威则闷闷不乐,一言不发。27日,这位“刺儿头”飞离中国,一去不复返。
  随着史迪威和高斯大使相继于1944年9月和11月离去,中美关系上第一阶段的误解就此结束。、而他们的继任者的到来,又揭开了第二阶段的序幕。这个时期的误解在深度上并不亚于前一个阶段,但在性质上却有着微妙的差别。
  史迪威已识破了蒋介石的军事意图,而高斯则看穿了其政府的“民主”主张。
  蒋介石拒绝向日本人进攻,使史迪威处处碰壁,就这一点而言,人们无法不对史迪威深表同情,但他这个人视野狭窄,缺乏政治头脑。当蒋介石仍然大权在握时,他却在做在华所有中美两国军队总司令的美梦,这未免太不明智了。
  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受职业外交顾问的影响很深,他们不加批评地全盘接受了这些顾问对中国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
  史迪威自己就曾要求任命小佩顿·戴维斯担任“(他)这次任期的联络官。”戴维斯生于中国,父母都是新教传教士。约翰·斯图尔德·谢伟思也有相似的家庭背景,1944年7月他作为使馆人员来到中国,当时在中国的其他职业外交官都有着基本相同的观点,他们写给国务院的报告是由他们负责中国问题的上司范宣德批转的。
  这些人在五十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曾名扬一时,他们都受到了长时间的调查。他们的案子引起了轰动。各自的外交生涯也就此断送掉了。
  庄许多年之后,重读他们当年从重庆寄回的描述当时情况的信件,稍有头脑的人便能看出,这些信并不能证明他们就是共产国际的特务。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发自中国的报道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强大而且最终是决定性的影响,使美国脱离了其官方政策要支持的蒋介石政府,而转向了毛泽东的共产党。
  如果说他们不是“共产党的人员”,那么其他在那关键的几年中深得总统和国务卿信任的美国顾问们则不一定也是如此。
  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约瑟芬·特拉斯洛·亚当斯女士,尽管她当时和美国共产党的主席厄尔·白劳德工作关系密切,但却能时常接近罗斯福总统。
  实际上,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馆所提出的主要观点即是现实的,也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们的信件十分正确地指出了苏联在远东的扩张野心,他们认为: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跟随苏联的,但是现在民族主义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态度;中国可能会爆发内战,在这场战争中,共产党取胜是不可避免的。
  1945年3月,谢伟思访问延安,他的报告为美国改变政策,转向支持共产党,提出了令人情服的有力的论据。
  1944年11月1日,高斯大使辞职;继任者是8月以来一直在中国担任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将军,他于1945年1月8日就任大使。在史迪威离去之后,他的指挥权被一分为二:丹尼尔·苏尔但将军接管缅印战区,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指挥中国战区。赫尔利和魏德迈与他们的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赫尔利是个待人诚恳,性格外露的人,他没有职业外交家克劳伦斯·高斯所具有的那种外交方面的敏感。而魏德迈虽然有不容置疑的才智和卓越超群的气质,但在外交上和史迪威一样缺乏策略。两位新上任的人都是坚决反共的,为了他们眼里的美国利益,两人都坚决支持蒋介石。然而,这两个人又都肩负着帮助国共两党和解的任务,这个目标由于蒋介石决不让步而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
  赫尔利很快就和他手下的全体外交人员发生了争吵,他不同意也不希望他们报告那些有利于延安而不利于重庆的情况。
  魏德迈也与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产生了不和,戴维斯是他从史迪成手下留下的人。但是对这位顾问的建议,魏德迈还不至于像赫尔利对其部下那样恼火。然而,当魏德迈和别人一样,发现无法使中国的两党走到一起时,他所受到的挫折并不亚于赫尔利。
  委员长对这两个人的任命十分高兴。赫尔利将军刚就任大使时就向国务院和他在重庆见到的所有人士讲明了他的使命,这个使命包括五个目标:
  一、防止国民政府垮台。
  二、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总统与军队的委员长。
  三、调和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之间的关系。
  四、发展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
  五、为击败日本,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
  赫尔利并没有马上认识到其中的第五个目标是与前面三个目标相互矛盾的。
  他很快就尝到了苦头。他最初那种过分的自信,一部分是由于他乐观的天性造成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来华途中和斯大林及莫洛托夫在莫斯科进行了交谈,俄国人曾向他保证,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兴趣,并希望与重庆改善关系。
  在赫尔利试图使国共两党合并军队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以后,按照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他又作了一次更大的努力。那是在1944年11月,当时他飞抵延安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会谈。怀着马到成功的得意心情,他于11月10日带着一项五点建议飞回了重庆,这项建议主要的要求是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当他得知蒋介石对这样一个要剥夺国民党独揽大权的资格的计划毫无兴趣时,他十分狼狈。
  11月22日,蒋介石提出一项反建议,答应承认中共为合法党派,并将共军并入国民党军队。但这项建议没有同意联合,在共产党方面,周恩来起初接受了蒋介石的反建议,但是12月8日他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时,又改变了态度,认为这些建议无法接受。在28日从延安发来的电报中,他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撤走包围共产党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废除一切压迫性的规定,停止秘密警察的一切活动。
  这种突然的转变使赫尔利感到又着急又失望,尽管委员长并没有这种感觉。不久,赫尔利就发现,美国战略情报局(即中央情报局在战时的前身)已秘密提出向25000名共产党游击队提供全部装备,以便在华北日军的后方开展破坏活动,这样一来,共产党就没有那么高的热情与国民党谈判了。
  当赫尔利和魏德迈发现了他们背后发生的这些情况之后,便明确地向共产党表示,美国政府不会牺牲重庆来和他们打交道。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回到国民党的首都,准备参加另一轮会谈。
  要使国共双方消除分歧,看来没有捷径可走。周恩来坚持在联合政府建立了以后,才能移交军队;而蒋介石则要求共产党先解散他们的军事组织,再来谈联合。
  由于周恩来没有让步的表示,蒋介石便宣布他将在5月4日召集一次会议,开始按孙中山的遗嘱起草宪法,以废除一党专制,建立宪政。
  由于担心共产党会被排除在这一重大行动之外,周恩来又作出了和解的姿态。2月3日,双方发表了一项联合建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取代国民大会,以便为建立宪政开辟道路,同时为统一军队制定一个共同的方案和计划,并决定国民党以外其他党派的参政方式。
  就在此刻,在数千英里之外的苏联克里米亚,正在开一个意义更加重大的会议。这是二战期间的最后一次首脑会议,它将决定战后世界的格局。会议2月4日于雅尔塔召开,一周以后结束。
  这时的罗斯福总统已精疲力尽,形容枯槁,的确到了行将就木的地步,就这样,他在协约上把中国的领土主权交给了斯大林,并把东欧也交给了他。而邱吉尔则无能为力地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听着这一切。
  在这些整整过了一年才公开的秘密条款中,斯大林同意“在德国投降两三个月、欧洲战争结束之后”参加对日作战。
  作为回报,苏联将得到千岛群岛,霸占外蒙古、南萨哈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并控制东北的港口和铁路设施。
  按道理,涉及到外蒙古和东北的条款应征求蒋介石的同意,但是,罗斯福总统却把这一切都包办了。
  斯大林耍的一个主要手腕,就是他“准备与中华民国政府签定一项友好同盟条约……以其武装力量帮助中国,将中国从日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就这样,这位苏联的领导人一下子就达到了沙俄帝国一直梦想实现的目标一在远东扩张领土,打垮日本,并削弱中国。
  显然,雅尔塔会议的条款直接违背了罗斯福在开罗首脑会议上所作的庄严承诺,比起德黑兰会议上制定的条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使中国不再在国际上遭受屈辱的强烈愿望。1937年,蒋介石抗日参战,其最高目标就是要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
  可是,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这个曾对中国作出过保证的人,却背叛了自己的诺言,放弃了他说过要支持的一切。
  需要指出的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国正在准备对日本开展大规模的空中进攻,原子弹也即将投入生产。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明白,他们不需苏联的帮助,就能击败日本。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总统不但没有与委贝长商量就签订了“雅尔塔协议”,而且还背着他对斯大林作出了一个许诺,即其中的内容暂不告诉蒋介石。
  至于什么时候再告诉他,斯大林回答说:“等我们从西线腾出一些部队,往远东调去二十五个师时……就可以同蒋介石元帅谈这些事情了,”
  这个秘密保守得十分严密。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后来承认,他都是在事后七个月才知道雅尔塔会议的远东条款,虽然他当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1945年3月2日,罗斯福在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的情况时,若无其事他说:“很自然,这次会议只涉及欧洲的战争和欧洲的政治问题,与太平洋战争无关,”
  尽管采取了种种保密措施,有关牺牲中国的传闻还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里。极度不安的赫尔利大使在雅尔塔会议结束大约一周之后,于2月19日离开重庆回到了华盛顿。在白宫,总统把雅尔塔协议给赫尔利看了。
  3月6日,当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拍电报给赫尔利求见总统时,这位大使仍在华盛顿。宋子文得到的答复是,在既定的旧金山会议召开之前,来不及进行有益的会谈。旧金山会议定于4月25日召开,将讨论建立联合国的事。这时,蒋介石已经得到了有关雅尔塔会议相当准确的情报。于是,宋子文3月10日又给罗斯福的私人助手哈里·霍普金斯拍了一封电报。
  在给赫尔利的电报中,没有提及雅尔塔会议。而给霍普金斯的电报则提到了此事。宋子文提出他将以代理总理而不是外交部长的身份访美。
  宋子文的电报没有得到答复,他的访问被推迟到了旧金山会议之后。在这次会议之前,福兰克林·F·罗斯福就于4月12日死去了。
  此时,蒋介石对于他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有了一个十分清楚的认识。他的心思已完全扑在了中国战后的权力斗争上。他感到未日就要到来了。在他看来,不管美国人会施加什么样的压力,接受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都将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样无异于不战而败。
  他必须争取时间,必须在敌对状态结束之后争取足够的时间,以使自己处于必胜的位置。但是,同时他还必须稳住美国人,他们一直在抱怨他的政府不民主,并且正逐步倾向于支持他的对头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委员长一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主持着他那个懒惰低效的政府。
  现在,他要让人们看到,他并没有失去他的政治技巧和果断决策的权力。3月1日,他宣布“国民大会”将于11月12日召开,以推行“宪政”。一旦推行宪政之后,一切政党就是平等的了。即使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也可以参政,但是最终的决策权力和责任仍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
  蒋介石是从领土和权力两方面去考虑的。一旦日本人撤走,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至少在名义上将由国民党控制。通过继续把持政府,他便可以得到组织地方行政机构的权力,进而控制“国民大会”的代表人选。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自然看穿了这套把戏,并在3月9日指责整个方案是一个“欺骗性的分裂中国”的计划。专门处理麻烦事的周恩来退出了由赫尔利发起的会谈。…
  然而,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建议的政治措施,还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但他们首先必须制定一个适用于今后这段关键时期的政策。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在延安召开,会议一直开到6月11日。
  这时,共产党宣布,他们已作好了重新与国民党谈判的准备,甚至可以按蒋介石的条件有保留地参加政治活动。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现在控制的解放区已有9550万人口,在这些解放区里,“地方的联合政府已经或者正在由人民选出”。毛泽东还说他们的军队有91万兵力,另外还有220万民兵。对此,蒋介石和美国情报机关有不同的估计。蒋介石的估计是,共产党有30万武装军队。而美国情报机关估计共产党有47万5千兵力、20万7千条枪支。
  当中共代表大会仍在进行时,国民党也召开了它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从5月5日一直开到21日。自然,蒋介石再次当选为党的总裁。“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确定在11月12日。
  会议向共产党作出了一个让步:即同意通过立法使一切政党获得合法地位。而有关“国民大会”参加成员的重要问题,则留待“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这个会议上一切党派都将有代表参加。”7月1日,一个由国民党成员和民主同盟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飞抵延安。但是,他们从延安带回来的答复,却没有让蒋介石满意。
  毛泽东建议,推迟国民大会的召开,中国的各大政党应该开会讨论建立一个临时的联合政府。这样一来,僵持仍在继续。
  蒋介石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从寄托于国际的已破碎的希望中,再捞回一些东西。
  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总统,于5月26日把哈里·霍普金斯(又是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派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告诉他,苏联人已准备好于8月8日开始在中国作战。但是,在中苏定立条约之前,他们不会参战。
  他声称支持蒋介石作为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的人,至于领土,他对满洲和新疆都没有任何企图。他甚至准备让国民党的代表在由苏军占领的满洲地区组织地方政府。6月15日,赫尔利拜见蒋介石,向他正式通报了雅尔塔会议的协定。
  美国决定牺牲中国、支持在满洲的俄国人的消息,显然震动了蒋介石。但他保持了平静,他建议,中苏签定任何协议都应有美国和英国参加,大连港的海军基地应由四国联合处置,而且英美应该参加中苏移交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讨论。
  如果赫尔利回答时的态度还不算冷淡的话,那么他的答复本身则是冷冰冰的——美国政府将遵守雅尔塔协议。蒋介石的建议没有一个是可以接受的。
  于是,蒋介石召见宋子文,向他下达了几点简要的指示,并派他前往莫斯科。6月下旬,宋子文抵达莫斯科,这位外交部长此行的目的是反映委员长的立场。
  尽管中国处于弱势,但宋子文仍不愿让步,这也是蒋介石的意思。宋子文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一周的会谈,但是双方的分歧之大,一如当初。7月14日,斯大林去参加波茨坦会议,宋子文也回到了重庆。
  由于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样倾向于妥协,因此,他想使美国在满洲问题上也有一个发言权,于是他要求斯大林同意使大连成为一个“自由港”。当蒋介石听说这件事之后,他得到了一点安慰,因为杜鲁门毕竟有意要满足他的一些要求,而在赫尔利那里,这些要求都被断然拒绝了。
  8月7日,宋子文率领一个新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这一次,他是作为总理前往的,随行的还有新上任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
  这时的形势正在迅速地发展。就在一天之前的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两天之后,第二颗原子弹落在了长崎。由于相信有杜鲁门的支持,所以宋子文和王世杰开始时的态度都十分坚决。
  这些事情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之后,我在台北见到了王世杰。他告诉我,他当时曾要求斯大林作出一个具体的保证,但斯大林却反问道:“你们想让我干什么?去打毛泽东吗?”王世杰反驳说,他要求俄国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们必须保证,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政治上或物质上的援助,这种援助都应提供给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答应了。但是,到了最后,宋子文却拒绝在由莫洛托夫起草的新协议上签字。王世杰博士看到这件事已别无选择,便在虚线上签了字。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苛刻的协定:中国人允许苏联将大连港作为海军基地使用,同意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口,答应外蒙古的地位由公民投票决定(苏联人后来控制了这次投票),并且同意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反过来,斯大林只作了一些没有什么约束力的保证,即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拖到这时,社鲁门才作出了一个已为时过晚的决定。他想采取军事行动,抢在苏联控制东北之前占领此地。8月11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马上准备占领大连和朝鲜的汉城,“如果那时这两个港口还没有被苏联军队夺走。”然而,一周之后,这项命令便被取消了,因为苏联军队已抢先到达了大连,并牢牢地控制了东北。
  当中苏会谈仍在莫斯科进行时,日本内阁已提出投降。接受投降是在8月14日——中苏条约签订的当天。9月2日,在停靠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
  对中国而言,一场战争结束了,而另一场战争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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